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林俊颖相识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他是朱家几位作家（朱天文、朱天心、唐诺）的挚友，相识至今，也已经是三十几年的交情了。而我与俊颖大人，也已经认识有个好几年了。
大陆的读者读过俊颖作品的,大概大部分是有赖于繁体字的版本了，因为至今他只出版了一本简体字的图书——《我不可告人的乡愁》。我想，这是对他有着某种特殊意义的一本书吧，不仅仅因为这本书收获了各种好评、囊括了当年的台北书展大奖等等，更在于这也是他对自己生命里两段重要经历（童年时代与祖母相伴的岁月，以及成人后的上班族时光）的展现，以及，这亦是一次对语言书写的突破——他使用河洛话书写了该书偶数章节。
这不是一篇书评，所以现在我得把话题往回拉一下，拉回到俊颖的中学时代。按照现在的标准，俊颖当然也是个文艺青年，加入到《三三集刊》（这是影响了台湾一代文艺青年的文学刊物）的写作中，大约与杨照等人是同一批次的，因为加入时间略晚加上年龄也略小，所以后来他们这批人被称为“小三三”。
不管是不是“小三三”，当年《三三集刊》聚集的那一批人，当然后来也都各自散掉了，聚散离别，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年轻时热爱阅读的人，三十年后可能再也读不进去一本艰涩深奥的书了；年轻时立志要成为作家的人，三十年后还记得自己当时的梦想吗？朱天心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看他们在这条路上一个一个倒下，或者离开这条路，也许走到更热闹的路。”写作其实是条很寂寞的路啊，尤其是对台湾这个岛屿的书写者来说。
俊颖曾经赴美国留学，归来后进了广告公司工作，他并不喜欢职场的生活，他接文案的工作，只为了生计，然后继续供养自己书写。在台湾，当职业作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里没有作协，那里的文学杂志稿费至今还是一个字一台币（折合人民币约两毛钱），即便你是最好最知名的作家如朱天文。所以，你会看到大部分的作家其实需要有个谋生的工作，然则在是要赚更多的钱还是坚持认真书写之间，有时候不同的选择已经将人们带往了不同的方向。俊颖却始终心定如石，就这样一路写下来，觉得收入可以维持自己本就不高的生活开销时，毅然离开了职场，做起了专业的书写者。
平日里，俊颖的生活极有规律，每日若没有特殊情况（好比约好了的访谈或是要去做文学奖评审），定是日日去家附近的一家单堤咖啡报到。有次在我将要离开台湾的前一晚，半夜他送我回住处时，突然说“我带你看看我的办公室吧。”我且一愣，然后就看到了这家咖啡馆。他通常在这里解决掉午饭这件事，作为一家连锁咖啡店，里面的食物实在算不上好吃，但他在意的显然不是食物。下午时分从咖啡馆步行回家后，他常常用傍晚的时间去附近的一家国小慢跑。再然后是回家看书或是偶尔看看电影。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
每每有友人来台碰上有一起吃饭的场合，天心老师总会拉上俊颖。通常一群人围坐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话最少的那一个，常常只是在旁边很儒雅地笑笑。有几次我想引他多讲话，就用唯一会的台语逗他，“wāgǎlīgòna”（台语的“我跟你讲啊”）不停地只跟他讲这一句话，他便笑着说“gòna”。唐诺在《尽头》一书里写“林俊颖基本上是清简寡言的人，常一整天讲不了几句话。”但一整天不讲几句话的俊颖，其实早已把一切尽收眼底。
私下里聊天，我总不免在心里感叹，原来他什么看得明明白白。依然是唐诺在《尽头》里所言“回想起来，林俊颖几乎没主动开启过什么话题，没讲过第一句话，但他是最好的聆听者，用他的安宁和清澈如镜校正你。以我们谈话的题目和水平，他没什么听不懂的和不能听的话，而且毫不夸张地说，也几乎什么都知道都记得，最年轻最时尚的，以及最古远乃至于已消灭的。”
于我个人而言，俊颖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朋友，也是我前行路上的老师。在不能见面相谈的日子里，我们以微信和邮件保持着联系，似乎中间有着某种规律，邮件大都是在谈约稿的事情，他是我极喜欢的书评作者。微信上我们聊聊日常，自从line在大陆不能再使用之后，天心老师一家的许多近况，也都是俊颖在微信上对我进行一一转告。向他约稿从来都无须催促，从拿到书到成稿，通常是两周左右的时间，每次字数都控制在一个版的量，做他的编辑，未免也太省心省力。而最重要的是，我在他这些文字里，一点点读出他对文字的信仰和多年阅读所积累下的内涵与学识。如果你不相信，就去读读俊颖写《斯通纳》的那篇书评吧，水准实在高出大陆绝大多数书评人一大截。
唐诺总说，如俊颖这般认真的书写者，写出伟大的作品是件早晚的事。“《我不可告人的乡愁》无疑是台湾近年来最好的小说……我们还以为他的力量并未完全释放出来，这也不好说就是林俊颖最好的一部小说，等着看吧。”是的，我也在等着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