“写一种社会的痛”
近日，网上对作家贾平凹一片讨伐声，批评他的新作《极花》是为拐卖妇女辩护。贾平凹回应说，《极花》写的是被拐卖妇女的苦难，“对于当下农村，我确实怀着两难的心情，这不是歌颂与批判、积极与保守的问题。我就是在两难之间写出一种社会的痛和人性的复杂。”
对于《极花》来说，女性的主体性早已被惊人地漠视，她们的牺牲仿佛理所当然。
漫画/王鹏
在长篇新作《极花》中，贾平凹出其不意地以“妇女拐卖”为叙事焦点，充分表达他由来已久的对于乡村命运的现实关切。然而，小说鲜明的情感倾向与略显偏执的想象性方案，却也不经意间冒犯了大众的性别观念，从而引出一系列的伦理争议。事实上，这是小说所试图切入的问题视阈，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但小说本身，却在城市与乡村，女性主体与农村命运之间，构成了一种深切的情感矛盾与伦理困境。
一方面，作为文本的正义，贾平凹显然是极为痛恨乡村的原始、蛮荒，以及人心险恶的。《极花》中大西北这个不知名的硷畔，虽是现代文明的一块“飞地”，但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今乡村之“恶”的集大成。在这个只有破破烂烂的土窑洞和一些只长着消化器官和性器官的光棍们的村子里，人们的生命无比卑微。但另一方面，作为乡愁的呈现，《极花》又对乡村的命运抱有深切的同情。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于乡村的根深蒂固的情感认同，《极花》中硷畔的野蛮便有了自己合理的解释。整部小说虽以乡村蛮荒之地为背景展开，但批判的矛头却分明指向的是从未出场的城市。在贾平凹看来，乡村之恶的根源不在自身，而在于城市对乡村的掠夺与无情挤压。正如作者所言的，“中国大转型年代，发生了有史以来人口最大的迁徙潮，进城去，几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拥聚。而偏远区域，那些没能力也没技术和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他们依赖着土地能解决温饱，却无法娶妻生子。”他将农村的“剩男悲剧”归咎为城乡迁徙，尤其是城市对于乡村女性的掠夺。
而从主人公胡蝶的角度来看，她作为进城的乡村妇女，其行动本身便是城市掠夺乡村的具体表现。小说中，农村女孩胡蝶随母亲来到城市，靠捡废品维持生计并供弟弟读书。她在城市的边缘苦苦挣扎，却也不忘自己的小小虚荣。对她来说，城市的真皮高跟鞋，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物的迷恋，见证着城市的诱惑将一个可怜的乡村姑娘牢牢捕获的完整过程。这也难怪，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城乡的巨大差距已然清晰，而乡村的贫困所表征的屈辱也早已令人尊严丧尽。当此之时，挖空心思去做一个城里人，怎么可能不是乡村姑娘的毕生夙愿？然而也正是这种对城市的渴望导致了胡蝶的被骗，这个轻信城市谎言的幼稚之人，为自己的盲目付出了代价，并使其永堕乡村的无底深渊。
但接下来的故事，似乎有了另外一层解释的可能。小说其实意在强调乡村女性对城市的向往本身所包含的罪孽。《极花》的讽喻意义也在于，主人公胡蝶被城市消费文化所裹挟，而丧失了认清自己真正需求的能力，但在她一番苦痛的挣扎和精神历险之后，反而在被拐卖的处境之中意外地体认到自己的真正位置，进而获得一种无可奈何的精神认同。小说中，胡蝶于惨烈的创痛中重新建立自己与乡村的血肉联系，这也是一个可怜的女性在绝境之中对命运屈服的过程。在此之中，原本是乡村的逃离者，却带着永远无法摆脱的负罪，又重新绝望地回到了乡村。于是“拐卖”之于胡蝶，就变得意义含混起来，它仿佛就是欠缺教训的乡村之女所理应领受的人性功课。这究竟是一种自我认同的复归，还是新的压迫的轮回？无疑是值得讨论的。
其实，我们从胡蝶无奈的适应中分明读出的是一种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极端状态的偶然来临，对其无望的反抗，以及最后无可奈何的顺从，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她放弃自己对于城市的虚妄追求。就像小说所言的，“她已经闻不到臭了，或许是白皮松上乌鸦天天在拉屎，已经习惯了臭味就不觉得驴粪的气味了。”小说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设置的“老老爷”这个神秘人物，他以神的名义出场，刻意突显某种“超拔”的力量，但其透露的“天机”却是让遭遇不幸的胡蝶安然认命。尽管这种安慰人心的方式，避免了女主人公以酷烈的方式自我毁弃，却终究无力救其于水火。或许作者真的以为，对于重新适应乡村生活的胡蝶来说，“睡到哪里都是睡在夜里”，一切没有什么不同。这无疑是在消极的意义上重新安放乡村女性所命定的位置，而这显然与五四以来人们所熟知的女性解放、个性自由的现代观念大异其趣。
对于《极花》来说，女性的主体性早已被惊人地漠视，她们的牺牲仿佛理所当然。这不得不让人思索小说的标题，故事中那束被虔诚供奉的风干的“极花”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它耗尽生命留存的植物标本，只为呈现一种永恒却了无生机的“美感”，这或许就是贾平凹为乡村女性所认定的命运。因而《极花》纵然在城市与乡村，女性主体与农村命运的关切之间，打开了通向情感矛盾与伦理困境的讨论空间，但其想象性的解决方案所包含的偏执还是令人倍感不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