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
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某些人习惯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或者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更有所谓批评家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面对这些文艺批评领域中出现的问题，本期“海上观潮”聚焦文艺批评如何发挥褒优贬劣、激浊扬清作用，批评家如何做到像鲁迅所说的那样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对话人】
张 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梁晓声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作家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南 帆 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雷 达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批评家
张江：首先应该申明，文艺批评可以也应该有肯定和表扬。对于文艺活动和文艺创作中有价值的探索和尝试，批评家敏锐地捕捉到，给予褒奖和赞扬，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文艺批评只有表扬，没有批评，尤其是这种表扬已经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文艺批评就落入了病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
批评是创作的“镜子”和“良药”
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看，批评与评论应该成为创作的路标，善意地引导并助推创作追求更高的价值和意义。
当文艺创作被单一的娱乐至上理念推着一路前行，那就离娱乐至死仅差一步，甚至可能是半步。这个时候，文艺批评与评论就要发挥诤友的作用，体现批评家的应有责任。
文艺创作与文艺评论和批评共同构成了相依相伴的和谐景象，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一枚钱币的两面一样。梁晓声：在文艺领域，文艺批评的作用，不只是关乎批评自身，它与创作也休戚相关。倘若批评失却了能动力，批评会沦为创作的酬和与附庸，创作也会失去反观的“镜子”和对症的“良药”。
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看，批评与评论应该成为创作的路标，善意地引导并助推创作追求更高的价值和意义。当下文艺面临丰繁而复杂的环境氛围，文艺创作或陷入单纯的市场偏向，或滑向一味的娱乐，批评与评论在其中担负着导向守护和肌体维护的重要工作。
文艺创作如果被单一的经济利益和市场效益牵着鼻子走，便会忽略文艺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殊精神价值亦即自身价值，甚至可能把社会效益置于脑后，或弃之不顾。如果这样，那文艺的意义不是大了，反而小了。因为缺失了精神价值与社会效益的创作，不仅会使文艺价值缺失，而且会使文艺自身迷失。
而当文艺创作被单一的娱乐至上理念推着一路前行，那就离娱乐至死仅差一步，甚至可能是半步。这个时候，文艺批评与评论就要发挥诤友的作用，体现批评家的应有责任。
因而，无论在什么时候，文艺评论的建设性功能、批评性作用都不能缺失。批评的缺席，不只是评论自身的悲哀，也是创作的悲哀，因为创作失去了良师益友的督查与告诫。
今日之世界，是文化、文艺极为多元的世界，今日之世界，是“平的”。
这意味着，当下中国的文艺评论家在履行批评职责，秉持批评立场时，对自身的水平也要求更高了。
这意味着，当下中国的文艺评论家在开展批评的过程中，对文艺的芜杂状态以及受众心理的分析，创作者的局限程度等，应有更为全面的了解，更为理性的叩问，更为善意的提醒，更为有力的指点迷津。
这意味着，创作者也应以更为良好的心态来对待文艺批评。只要肯定性的文艺评论，反感批评性的文艺评论，不是一个成熟的文艺创作者的应有表现。
文艺评论和批评，不是文艺创作的副产品，文艺批评家也不应俨然如文艺伞头一般盛气凌人。
我以为，文艺创作与文艺评论和批评共同构成了相依相伴的和谐景象，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一枚钱币的两面一样。
当下批评的三个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批评未能为健康的、向上的文艺创作护航，遑论引导；却对消解和撕裂民族认同，混淆和颠倒真善美、假恶丑的作品置若罔闻。这集中体现为：引进照搬多，分析批评少；微观研究多，宏观把握少；盲目求同多，自觉坚守少。
张江：文学艺术的批评，应该具有自己的主体性。不能允许这样一种现象，文学艺术家在台上表演，批评家在台下充当拉拉队，跟着吆喝。批评家不能只满足于当拉拉队，而应该有护航者的勇气和能力。当下文艺批评出现的问题，不能一味推脱给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还应该多在主观方面寻找原因。
陈众议：创作和批评组成了文艺这艘双桅船。批评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也即我国文艺创作的现状：有高原缺高峰。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批评未能为健康的、向上的文艺创作护航，遑论引导；却对消解和撕裂民族认同，混淆和颠倒真善美、假恶丑的作品置若罔闻。这或可从以下三个问题加以说明：
一是引进照搬多，分析批评少。
上世纪80年代不必说，即使近几年，只消稍稍点击一下关键词，你就会发现，相当一部分成果仍在不加批判地照搬西方学者的治学方法，乃至立场、观点。于是，多元、相对、狂欢或流散、互文、解构，甚至身体、创伤、空间等等，充斥学苑。犹如把小孩和脏水一起倒掉，批评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食洋不化。张江教授称之为“强制阐释”。其实这何尝不是自我强制、自我阉割？人云亦云、没有立场，更谈不上原创的方法和独特的观点，必然导致批评的阙如。而且批评界多少存在着一个误区，认为真正的学问必须避开马克思主义、淡化意识形态。殊不知淡化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二是微观研究多，宏观把握少。
季羡林先生在《神州文化集成·序》中认为，“东方重综合，西方重分析”。这当然是相对而言。谁说我们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经、史、子、集中没有分析？问题是，这些年来文艺批评不知不觉中习惯了钻牛角尖，似乎非如此便谈不上什么学问。这不是数典忘祖吗？在目下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批评著述中，“马尾巴功能式”的研究仍不在少数，以至于有批评家多年来津津于某个作家的某部作品的某些枝节问题，避重就轻、阿谀奉迎，或汲汲于蜜蜂式的重复和点厾。且不说重大的理论体系，即使是一般学术规律都乏人探询。譬如前辈学人、九叶诗人袁可嘉先生曾经用十二字概括西方现代主义，谓“片面的深刻性，深刻的片面性”；而回溯近一二十年，除了形形色色的机巧和五花八门的“后主义”，我们有多少这样建立在扎实辨章和深入考镜基础之上的概括和批评？
三是盲目求同多，自觉坚守少。
如今，世界主义在文艺批评中再度兴起，并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之后最重要的文化思潮，即“‘大破’之后的‘大立’”。它与跨国资本的全球发散有关，但间或伴有狭义文化和政治经济场域的某些一厢情愿。当然，也不排除别有用心者借此复制“皇帝的新装”；他们有意将歌德式的世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混为一谈，从而模糊了空想与科学的界限。马克思主义不相信脱离实际的世界主义，而只相信资本主义获得“国际性质”之后对民族文艺的践踏，从而使一切民族的文艺染上资本的色彩。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是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的，不是日常生活中、一般意义上的你好我好大家好。
总之，文艺批评作为价值理性和审美理性，应当讲道义、讲责任，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批评的实践需要理论的支撑
要建立“批评的理论”与“理论的批评”，打通当下批评与理论彼此隔绝的状态，为批评筑牢理论根基。
文学批评应当超越单纯的感受而进入理性思考。
深刻的文学批评擅长把判断寓于严谨的理论分析之中。这种判断的内容将远远超出“好”或者“不好”的范围。
张江：当然，理想的文艺批评绝不仅仅是“说实话”这么简单，在此基础上，批评还必须建立自己科学的审美标准和评判标准，从而超越一般读者的印象式或感受式批评。如此，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的结合就成为必要。我一直倡导，要建立“批评的理论”与“理论的批评”，打通当下批评与理论彼此隔绝的状态，为批评筑牢理论根基。
南帆：简单地说，文学批评乃是批评家对于作品、作家以及文学史的解释、分析、判断与评价。然而，大多数的解释、分析、判断与评价均存在相应的理论依据。文学批评应当超越单纯的感受而进入理性思考。仅仅依靠印象式或者感受式的把握，我们无法精确地确定事物的数量和质量。我们感到一座山峰的巍峨时并不意味着已经同时了解到了它的确切高度。审美也是如此。
相对于具体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体系显然更富有逻辑性，更为完整；其中的种种命题、概念互相呼应，互相证明。从象征、意象、音韵、格律到叙事、情节、人物、结构，从文化、历史、意识形态到心理、道德、风俗民情，各个方面的问题逐一纳入文学理论的视野。理论家显然更为注重公认的规律、既定的规范，强调经典的意义与秩序，强调权威的美学观念；这种状况无疑有效地维护了理论的稳定性、概括性，使文学理论能够以一种普遍观念的面目出现。另一方面，这种状况同时也可能不知不觉地产生某种理论的保守性。为了保护理论体系逻辑构造的完整，为了保护规律、规范、经典的既定地位，理论家常常会有意无意地拒绝考察与接受新型的文学作品，拒绝新型的文学规范和新型的文学经典。
二十世纪曾经被称之为理论的时代，理论资源前所未有地丰盛。许多理论蜂拥而入，无疑对于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不该简单地以为这仅仅是一些空头理论。事实上，理论深刻地规定了人们如何阐释世界。这种阐释不是一些悬空的概念排列，不是一种思辨的空转，而是可能经由各种渠道细微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其次，与此相应的另一面是，批评家必须对于理论如何与周围生活产生联系存在自觉的意识。学科的意义上，各种学说无非是理论长链之中的一环，但是，从一个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理论长链的终极目的仍然是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因此，既不能无知地蔑视理论，也不能急功近利地将理论庸俗化。
深刻的文学批评擅长把判断寓于严谨的理论分析之中。这种判断的内容将远远超出“好”或者“不好”的范围。批评选择哪一种理论模式，意味了批评家认为哪一个层面是作品的聚焦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学派强调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这两个范畴的辩证关系深刻地决定了批评家的判断方式。从精神分析学派、符号学派到神话原型批评、接受美学，每一种理论模式无不具有理解世界的独特路径。理论含量愈大，判断的必然性愈强。
相对文学理论的巍峨大厦，文学批评以灵活机动见长。文学理论所提供的观点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批评家不仅可以在批评实践中灵活地运用文学理论的种种观点，同时他们还可能根据接触到的作品对于种种理论观点进行重新审查，限定这些观点的时效与覆盖范围的半径。批评家更多地接触文学现状，更多地受到文学阅读的具体冲击，可能比文学理论更为及时地发现各种新的趋势。这个意义上说来，文学批评则反过来构成了文学理论的重要参考，甚至成为基础。
批评要有内在的批评精神
有没有胆识、勇气，是否敢于说真话、讲道理，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是有无批评精神的重要标识。
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当然，批评一定要落到点子上，不能为了批评而批评。毕竟，无论表扬还是批评，最终都是为了形成与创作的良性互动，推动文艺创作健康发展。
张江：一个优秀的批评家要有这样的定力：当他面对一部作品时，在他脑海中盘旋的，不应该是这部作品的作者名气大小、威望如何，以及人情、市场、金钱这类庸俗的问题，他的眼里应该只有作品本身，以及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评判标准。惟其如此，他才有资格堪称富有批评精神的批评家。
雷达：人们常说，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两者唇齿相依，不可偏废。因为文艺批评的繁荣与否，必将直接关系到文艺创作的繁荣与否。这已为中外文艺思潮史所反复证明了。但是，并非有了文艺批评的躯壳、外在形式就算是真正的文艺批评。文艺批评有效与否、有力与否、有无公信力，却要看它是否具有内在的批评精神。习总书记指出，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呢？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他又说，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他说，真理越辩越明；有了真正的批评，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越来越好。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这个时代不是缺少文艺批评，而是缺少好的文艺批评。怎样的文艺批评才算是好的文艺批评，或者，什么样的批评才是真正的批评呢？那就是要充分体现出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的功能，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要善于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也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出于“人情”，就不敢批评。
由此来看，有没有胆识、勇气，是否敢于说真话、讲道理，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是有无批评精神的重要标识。与此同时，批评精神还表现在，是否打磨好了批评这把“利器”，能否善于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来评判和鉴赏作品。也就是说，要真正科学地把握批评对象，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不断有新的发现，不然的话，虽有一腔热情和勇气，却又会出现“隔靴搔痒赞何益”的尴尬。
所以，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掌握好批评的标准，便成为问题的关键。能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评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外国文艺理论，研究梳理、弘扬创新中华美学精神，能否坚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就是今天理论批评工作者肩上的重担。批评的价值和意义说到底，就是发现真善美，弘扬真善美。鲁迅曾将批评的标准比喻为“圈子”。他说，任何批评者都离不开“圈子”，“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艺，发生了许多新变化，艺术生产力得以空前解放，作品的数量浩繁，网络文学发展惊人，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作品涌现，呈现出文艺生态的复杂多样性，这些都需要文艺批评来认识，来鉴别，来评判，来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文艺批评任重而道远。
张江：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当然，批评一定要落到点子上，不能为了批评而批评。毕竟，无论表扬还是批评，最终都是为了形成与创作的良性互动，推动文艺创作健康发展。当前，文艺批评不可谓不繁荣，但是，真正有效的批评还十分匮乏，真正能够对创作起到引领和指导作用的批评更是凤毛麟角。尤其是面对文艺创作的多元化、新趋势，如何提升文艺批评的有效性，是所有批评家应该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