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与民同乐
元宵节在宋代发展成最热闹的世俗狂欢节，跟市民文化的兴起、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宋政府对元宵闹花灯的赞助是息息相关的。
与元代“每值元夕，虽市井之间，灯火亦禁”、明朝因“正月上元日，军民妇女出游街巷，自夜达旦，男女混淆”而“痛加禁约，以正风俗”的做法不同，宋政府对于元宵节的国民狂欢表现得非常宽容，诚如宋太祖所言，“宜纵士民之行乐”。
南宋时，依照惯例，元宵期间，临安府会蠲免公租房的三日租金；从正月十四日起，官府每天都要给各支歌舞队发钱发酒，以资犒赏；每至傍晚，临安府还要差人到各家各户询问：点灯的油烛是否够用。若不够，官府“各给钱酒油烛，多寡有差”，领取酒、烛到升旸宫，领取钱到春风楼。
到了放灯最后一夜，即正月十八日晚上，临安府尹要出来拜会市民。每当这个时候，府尹大人就坐着小轿，在舞队的簇拥下，招摇过市，“箫鼓振作，耳目不暇给”。临安政府的“吏魁”跟在小轿后，背着一个大布袋，里面装的都是“会子”（纸币），每遇到在杭州城做生意的商民，便给他们派钱，每人数十文，祝他们新年生意兴隆。这叫做“买市”。有一些狡黠的小商人，用小托盘放着梨、藕数片，在人群中钻来钻去，重复领赏，官府也不去计较。
宋朝的元宵节还有一个惯例：天子与民同乐，以示亲民。一首宋代小词写道：“奏舜乐，进尧杯，传宣车马上天街。君王喜与民同乐，八面三呼震地来。”说的便是宋朝皇帝在宣德门与民同过元宵的情景。每年的正月十四（或十五，或十六）之夜，皇帝都要“乘小辇，幸宣德门”，观赏花灯；随后，“驾登宣德楼”，宣德楼下早已搭好一个大露台，诸色艺人在露台上表演相扑、蹴鞠、百戏等节目，皇帝坐在楼上欣赏表演，“宫嫔嬉笑之声，下闻于外”；“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先到宣德门下的市民，得以近距离一睹上颜。
这时候，叫卖“市食盘架”的小贩守候在门外，等着赏灯的嫔妃宣唤，皇室中人叫买小吃零食，出手非常大方：“妃嫔内人而下，亦争买之，皆数倍得直，金珠磊落。”有些幸运的小贩，一夜之间就发了财，“有一夕而至富者”。
北宋徽宗年间，皇室还在皇城端门摆出御酒，叫“金瓯酒”，由光禄寺的近千名工作人员“把着金卮劝酒”。“那看灯的百姓，休问富贵贫贱老少尊卑，尽到端门下赐御酒一杯”。
元宵节宋朝君主登上宣德门楼看花灯，当然不是贪图声色享受，而是“秀亲民”，用宋仁宗的话来说：“朕非游观。与民同乐耳。”
防火 防盗 防走失
宋朝元夕放灯，“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人多得连找个喝酒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宋人描述说：“所谓车马往来、人看人者是也。都人欲为夜宴，则绝无可往处，人多故也。”这么多人涌上闹市，男女混杂，满城灯火，免不了要对当时的城市治理秩序与公众安全提出挑战。
元宵节最容易发生的意外主要是火灾、儿童走失与治安事故、刑事犯罪。
正月还是天干物燥的时节，又兼千家万户彻夜燃烛点灯、燃放烟花，一不小心，便会引发火患。诗人陈著有一首《元宵》诗写道：“火是人生日用资，难凭回禄做儿嬉。千灯照夜成何事，一点疏防万屋危。”便是提醒家人：元宵放灯之时要注意防火。
所幸宋朝已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消防制度，一百多万人口的杭州城配置有五六千名专职的消防官兵，每二三百步设一个巡察火警的哨岗，作为城市制高点的望火楼也是日夜有人值班瞭望，一旦发现哪处起火，立即拉响警报，附近的消防队很快出动救火。元宵放灯期间，宋政府当然更会注意火警，“分委府僚巡警风烛”。
热闹的上元夜，文静的仕女都出门赏灯了，好动的儿童又如何肯呆在家里？他们“拦街嬉耍，竟夕不眠”。但小孩子懵懂无知，人潮拥挤之下，极容易走失。宋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每一坊的巷口，在没有乐棚的地方，多设几处“小影观棚子”，里面放皮影戏，吸引小朋友进来观看，“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以引聚之”。
万众狂欢之际，也难免有人浑水摸鱼，或诱拐儿童，或偷劫财物，或调戏妇人。为防范这样的奸人趁火打劫，趁乱作案，宋政府在元宵夜会加强巡警，“命都辖房使臣等，分任地方，以缉奸盗”。凡热闹人多之处，皆点巨烛、松柴照路，亮如白昼。又派大量兵卒巡逻、站岗。宣德楼下，更是戒备森严，“两边皆禁卫排立”。
元宵放灯之期，设于京城的几个刑狱机构，也会张灯，“建净狱道场”，利用灯饰、图像演绎“狱户故事”，同时“陈列狱具”。这是对潜在不法分子的警示与威慑。京都的“元宵法制警示”最有意思：在“繁闹之地”点燃巨烛，“照耀如昼”，警卫押着囚犯数人，并有布幅纸板写明他们的犯罪行为：“某人为不合抢扑钗环，挨搪妇女。”意思是说，这些不法分子乘人不备抢夺观灯妇女的环钗饰物，或趁着人流如潮对观灯女性耍流氓。然后，京尹当众宣布对他们的法律惩罚。
实际上这是一场表演，那些被当众宣判的囚犯，并不是真的犯了盗抢财物与调戏妇女之罪，而是监狱里的犯人，被官府临时提出来充当一回“群众演员”，以配合官方的“元宵法制警示”。官府的用意，是“姑借此以警奸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