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新一代顽主”之称的青年作家石一枫，近来出了本新书《世间已无陈金芳》，小说讲述了一个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姑娘终究无法摆脱原有阶层的故事，诙谐的语言中透着点悲凉。昨天，这位“小顽主“”接受京华时报专访时说，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不那么“自我”了，开始观察身边的人，去看看“陈金芳”们的生存状态，“相比于高加林（路遥《人生》中的人物），现在年轻人改变命运的机会更小了。”
写作经历
从写“自我”到观察身边人
“1979年生于北京，在出示身份证的情况下，没法冒充80后。太老了。1998年进入北京大学，没混成主流知识分子。太懒了。2005年起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没赶上揣本油印刊物就能骗吃骗睡的好时候。太迟了。改革的同龄人，没改革过别人，尽被别人改革了。太省心了。”
上面这段话是2009年，石一枫出版《红旗下的果儿》时写下的自我介绍，带着一股北京顽主的劲儿。生活中，他留给朋友的印象不太严肃，总是一副嬉笑怒骂样儿，他曾对此解释说：“我性格是不太正经，太正经了会让自己和别人都很累。”这些年，石一枫陆陆续续出了《b小调旧时光》《我在路上的时候最爱你》《恋恋北京》《我妹》等几本书，名气不算太大，文学圈评价“有才气”。
中学时代，石一枫就在《北京文学》上发表过文章，那时候喜欢看王朔和朱文，还有韩东，开始喜欢这些人说话的腔调，后来喜欢他们的姿势。受这些人的影响，在北大中文系上学时写了《楼上的清源》《请我吃盘猪头肉》《在王府井拉屎》等中短篇小说，单是名字就飘着一股戏谑的味儿。
不过，到了2014年写《世间已无陈金芳》时，石一枫的状态有点变了，不再叨叨我怎么样怎么样了，而是去看看身边的人是种什么状态，故事中的“我”是参与者，也是观察者。石一枫说：“可能是岁数越来越大吧，看待事物的角度会发生变化。其实，从《我妹》就开始变了，到了这本更加明显了。现在开始看到很多人的苦，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每种人都可能是喜剧，也可能是悲剧。”
关于新书
陈金芳的悲剧不仅是经历
《世间已无陈金芳》写了一个“北漂女孩”的奋斗、挣扎、追求以及梦想的幻灭。她幼时从农村转学到北京，因土气和虚荣受同学鄙视。时隔多年后，却变身为投资艺术品行业的成功商人，在光鲜亮丽的生活背后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最终谎言被揭开，她躲在城乡结合部的公寓里自杀未遂。
石一枫说，如果前几年写陈金芳这类人会带着嘲讽的姿态，“年轻人总是看不惯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她的这种虚荣和伪成功人士，我会去讽刺、挖苦，现在再看，有理解，有同情。”生活中，有不少人身上有陈金芳的影子，“他们想出人头地，不甘心自己的命运。他们不光想要钱，还想要艺术，还想要优雅。他们对生活的认识是那种主流的社会价值观，要在主流社会价值观中活成一个体面人。”
看到书名，容易让人联想到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写的那句“世间已无张居正”，石一枫说，两者并没什么太大联系，“就是世间已经没有陈金芳这个人的意思，透着点悲凉在里面。”石一枫觉得，陈金芳的悲剧不仅是经历，还有当下社会对“成功”只有一种认识，就是权、钱、名、利，缺乏对成功的多重理解。
文化上的落差更难弥补
《十月》杂志的编辑季亚娅把这部小说称作女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石一枫觉得美国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跟现在的中国有不少相像之处，“不只是盖茨比，像欧洲的于连、拉斯蒂涅这些文学形象都有相似之处。现在欧美文学作品里不会再有这类人了，社会中人的阶层基本已经固定了，现在流行的是《斯通纳》这种探讨人内心的东西。只有在中国社会这几十年的快速变革中，才会出现陈金芳这样的人。”
陈金芳不仅代表了一些北漂青年，她身上也有这代年轻人的共性，小说中陈金芳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只是想活得有点人样儿”。石一枫说：“在大城市有很多外来人员，他们来到这里图什么，不就是活得体面点儿，而且只能靠自我奋斗。包括北京本地的这代年轻人，生活的压力比过去都大。”
如果纵向地从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来看，“陈金芳”跟路遥《人生》中“高加林”有一定传承性，不同的是，经过这几十年的时代变化，社会更加复杂了。石一枫说：“比起高加林，现在年轻人改变命运的机会更小了。有可能活得非常好，比如说刘强东，比较遗憾的是只有出人头地这一条路。陈金芳的父辈们只要敢买张火车票，走出山沟，就可能成为第一代农民企业家，他们抓住机会的成本低，现在抓住机会的成本太高了。”
小说中，陈金芳跟“艺术”联系紧密，初入北京时迷恋大院内拉小提琴的“我”，后来成为艺术品投资商人，去大剧院看帕尔曼的音乐会时用颤抖的声音大喊“bravo！bravo!”不过，这些伪装却被老混混“b哥”一眼识破是虚张声势，沉不住气。石一枫说，把几个段落的故事用“艺术”串联起来是有意为之，“陈金芳追求的是美，是所谓的主流文化。在时代发展过程中，经济上的差异可以短时间弥补，但是弥补文化上的落差就没那么容易了。”
语言风格
作家应该有自己的腔调
相比于年轻时的作品，石一枫在这部小说中的语言克制了不少，但是那种戏谑的腔调依旧，“我觉得更多是跟我的生活有关，语言跟人是一体的，一个作家不可能掌握很多套语言系统，实际上他只能写好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腔调就是从小到大说话习惯的那个腔调。”石一枫说，他原来写短篇小说时尝试过“翻译体”等风格，但是在写中篇、长篇时是无法改变的。
正是基于这种语言风格，有人把石一枫称作“后王朔时代的北京顽主”或“新一代顽主”。石一枫说：“人家就这么叫，我也没什么太多的看法。可能就是语言风格和以前的北京作家比较接近吧。不过社会环境变了，顽主的时代也过去了，想顽也顽不起来了啊，比起那代人，我们这代人确实活得没什么想象力。”在中国的作家中，石一枫偏爱老舍、王朔，他们除了有自己的语言腔调，作品里写的不只是北京，还有中国的变化。
有读者觉得《世间已无陈金芳》有成为畅销书的潜力，而一直走传统文坛路线的石一枫是个被埋没的畅销书作家。石一枫笑着说“谁不想名利双收啊，只收利也行啊”，不过，他觉得自己的文学观还是传统的，跟时下流行的畅销读物不一样，“我觉得人物还是最重要的，第二是要有时代性，另外还应该写得有智慧。”
有人说，文学、作家在这个时代被“边缘化”了，石一枫不这么认为，他觉得现在文学反而回到了它应该有的位置上，作家先得把自己当成“正常人”。他透露接下来的创作还是以中篇小说为主，“相比于长篇，中国作家还是更擅长写中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