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为纪念巴金先生逝世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及相关单位举办公益讲座、展览等活动，并出版新版巴金图书，纪念这位老人。在公益讲座中，著名学者、年逾80岁的作家陈丹晨（见图）和读者一起分享、阅读这位现当代文学大家作品的感受，他从巴金对金钱与权力的态度谈起，讲述巴金的“争取做个好人”。
反对强权
“在后期的创作中愈加深沉含蓄地表现社会局势下的小人小事”
巴金晚年说过“争取说真话、争取做好人，我仍然是一个普通的人。”在人文社以“‘争取做个好人’——巴金与我们的时代”为主题举办的讲座上，陈丹晨从较为独特的视角出发，谈及巴金对金钱与权力的态度，讲述巴金于当下的意义及其思考。
陈丹晨说道，巴金的父亲、祖父、曾祖父三代为官，官做的不大，但是都当过知县。从小他是官宦家庭出生的，看到了很多现象。他跑去看父亲审堂，看到他平时很慈爱的父亲铁青着脸、板着脸审官司。老百姓犯罪的就拉下去打板子，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的，被打的人给知县老爷磕头、谢恩。他的母亲教育他们兄弟姐妹不能随便打骂仆人，母亲对他的教育和影响都很大。巴金从小对专制的东西感受得比较深，所以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参加学校外面的活动，那时候“五四”运动，很多各种各样的外来的思想文化传来，他就接受了这个东西。他接受的思想里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反对强权。
另据出版方介绍，从《灭亡》到《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再到《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巴金在作品中描写腐朽的社会制度对青年人思想的禁锢与束缚，无情地撕开封建家族制度中虚伪的面纱，着力表现了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觉醒和对封建势力的不妥协斗争，并在后期的创作中愈加深沉含蓄地表现社会局势下的“小人小事”，创作更具现实主义特色和人道主义精神。对客观现实的细致描绘、真挚的爱憎感情以及在小说中始终贯穿的他个人对于理想、自由的热爱，使他的作品时至今日都闪烁着耀人的光辉。
而自1978年底起，巴金开始写作记录自己“随时随地的感想”的《随想录》。《随想录》被赞誉为“五四以来，继鲁迅的杂文之后，我国最伟大的现代散文，是我国现代散文史上出现的第二高峰”。文字甫一发表，就在当时的文坛引起震动，他用极其真切与坦诚的文字，开始了对于“文革”的反思与批判，并把自己一并置于要剖析的灰暗之下，接续了“五四”知识分子的血脉，开始肩负起对这个大病初愈的国家的责任。
不领工资
“他这个总编辑什么都干，但是一分钱也不拿”
陈丹晨还讲道：“巴金办过出版社，当了约14年的出版社总编辑，那时候他只有几个人，他又当总编辑、又要编书、又要校对，甚至书发出去跟出版社里面的伙计一起打包，所以他打包的技术很好。以前我收到他寄给我的书，他打包得非常规范、非常专业，都是他自己打包的。所以他这个总编辑是什么都干的，但是他一分钱也不拿，14年的总编辑就是义工，不领工资。而且他自己写的书不在自己的出版社出，在外面别的出版社出。而把这个出版社办成一个当时最有影响的、最大的文学专业出版社。他不领工资，就靠他的稿费，按理说他应该很富有，因为他写的书多，但是他有时候稿费拿过去送给朋友了，他们把金钱看的很淡，完全不当回事。1950年代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14卷巴金文集，14卷的文集出了以后，那一次稿费很高，他得了很大一笔稿费。到了‘文革’以后，他就捐了，办了文学馆，第一次捐的是15万，那个时候15万现在大概相当于150万都不止，我想想我那时候的工资大概是百十来块钱，15万对于我们来说是天文数字。后来他陆陆续续捐钱、救灾等。‘文革’以后写的稿子得的稿费，他也都给了文学馆，有的时候叫报纸刊物直接把稿费寄给文学馆，不用给巴金本人。有一次1993年的时候在杭州，他告诉我，最近在考虑后事，他就说到他家里这些钱，他准备都捐出去。我说给他的儿子叫小棠、女儿叫小林留一点吧？他说不留，他说话的神态我还记得，很坚决。他的孩子也很理解他，对他父亲的这种做法很理解。所以他对金钱是这种态度。当然我们说，你不领工资，你靠什么？他靠自己的稿费生活，他一生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