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
发现甲骨出土之地——安阳
罗振玉祖籍为浙江上虞，1866年，他出生在江苏淮安。罗振玉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位十分特殊的人物，在诸多学术领域中，他有着开创之功和奠基之劳。但后来罗振玉以清朝遗民自居，追随末代皇帝溥仪，并出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长。他的这样一段历史也多为后人诟病。不过，在政治上的“失足”，并不能否认他对中国历史研究和传统文化保护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1902年，自从在刘鹗的家里接触到刻有上古文字的甲骨后，他就对此特别留意。1907年，罗振玉进入清朝学部后开始收藏甲骨，并深感其珍贵，为此大量搜求，个人毕生收藏甲骨达三万余片。
罗振玉在甲骨文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则是探明了甲骨出土之地：安阳小屯村。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为了找到甲骨的真正出土地，数年之间多方探询，终于在1908年得出甲骨确切的出土之地在河南的安阳洹滨的小屯村。之后他于1909年和1910年两次派胞弟罗振常和妻弟范兆昌去安阳小屯村收集甲骨，“虽龟屑不令遗。”
有了大量的甲骨，罗振玉开始了系统的考证甲骨文，在1910年出版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中，他释出单字近三百个，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1920年，年逾五十的罗振玉寓居天津，由于对甲骨文研究的逐渐深入，此时的他在书法上风格为之一变，由篆而人甲骨，不断临写揣摩，并用考释的甲骨文字编集楹联，短短的3天时间，居然撰写了一百多副对联。1921年，罗振玉将这些楹联整理成《集殷墟文字楹联》，由此开创了甲骨文书法。
罗振玉在抢救、保护古代文物和文献上的贡献，除了收藏整理甲骨，最令后人津津乐道的，则是罗振玉将内阁档案从书摊上三倍高价买回的故事。
1909年，清朝内阁大库突然崩塌一角，有人奏称，大库中无用旧档太多，请予焚毁，朝廷居然同意了这个请求。恰在此时，内阁大学士兼学部大臣张之洞打算成立京师图书馆，特地委派罗振玉到内阁大库挑拣书籍典册。罗振玉紧急上奏请求保存这批待销毁的档案，最终这些档案获准交由学部图书馆管理。1921年前后，北洋政府财政艰窘，便命令历史博物馆将放置在故宫的档案分两次作为废纸卖出。一天，罗振玉赴京办事，偶尔发现有人在书摊上出卖《洪承畴揭帖》和《高丽王进贡表》等古籍。追寻之下，他得知早先抢救下来的“大内档案”被卖了。在又气又急下，他当机立断，以三倍的高价一举买回了这批档案。
罗振玉根据考释的甲骨文创作的对联：三德六行大学教、五风十雨康年占（注：甲骨文的“十”，像一根用于记事的垂悬的绳子）。
王国维
用甲骨文考证《史记》
在提及罗振玉的甲骨文研究时，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人：王国维（1877-1927）。他们曾是莫逆之交，相互扶持，并各自成就了流传后世的学问。
20世纪初的上海，是各种新学与新知汇聚的地方。22岁的王国维在汪康年、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任抄写与校对。此后不久，《时务报》因言辞激烈被查封，主办东文学社的罗振玉因赏识王国维的才华，便让王国维到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兼做杂务，此后的交往中，对彼此才能都很欣赏的两人也迅速成为至交。
1911年11月，罗振玉和王国维联袂东渡日本。罗振玉将他收藏的图书、甲骨器物带到了日本，王国维的兴趣本来在西方哲学，到这时转向了国学。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罗振玉和王国维开始了学术上的讨论和思想上的真正交流。他们都对甲骨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过，两人的研究侧重点略有不同，罗振玉比较倚重对甲骨文的释析，而王国维则是通过这些文字的背后来考证殷商时期的社会历史。
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商朝第一位国君成汤居住在一个叫“亳”的地方，王国维从甲骨卜辞所刻的200多个地名中，找到了包括“亳”在内的“雍”、“曹”、“杞”等8处地名。后来，王国维写出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不久，他又写出一篇《续考》。在这两篇著作中，王国维考证了王亥、王恒、上甲等先公先王，证明史书的记载大体不误，还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报乙、报丙、报丁等在排列次序方面的错误。
王国维做学问的最大特点，是不局限于甲骨文字本身的研究，还把古文字学与古代史一起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对照历史，他创造并完善的研究方法“二重证据法”，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影响深远。
1916年，王国维回到国内。3年后，罗振玉也从日本回国。回国后，罗振玉为了在政治角力中胜出，力邀王国维加入朝廷，但王国维无意于尔虞我诈的官场，多次拒绝了罗振玉的邀请。于是两人之间开始出现裂痕，再加上因为儿女结为亲家后生活琐事上的纷争，最终导致两人分道扬镳。1927年，五十知天命之年的王国维在昆明湖沉湖自杀，当罗振玉听到噩耗后，沉痛地说道：“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在王懿荣、刘鹗、罗振玉以及王国维等人的努力下，中国甲骨文研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1928年至1934年，另一位甲骨文研究学者董作宾8次主持或参加殷墟的发掘，他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划分为5个时期，使甲骨文的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上世纪20年代，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也积极从事甲骨文研究，出版了《卜辞通纂》等书籍，晚年他主编的大型甲骨文汇编《甲骨文合集》，被誉为新中国古籍整理的最大成就。
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以及郭沫若（字鼎堂）四人因为在甲骨文研究上的巨大成就，被誉为“甲骨四堂”。著名文字学家唐兰在《天壤阁甲骨文存》序中说：“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