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演员脚踏近1米高的木跷围成“底座”，另三名演员跨坐在“底座”的肩膀之上搭起“二层楼”，48岁的王吉先双手倒立在这“二层楼”之上，搭起第“三层楼”。鼓声骤停，王吉先从“三层楼”上飞身而下，鼓声再起，一个“鲤鱼打挺”，王吉先脚踏双跷在舞台上跃然而立，舞台下掌声雷动。
从大年初一到初五，这样的桥段，每天都会在龙潭庙会上演两次。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王吉先和他的辽宁盖州高跷艺术团已经连续17年受邀参加龙潭庙会的花会表演，并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大花会中压轴出场。
大年初一，盖州高跷艺术团在龙潭庙会进行表演。京华时报记者张斌摄
48岁仍在挑战高难度
夸张的戏曲脸谱，大红大绿的艳丽服饰，近1米高的木跷绑在腿上却如履平地。王吉先和他的高跷艺术团一亮相，台下已一片欢腾。
今年是王吉先和他的团队第17年参加龙潭庙会的表演，近500平米的花会表演舞台是龙潭庙会上客流最集中的景点之一。据龙潭庙会主办方介绍，今年初一至初五，每天上下午两场超过1万人次在这个舞台下观看演出。
17年前，王吉先第一次在龙潭庙会登台，那时他的高跷艺术团已成立5年。1994年，王吉先在原“辽南戏剧团”的基础上组建了盖州高跷艺术团。一个刚刚20岁出头的小伙儿就自己组织起艺术团，当时身边很多人并不看好，但是于王吉先来说，不论成败，高跷表演都注定要成为他一生的追求。
“就是爱好这个，没办法。”王吉先也说不清为什么，也许是骨子里带着的热爱。从王吉先的曾祖父开始，王家人就与高跷结缘，王吉先的祖父、父亲、叔叔、伯父，也都痴迷高跷秧歌。
王吉先从小就跟着父亲、叔伯父踩高跷，不用特别去买跷，家里就有现成的。“即使是普通人绑上跷，两到三个小时都可以走，但是要想在跷上做动作，至少得三四年。”王吉先记得，13岁初踩高跷时，常常也会摔，从近1米高的跷上摔下来，鼻青脸肿是常有的事，但不管之前摔得多疼，踩上跷的那一刻，疼痛和恐惧都抛诸脑后。
在龙潭庙会的花会演出中，“三层楼”的桥段每天都要上演两次。观众的掌声和叫好声给了他胆量，“演员都是这样，反响越热烈，表演就越起劲儿。”王吉先痴迷其中，但艺术团里能完成这一高难度动作的，只有48岁的王吉先一人。
秧歌戏从乡村到城市
15岁时，每逢春节，王吉先就会跟着父亲、叔伯父走街串巷在家乡盖州的乡村表演，秧歌戏一般会从腊月二十三小年一直演到来年正月十五。
对于当年曾活跃在乡间的盖州高跷秧歌，站在龙潭庙会花会表演舞台之下的观众许青和王吉先有着一样的记忆。
今年33岁的许青还记得，在她小时候，每逢春节，都会有秧歌队来到村子里走街串巷表演。那时，秧歌队在乡村十分受欢迎，村子里的殷实人家和厂矿，在秧歌队上门时，还会奉上数十至上百元不等的“打赏”。
“那时活跃在乡间的秧歌队特别多。”王吉先说，和他的父辈一样，很多秧歌队的演员就是普通的农民，农时种地，到了春节农闲时，则会扭起秧歌“浪”起来。当时很多高跷秧歌还会配上一些民歌小调、小戏唱段来表现爱情故事，歌颂劳动生活。《锔大缸》《打渔杀家》《十八里相送》，一个个唱段古朴淳厚，炽烈豪放。
但是，到了2000年后，随着乡村人员的外流、乡企的凋敝，高跷秧歌戏在乡村已不多见。而随着一些老艺人的去世，新一代秧歌艺人稀缺，一些秧歌队也随之消失，即使是王吉先这样还活跃的高跷艺术团也不再到乡村去走街串巷了。
王吉先的高跷艺术团成立于1994年前后，那是在他被县文化馆选入“辽南戏剧团”几年之后，他和原团里的几名高跷演员共同成立了“盖州高跷艺术团”。但此时，乡村的土壤却越来越无力养育这项原本植根在乡间的艺术形式了，王吉先和他的团队也逐渐走上了“商演”之路。
“前几年春节时，我们也曾经试着在乡里面走街串巷演出。”王吉先说，过去秧歌队上门，主人家通常会开门笑脸相迎，但是现在秧歌队上门，有的看面子“打赏”个百八十块钱，有的干脆闭门不开。一大队浓妆艳抹的演员，吹吹打打来到门前，却被拒之门外，王吉先脸上抹不开，心里也过不去。
17个除夕夜漂泊在外
大年初三，北京的冬日虽不如东北那样凛冽，但是台下的观众大多身着棉衣或羽绒服御寒。而台上的演员却衣衫单薄。备演时，几个姑娘挤在后台的一间简易房里，围着电暖器取暖。40岁的高庆雨在表演中扮演小丑，为了效果，高庆雨上身只穿了一件开襟长卦，里面就是一件红色肚兜，和观众插科打诨中，不时裸露双肩，冲台下抛一个媚眼，顿时迎来欢声一片。
但台上的笑语欢颜只是艺人们的表演，台下的真实生活却是另一番场面。由于各种活动的表演场地，特别是庙会的表演场地通常设在室外，所以观众人数与天气情况密切相关，而观众情况又和演员收入密切相关。
王吉先还记得，艺术团最狼狈的一年，是有一年春节在杭州庙会上演出。那年赶上阴雨天，庙会里几乎没有什么游客，公园没收入，艺术团也没拿到演出费，他不得不自己垫付了演员的工资，赔了好几万元，但艺术团的演出并没有因此停下。
从1999年开始，王吉先带领盖州高跷秧歌艺术团连续17年参加北京龙潭庙会。从初一到初五，盖州高跷秧歌都是龙潭庙会上八大花会表演的压轴节目。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这17年的除夕夜，王吉先和他的艺术团都漂泊在外面。
和往年一样，腊月二十八艺术团进京后，王吉先在龙潭湖公园西北门外找了个地下旅馆。双人间一晚60元，王吉先和艺术团的24名演员全部住在这里。年夜饭，是王吉先的爱人在旅馆的公共小厨房里张罗的。
“大家坐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年就这样过去了。”王吉先说，女儿小时候就是这样跟着他在北京过年的，如今女儿女婿也是艺术团的演员，所以小外孙也是这样跟着父母在外面过年。
演员们的饮食十分简单，初四的晚餐是土豆片炒辣椒、白菜炖蘑菇，满满两大锅，演员们演出回来，王吉先的爱人已经准备好了晚餐。但多数人没有立刻吃，演员们累得躺在床上，脸上还带着演出时的妆容。
入选非遗并未带来改变
王吉先的艺术团可以称得上“王家班”，王吉先的父亲、叔叔、伯父、女儿、女婿都是其中的演员。而从曾祖父开始，王家五代人都没离开高跷秧歌。2008年，盖州高跷秧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扩展项目名录，2009年，王吉先的师傅王新惠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而王吉先自己也成为该非遗项目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王新惠今年80岁了，2009年获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时，老人已是古稀之年。在获知自己被评为非遗传承人时，老人感慨万千，从18岁开始学高跷一直到73岁，他从没想到自己竟然成了这门艺术的传承人，“这说明咱这门艺术得到国家的认可了，以后还可以继续传下去。”
但是，和很多非遗项目一样，盖州高跷同样面临着传承难的问题。在王吉先的高跷艺术团里，平均年龄超过40岁。
“老艺人逐渐老去，新生代接续不上。”王吉先觉得，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差在“钱”上。国家给予非遗项目的补助，王吉先至今未能领到。
“王家班”里的演员们，有演出的时候一天一人200元，忙活一个春节，一个演员连2000元都拿不上。而没有演出的时候，演员们更是任何收入都没有，所以他们除了节庆日参与演出，平时还要另谋生路。
由于节庆活动的表演需要，目前高跷秧歌在表演形式上更偏重高难度的杂技动作。十几年前，借鉴其他杂技团体的表现形式，王吉先在高跷秧歌“架象”基础上，创作出三层楼、飞人、孔雀开屏等高难度表演内容，赢得现代观众喜爱，但是传统高跷秧歌中的民歌小调、小戏唱段已经逐渐消失。
“过去在农村演出，一演就演上小半天，但商演的演出时间一般只有15-20分钟，追求的效果就是火爆、热烈。”王吉先说，唱段就是唱得再好，也没人听。而在他的艺术团里，已经几乎没有人能唱上几句了。
初五是龙潭庙会的最后一日，在结束下午的表演后，王吉先带着他的团队匆匆赶往四惠汽车站，满身疲累，在雨中挥别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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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州高跷秧歌
盖州高跷秧歌表演兴于明末清初，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据《盖平县志》记载，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盖州艺人在当地秧歌的基础上吸收高跷技艺，经过不断的发展丰富，自成一派，形成了盖州高跷秧歌。此后，盖州高跷秧歌通过向地方戏曲借鉴学习，逐渐发展成为熔歌、舞、戏为一炉的艺术形式，深受辽南乃至东北地区广大人民的喜爱。盖州也因此成为辽南高跷秧歌及东北大秧歌的发源地。
据了解，盖州高跷秧歌在清康熙乾隆年间十分兴盛，民国中期为盖州高跷秧歌的鼎盛时期，建国初期更为繁荣兴旺。民国中期至解放后，郭锡成等盖州高跷的“四大名旦”曾红极一时。
传统的盖州高跷秧歌人数不等，少者十几人，多者几十人，但必须以头跷（武丑）、二跷（武旦）、渔翁（老生）、老（彩旦）等“四梁四柱”为核心，配以生、旦、丑等人物进行表演，女角称为“上装”，男角称为“下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