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生是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元代文学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教授，在他的带领下，北师大古籍研究所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元代文学研究中心。气温回暖的3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元代文化研究中心，记者见到了83岁高龄的李修生。他穿着随意而舒适，休闲外套、牛仔裤、运动鞋让他显得年轻，像是仅60多岁。
在随后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像一位和蔼的长者，会关心年轻学者，关心时事，关心记者的工作生活；会一遍遍地强调基础研究很重要，需要创造条件让年轻人安心工作，而治学研究贵在坚持。兴之所起，他会带记者看著作；说到高兴激动处，也会不自觉敲打桌子……岁月沉淀的大家风度、学者的可爱在这位用一辈子的时间专注古典文学、元代文学研究的老人身上有着最好的注解。
以全球视野重构中国文学史
记者：您最初为什么会对古典文学研究感兴趣？
李修生：我学生时代喜欢写作，最初喜欢的是现代文学，报考研究生时，因为老师的动员，才选了古代文学专业。当时教育部一度规定，不采用导师制，但我们还是指定了导师。李长之先生是我们的导师。先生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他开始是研究德国古典哲学，曾经着手编译黑格尔全集，后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一方面重视文献，一方面重视史的考察，这对我们影响很大。从研究生开始，我对古典文学有了兴趣。
不过，我后来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特别是元代文献整理和文学研究是有个过程的。1960年国家召开文科教材会议前，进行调研工作，我被抽调参加。继而，让北京大学郭锡良和我任中文组秘书。中文组组长先是南明史专家郭影秋先生，后是冯至先生。会议制定了中文系教学方案和参考书目。会后，就依据此方案编写教材，我又被派参加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编写组，因为年轻，研究生论文又做过明杂剧研究，所以我主要参加当时较少人研究的元代和元明清戏曲部分，由此我与元代文学结缘。
1980年我被推举为中文系副主任，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是系主任，1983年至1986年我任系主任。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12月，根据古籍有关专家的建议，按照中央精神，教育部正式行文，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全国首个古籍研究所，白寿彝任所长，启功、郭预衡任副所长。1987年，由我任古籍研究所所长，一直到1999年。从1988年开始，北师大古籍研究所就明确以元代古籍整理、研究为自己的科研方向。
记者：古籍研究比较枯燥，得整日埋首故纸堆中，您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还乐在其中？
李修生：（笑）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叫“士”，我认为《论语》是一部士的教科书，孔子怎么培养士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士先志”，“志于道”，“仁以为己任”。所以，龚自珍嘲笑读书“为稻粱谋”。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不同于士，但知识分子仍然存在事业感、使命感。我不知道自己如何评价自己，但我一直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而且我很喜欢古籍整理和研究，我觉得我还没有完成我应该做的工作。
记者：您的专著和主编的书很多，哪一本是您最满意的？哪本还留有遗憾？
李修生：最满意的还没写出来（笑），我正在陆续写一些重新认识元代的文章，或许这些文章会成为我最满意的。至于遗憾，因为时间限制等等原因，没有哪本书不留下遗憾。
记者：您曾提出，当下中国的学术研究包括元代研究，应重新构建一个新的符合中国文化路径发展的中国文学史。如何理解？
李修生：中国的学术研究，曾经以自己为中心，也曾经努力学习西方。现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古典文学研究也面临转折。搞研究应该有新的全球视野，既要重新审视西方理论，也要重新审视中国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也不认为照搬他们的理论是对的）。我们研究古代的目的是为了解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认识中国走过的路径。所以要在坚实的研究基础上，逐渐形成新的理念。特别应以新的全球眼光，对史料重新进行搜集、拣看，梳理出发展的脉络；要吸收过去的理论，但并不受其束缚，从而建立起一个更科学的理论。
《全元文》是对元研究新起点
记者：断代文学史研究成就最突出的是元代文学研究，在您的研究成果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元代，为什么您会专注研究被称为中国文化转折时代的元代？而且您一再呼吁，元代文学研究要重视元史研究成果，为什么？
李修生：我从文学史、戏曲研究到坚定把元代文学研究作为自己主要研究方向，主要是希望能把研究范围缩小，能够做的专一点，做的精一点。
元史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最有成就的部分之一，值得我们搞元代文学的学习。在社会上和古代文学研究中，对元代的陈旧观念还很多。长期以来，对元代偏见比较多，似乎元代文学只有元曲独领风骚，而且学术界习惯性用民族压迫、阶级压迫来分析元代文学，似乎那是文学史上的黑暗时代。但元代是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折期。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明、清两朝发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元代儒学、道教、喇嘛教、伊斯兰教等多种文化并存，中西文化交流有重要发展。作为一个多民族相互融合的时代，其文化具还有多民族的特点。
记者：您主编的《全元文》被认为是本世纪初古籍整理的一项辉煌成果。北师大古籍研究所也因此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元代文史研究中心，您能谈一谈这一成果吗？
李修生：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要各校明确古籍研究方向，北大以宋为主，南大以唐为主，复旦以明为主，因为当时我以元代为自己主要研究方向，在校领导支持下，北师大古籍研究所以元代古籍整理、研究为方向。
当时《全元戏曲》、《全元散曲》都已经结集出版了，所以我提出编《全元文》。1990年《全元文》经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批准列为“八五”重点项目，后来一直列入国家规划重点项目。周林、白寿彝、钟敬文、启功、刘乃和、郭预衡等先生任顾问，北师大古籍研究所老中青学者群体及国内部分专家编纂，至2004年全部出齐。2015年，又完成编索引等后期工作，历时16年。
《全元文》共61册，1880卷《全元文》收集元代用汉文撰写的文章，包括了除诗、词、曲、谣谚、小说以外的一切散文、骈文、辞赋等。所收作家的时间范围，前承金和南宋，后与明代相接。粗略统计，《全元文》所收作者达3200余人，文章有35000多篇，总字数约2800万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邓绍基先生曾评价说，“今存元人诗文作者有别集传世之人不足300人，今通过编纂《全元文》，搜集有文传世的作者多达3200余人，这是一笔可贵的文化遗产，也为广大学术研究者带来了方便”。蔡美彪先生认为，对元代的研究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记者：与唐宋文整理相比，元文整理几乎没有前人的成果可以借鉴。您曾说，“从开始工作，就怀着临渊履冰地心情”，您能谈谈遇到过什么特别的困难吗？
李修生：虽然，元文文献比明清少，但元文最难懂。由于当时多种文化并存，元文中通俗语多，有很多简体字，但元文也最爱学古，故意做的古文很多，而且少数民族语言对元文也有影响，元文是比较难读的。而且元史是最复杂的，白寿彝先生认为我做《全元文》好大胆，大家怕最后项目虎头蛇尾。所以，我一直怀着临渊履冰地心情。《全元文》完成后，我觉得还有一些补正的工作要做。《全元文》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建设”。
记者：元代文学文献整理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您曾表示，辨伪、校勘、注释等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按作家、文献、地域、时期进行整理和研究还都是“刚起步”，为什么？
李修生：元代是我国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对了解中国路径非常关键。我们对元代的研究是进了一步，但从学术界来说，《全元文》只是对元代研究的新起点。
最欣慰一生都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记者：近些年来古籍整理和研究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出现下降趋势，特别是甘于奉献而又有扎实学术根底的中青年学者匮乏。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对年轻的研究学者，您有什么忠告吗？
李修生：这一现象大家都很关注，我也很着急担心。基础研究很重要，古籍整理和研究需要学者能认真整理材料，哪怕是已有研究成果的材料，也要研究者重新回到材料，自己整理和研究，才能出好成果。
现在我们很缺乏能耐得住坐“冷板凳”、认真做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年轻学者。但我认为，不能因此责备他们，主要还是考核机制和社会大环境问题。希望有关部门能给研究部门更好的规划，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条件，能使年轻的研究学者安心、扎实地从材料出发，认真做调查研究，获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记者：您的研究成果很多，您的时间是怎么挤出来的？目前，您还在授课吗？正在做或计划做什么方面的研究和工作？
李修生：我不爱“开大夜车”，搞研究时间总能挤出来。学贵以专，做研究要处理好“专”与“博”的关系，越是搞微观的人，越需要宏观认识。但要提醒的是，时间支配上要处理好“专”与“博”，要把主要精力用在“专”上，坚持最重要，假如你十年研究某个问题，长年累月的积累你肯定能成为这一领域最有发言权的专家。
目前我没授课了，但还在写一些东西。去年我受约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国文学卷的编委，负责主编元代文学部分，计划明年出版；去年我还受约任《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的编委，按计今年出版；我原来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宋辽金元卷）、（明清卷），两册共约40万字，今年也将完成修订出版；主编的中华大典戏曲卷，按计划今年也将出版。《全元文》也将补正，预计一千万字左右，不过还没正式开始做。
廉靖乐业，是一种值得追求的境界。做一点是一点，我很高兴能做自己喜欢的事，还特别想再多写一些有关元代的研究文章，能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元代。
记者：退休后，您是怎么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的？您能介绍下除了做研究，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李修生：去年我还能连续工作，今年不行了，但仍然每天工作。一般上午、下午各工作一个半小时左右。晚上有时看看电视，主要是看体育比赛和一些放松心情的节目。因为我喜欢体育，当然也爱听音乐。
以前在学校读书时我每天跑三千米的，跑完了还去打篮球（笑），身体基础还行！
我在做《全元文》项目时已开始用电脑写作了，现在手机发短信、打电话、上微信都没问题（笑）。
记者：您已83岁高龄了，身体怎么样？能谈谈您的养生秘诀吗？
李修生：（笑）我的身体目前还不错，但人老了，必然会出现问题，这是自然规律，人又岂能料乎？要尊重自然规律。养生秘诀没有，不过我还比较注意身体，我不抽烟，酒也只是喝少量，至于饮食倒是很注意多样性，水果、杂粮什么的都吃。可能坚持的比较好的就是锻炼了。你们年轻人不是很流行每天的步行计数嘛，无论事情多不多，我基本坚持平均每天步行1万步左右，而且并不只是在校园里散步，每周还会去“走山”，去香山的坡路上走走（笑）。
很多人说，太忙了，没时间锻炼，这是不对的。只要你选好了自己感兴趣的锻炼方式，又能长期坚持下去，形成了习惯，自然而然能“挤”出时间来锻炼了，不锻炼反而难受了！
记者：回望过去，您最欣慰和最遗憾的是什么？
李修生：最欣慰的是，六十多年来，自己一直都没脱离专业的岗位，一直能从史的角度对元代文学、戏曲进行研究工作，而且现在还有人找我做这两方面的事情（笑），一生都做自己喜欢的事太难得了，我很开心。
最遗憾的是，随着年岁增长，自己对一些学术问题有了一些体会，但自己也老了，做研究的速度变慢了，很多想法不能很快形成文字。2011年开始，我计划每年写两篇论文，但目前完成发表的只有五六篇。如果可能，希望今后能多写点。
人物小传
李修生，1933年生。1954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57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毕业。曾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现为全国古籍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元代文学学会（筹）会长等，是著名中国文学史、元代文学研究家。
其专著和主编的著作包括《中国文学史纲要》（宋辽金元卷）、（明清卷）、《元杂剧史》、《古本戏曲剧目提要》、《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之《辽金元文学研究》卷（与查洪德共同主编）、《全元文》等。其中，参加了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该书获国家教委特等奖）；他主编的《全元文》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古本戏曲剧目提要》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