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靳勒带村民在北京参观。
“靳老师的朋友圈都是美术界的，没有抓钱的人。如果认识个什么局的，村里多多少少变个样子。”老村长靳同生用指头抹了抹烟灰说
从2009年美术馆建起来到现在，靳勒说自己前后在村里投入近20万元，雕塑的搬运、村民进京的食宿、艺术家的往来接待都是他自掏腰包。“靳老师如今也投不动了。”晒太阳的村民七嘴八舌地说。
老村长靳同生说起对面村的传说。前些年，一个银行行长坐车经过，遭遇了车祸，一个村民救了他。为了感谢这个村民，行长给村里投了200万元开了工厂，全村人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靳老师的朋友圈都是美术界的，没有抓钱的人。如果认识个什么局的，村里多多少少变个样子。”老村长靳同生用指头抹了抹烟灰说：“变化有，作用不大。”
靳勒的三娘刘西花畅想，如果有一天，村里真有了钱，比起建陶瓷厂，腿脚不好的她更希望能先把家里的危房修一修。比起在村里建美术馆，她也更希望有个老板投一笔钱，在村里建个工厂，给人们点实在的好处。
“靳老师花了这么多心血，我们得尽量支持。” 一个妇女说。对于没有经济利益的失落，村民不对靳勒提及。被问及是否愿意从事艺术活动时，几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纷纷表示：“愿意，都是自愿的。”
“嘴上说支持，做事都叫不来人。”靳海禄直率地说，为了接待外来客人，靳勒给每家买了一个电水壶，但艺术家们还常常没水喝。“都来我这里喝，烦得很。”老人皱着眉头说，随即像想起了什么似地问记者，“你喝水不？”
村里2014年才通上自来水，在此之前，只能下山挑水吃，水是咸的，几乎人人喝得牙齿红黑、牙床发紫。2007年，借一次艺术活动的机会，靳勒带着4个村民免费去了趟德国。
在美术馆参观时，天空突下大雨，68岁的靳女女转身看着窗外的雨水出神。德国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要看下雨？”他回答：“我的家乡半年没下过一滴雨了。”对方又问：“那你觉得艺术和雨水哪个重要？”他说，“艺术重要。雨水比艺术更重要。”
“十天不下雨，碗大的桃子干得跟个核桃一样，啥也收不上来！”坐在墙皮开裂的土屋里，头戴解放帽的靳女女说，现在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种花椒，摘下来晒干拿到山下卖，一斤两三块钱。收成好的时候，一年收入也不过几千元。
虽然收入不多，但村民家家都有保险箱。这是一位艺术家送的，也是“一起飞”项目中的一个，最终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开箱验货”，看看这个贫困地区的人们往里面放了什么。
靳女女把护照、德国行赠送的画册、一张5美元、一张10欧元的钞票、几张别人送的报纸小心收好，放进了保险箱，尽管他只认得自己的名字。
很长一段时间里，出过国的4人成了十里八村的红人。他们对村民讲起坐飞机的感觉，“起时候一扬，落地时平稳”。羡慕地说起德国农民的幸福生活，“收麦子、打药都有机器，地上坡是平的，家家都有小汽车”。
村里的热闹随着阳光散去，几个兴奋的城里人转上山梁，互相喊话，体会“通讯基本靠吼”的感觉。村民回到家里，舍不得点灯，却几乎家家开着电视机。老人最喜欢的节目是《新闻联播》，觉得今年的春晚“好得很”。
有人总是开心地笑着，因为3个孩子都出去读书了，再也不用回山沟沟。也有人对记者抱怨女儿大学的专业“项目管理”，他不太满意：“我觉得女孩儿学美容美发最好。”
在靳勒看来，变化已经发生。“有了美术馆后，交流多了，他们更了解外面的世界，也自信起来。”
2月28日，媒体人江雪为石节子众筹的小卖铺在靳勒家院里开业，作为全村最有文化的老人，靳海禄端坐桌前，左手秤盘，右手算盘，身后的旧木架上放着洗洁精、牙膏、洗衣粉、矿泉水等商品。开业第一天，进的1100多元货几乎全部卖完了。
在这里也可以买到靳勒制作的石节子花椒。一两一包的小袋包装，上面带有石节子标识和编号，商标是靳勒的“壁虎人”形象。曾有艺术家提出要帮村民卖花椒，结果被靳勒“在电话里骂了一顿，见面又骂了一顿”，因为“卖花椒是靳老师的作品”。
去过县政府的李保元相信，提高石节子的知名度，争取政府支持才是发展的正解。“政府还没有认识到艺术的作用。” 他天真地认为，只要美术馆办起来，村子就不会消失，“村里的人走了，外面的人再进来嘛”。
去年七八月，乡里把石节子村上报到省里，靳勒不知道项目的名字。如果项目获批，石节子将获得复原原貌的支持，获得约90万元资金，整修土坯房。当时在任的乡党委书记王玉峰说，希望由此把石节子打造成秦安县的旅游景点。
而靳勒想做的，从来就不是扶贫。他承认，艺术家和村民的思维时常不在一个频道上，村民考虑富起来，而艺术家希望促进人思考，意识到个人的价值。
在靳勒父母家旁边的窑洞里，几条长着靳勒头颅、虫子躯体的雕塑匍匐在地。这些“虫人”曾在北京798开展，当时，8名石节子村民受邀来到北京，为虫人光秃秃的身子穿上从家里带去的粗布衣服。
“因为这就是我的状态，我就是这样爬行在土地上的。”靳勒解释道。30年前，他作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走出这个贫穷的山村，转而成了班上最穷的学生。
他为城里人发烟忽略了自己而介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内心饱尝了农民进城的自卑。这位52岁的艺术家光头、蓄须，很少眨眼睛，连笑容都不可亲。
他相信正打工的年轻人也在经历这种自卑：“他们逃离村庄，加入到建设都市的大潮中。他们可以为你盖房，为你洗脚，为你保安，可以全心全意地为你服务。”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长期匍伏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农民，如今当了家，也做了主吗？”在名为《主人》的“虫人”展览序言中，靳勒写道。有评论称他的作品“触摸到了中国农民的生存困境”。
像是与自己较劲儿，从2005年起，靳勒开始尝试把当代艺术带回村庄。他用金箔纸包裹黑漆漆的老农具，邀请艺术团为村民办春晚，让国外艺术家与村民交流戏剧，把每一户裂缝的土坯房都视为美术馆的一个“分馆”。
村民出于“搞艺术能吃猪肉、能旅游”的考虑，推举靳勒当村长。他犹豫了一下，同意了。“学了艺术，没有其他的能力，父母在哪儿家在哪儿。”今年已是他当村长的第7个年头。
“以社会环境作为背景，以人的生存作为作品，在贫穷的底色上涂上艺术颜料，石节子就是靳老师的乌托邦。”艺术家成林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靳勒想用艺术的方式搭建平台，看看在农村衰败的路上，艺术的手能起多大作用。
在靳勒看来，变化已经发生。“大家总是觉得自己比不上外面的人，有时候见到外人连话都不敢说。有了美术馆后，交流多了，他们更了解外面的世界，也自信起来。”靳勒说。
而在物质上，他希望村子尽可能保持原始的生态，比如为了让洗澡水二次利用，他提出洗澡不用化学制剂的设想：“用泥土或者路边的草擦一擦，说不定对身体更好。”
今年元旦，艺术家成林带了一只羊进村，在杨阿姨家请全村人吃羊肉泡馍。那是她家多年来最热闹的一次，也是今年以来村里人聚得最齐的一次了
沿着通往城里的路，过完年的年轻人离家打工了。黄土沟壑的背景下，公路边偶尔出现的整容广告牌宣示着城市的气息——欧美模特精致的脸旁边，写着“用美改变一座城”。
红强又成了全村人的孩子。胖墩墩的他表情阴郁，气场强大，常捏着喝完的饮料瓶在村里到处溜达。全村的狗都怕他，全村的人都爱逗他。
5年前，他陪着艺术家朱殿琼完成了个人作品展《等待》。在石节子干旱的春天里，朱殿琼和红强、还有一只牧羊犬一起坐在路边，鼻头晒得脱了好几层皮，作品的内容就是，在石节子等一场雨。一个多月以后，雨水落了几分钟，艺术家起身走了，作品完成。
而村里人还在等待。李保元在等政府的支持，他相信“政府还没有认识到艺术的作用”。他天真地认为，只要美术馆办起来，村子就不会消失，“村里的人走了，外面的人再进来嘛”。
今年元旦，艺术家成林带了一只羊进村，在杨阿姨家请全村人吃羊肉泡馍。大家坐在院子里，吃肉喝酒，连素来自觉“低人一等”的孙连成和杨菊秀也上了桌。那是她家多年来最热闹的一次，也是今年以来，村里人聚得最齐的一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