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全家福，右起依次是汤一介、汤用彤、汤丹、乐黛云、汤用彤夫人张敬平、汤一介弟弟汤一玄。左起为萧萐父、杨祖陶、肖静宁、杨辛。
1949年王府井金鱼胡同路口中立者为汤一介。
《我们三代人》面世
书写汤门三代知识分子
11月15日，国学大家汤一介的遗稿，一本从祖父讲起，讲述汤门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百年社会动荡变迁中命运的《我们三代人》一书面世。汤一介先生夫人、著名比较文学学者乐黛云，以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多所高校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什刹海书院，研讨这位去年离世的学术大家的人生、学术以及该书创作。该书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共计42万字，昨日开始网络预售，12月起将陆续在各地书店和网店销售。乐黛云昨日在研讨会上说道，她认为该书首先是事件的真实记录，同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心态史、交往史。
展现“诗书之家中的一家”
“我写这本《我们三代人》，只是想通过一些具体的事，写出我们这三代不过是众多诗书之家中的一家。”汤一介在该书序言中这样写道。汤一介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大学参加“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活动时，专程拜访了汤一介先生。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是蜚声中外的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汤一介在书中以纪实的笔法全面介绍了他的父亲与胡适、钱穆、熊十力、吴宓、傅斯年等人的交往。另外，书中还呈现汤氏家训的原始手迹。汤氏家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出自汤一介祖父汤霖的《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自序》中。
对于自己，汤一介力求以客观、自我解剖的态度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学术生涯，首次用一万多字的篇幅讲述“梁效”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在书中他还披露了创办中国私立大学的梦想。他想把中国文化书院办成一所综合性的私立大学，书中全面介绍了他担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期间为此所做的努力，以及梦想难以实现的遗憾。
真实记载知识分子交往史
乐黛云介绍道，这部书稿曾经作为“抽屉文学”，从2003年开始一睡十余年，直到汤一介离世。因为当时辽宁的一家出版方，要“改掉三十多处，删掉二十多处”才能出版。汤一介宁可将该书放进抽屉。“这次该书像线从九曲珠子里穿过去，是很智慧的，只有两个地方做了比较大的删节和修改。”她还说道：“对我来说这本书首先是一个事件的记载，‘文化大革命’的很多事情，‘梁效’的事情，别的书不能提的，不愿意提的，或者不愿意很真实地提的，这本书提了，首先是事件的真实记录。第二点我觉得这是一个精神史，这本书是关于他自己的精神和当时同时代人的精神面貌的精神史。第三我觉得它是一个心态史，老汤写这个书的时候并没有很多避讳，真实地把自己的心态写下来了。比如邓可蕴，我常常开玩笑是他的旧情人，他上大学时邓可蕴上中学，他们之间那种默契和憧憬，说不出来的感觉，说情人其实也不是，一种很内在的、似有似无的感觉，他忠诚地把这种心态写出来，这种心态史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后来也很难有了。他比我大四岁，我跟他的心态不一样，我就是太革命的，情调都跟他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知识分子交往史，里面记了很多同学，同时代的朋友，对于他们那个时代各种朋友之间来往，我觉得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当时朋友交往的交往史很多是别的地方找不到的。对朋友、对人，不像有些写作要么是褒，要么贬，他记载得很真诚。他把我们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交往和心态写得很真实。”
■延伸阅读
《国史大纲》影响很大
在该书中，治学、读书与人生感悟，始终是一条主线。比如，汤一介提及他早年的一些阅读。他写道：“虽然我不是一个好学生，但我却爱看小说之类，初中时，我先是爱看巴金的《家》、《春》、《秋》，也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好像特别喜欢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罗亭》，觉得这些书写人的感情比较细微。从贵阳被遣送回昆明后，不能也不愿再回联大附中，就在家里自己看点书。我忽然对历史感到兴趣，父亲让我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它使我了解到我们国家有着悠久、丰富、辉煌的历史，特别是钱先生对祖国历史的热爱之情跃然纸上，使我十分感动，这种态度可能对我以后爱好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因住在乡间和心情之故，我对古典诗词由原来喜欢李后主的词，转为更喜欢陶渊明的诗文了，那些‘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流观山海图，泛览周王传’等等，在潜移默化中使我的性格中渐渐增加了爱‘自然’和‘自由’的因子。当然，我常常还是学着用湖北的乡音吟诵着《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庾信的《哀江南赋》，它们的那种悲凉的心境也正适合国难当头的年轻人品味吧！”
父亲的唯一一次责骂
汤一介书中还写到了父亲对他的唯一一次责骂。他写到父亲是个很慈爱的人，“我和父亲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除了因出版《隋唐佛教史稿》问题他责骂过我一次，我不记得他还因别的事责骂过我，而对我和他的其他孩子更没有打过。1957年春，父亲的《魏晋玄学论稿》在中华书局再版以后，书局的编辑曾找我讨论是否也可以把《隋唐佛教史稿》整理出版。我当时想，父亲的身体不好，如果能早出版也好，于是我对中华书局的编辑说：‘这当然是好事，但我不能作主，得问我父亲看看他的意思再说。’于是，中华的编辑就找我父亲，并说我同意出版他的《隋唐佛教史稿》。中华的编辑走后，父亲对我大发脾气说：‘谁让你来代表我说可以出版《隋唐佛教史稿》的。这样的事你不能管。’我当时不知如何是好，没有敢申辩，后来我就写了一封信，请中华书局的编辑来向我父亲解释一下，这样父亲的气才消了。父亲生前一直没有考虑出版《隋唐佛教史稿》，这是因为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初稿，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