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福寺
钱穆“霸气”买书
清末，隆福寺一带的书肆多起来。民国初，隆福寺的书肆发展到30多家。隆福寺与琉璃厂一样，都以经营旧书为主，但隆福寺又与琉璃厂不一样。隆福寺地处清末时的皇城周围，清末庚子之变，没几年又是辛亥革命，时局纷乱，很多旗人贵族将收藏的好东西拿到隆福寺一带变卖。民初，各种善本甚至皇家的藏书，都能在隆福寺的小书摊上看到。
如今为大多数学者公认的说法是，《红楼梦》庚辰本就是从隆福寺一带的旗人家中流出的。徐星署于1933年初从隆福寺地摊上淘到这本书，当时花了八枚银币。1949年，燕京大学图书馆以黄金二两的价钱从徐氏后人手中购得，与原藏之明弘治岳氏《奇妙全像西厢记》及百回钞本《绿野仙踪》并称燕大馆藏“三宝”。1952年北大与燕大合并，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后来大量印行于世的《红楼梦》都是以此本为底本，补以其他版本而成。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1930年秋至燕京大学任教，在北京生活了八年，“先三年生活稍定，后五年乃一意购藏旧籍……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
钱穆买旧书的方式“颇为霸气”，他曾这样记载：“琉璃厂、隆福寺为余常至所，各书肆老板几无不相识。遇所欲书，两处各择一旧书肆，通一电话，彼肆中无有，即向同街其他书肆代询，何家有此书，即派车送来。”也就是说，一旦有他有想要的书，便从隆福寺和琉璃厂两个地方中各挑一家旧书店，然后给他们打电话，如果这家没有，便询问同街其他书店有没有。直到找到这本书后，让书店派车把书送到钱穆家。当时，每到周日，便有十多家书店送来书，放在他书斋的大长桌上。不过，在买旧书的时候，钱穆有个原则，只买廉价书，凡宋元版高价书，他一概不要。尽管如此，他仍得到了许多珍本孤籍。钱穆在《师友杂记》中所写：“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钱穆开玩笑说，一旦学校解聘，他就摆一旧书摊，可不愁生活。
可惜的是，后来钱穆南下时，将二十余箱书籍交于某宅主保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古籍被一书贾以百石米价买去，最终流散民间。
东安市场
萧乾与书商“斗智”
北京旧时图书市场的另外两大重地是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
张中行《由旧书想起的》一文中，对老北京售书处所作了划分：“等级高的集中两地：一是琉璃厂，二是隆福寺，主要售线装书，其中偶尔有价值连城的善本。中级的也集中两地：一是东安市场，二是西单商场，所售书杂，古今中外。”即便是中级的也有区别：等级高的铺面大，所售之书偏于专，如转售外文；等级低些的铺面较小，所售之书较杂，更低的没有铺面只摆摊。那里所售之书比较杂，因为买了什么书就卖什么书，“所以不能不古今中外。”
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写有《东安市场怀旧记》一文，里面说：“当然不能不写一写东安市场的旧书摊，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那条旧书摊集中的小街就成为我和同学们流连忘返的胜地……”
有意思的是，1949年之后，东安市场的旧书店和旧书摊似乎取代了琉璃厂和隆福寺。作家唐挚（即唐达成）《逛旧书摊》中讲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北京旧书摊的故事。他写道，那时，北京旧书摊不少，但最集中的却是在东安市场（之后有段时间称为东风市场）。东安市场里面曲径通幽，如同穿迷宫一般。
东安市场里不仅有好几个规模较大的旧书店，周围还是各种各样的旧书摊，任顾客随意挑选购买。当时的唐挚在《文艺报》工作，他发现，《文艺报》编辑部的同事中，爱逛旧书摊的人不在少数，文艺评论家侯金镜便是其中一个。星期天，唐挚有时会在东安市场里遇见侯金镜，这时，两人对视一眼然后会心一笑。
有一次，唐挚到侯金镜家闲谈，侯金镜从书房中取出一本书来，那是1933年新月书店发行的闻一多的名著《死水》，这本书是侯金镜在东安市场旧书摊上发现的，看到这本书时，侯金镜家里已经有了一本，但他还是忍不住把那本买了下来。侯金镜对唐挚说，如果唐挚家里没有这本书，他就把这本书送给唐挚。唐挚喜出望外。后来，唐挚也一直把那本书珍藏在书柜中。
著名作家萧乾同样对东安市场颇为怀念。在东安市场被取消后，还特意写了一篇《关于书》，回忆当时在东安市场买旧书的片段。萧乾写道，在东安市场买书，要和书商“斗智”。书商一旦发现萧乾看中了哪本书，他必然大大抬高价码。萧乾发现后，再去买书时，就同时从架子上取下三四本书，请书商一一开价。等书商一一报完价码之后，萧乾才说出自己真正想买的那本。这种方法初试很灵，后来书商也不上当了。“凡是我挑出的书，他一律都加了价码。”
作家唐弢在《书林纪事》中提到，东安市场还会按照机构和个人的需要，代留一些书籍。然后书商先将书送至家中，买主挑定后再开发票。“这样既有选择余地，又可以从容核对，避免与已有的重复。”在文中，唐弢讲述了一个叫王玉川的人，他1949年之前在春明书店当学徒，为人勤勉诚实，知道顾客想要什么新书，有时不是他分内的事，也愿意牺牲休息时间，千方百计为别人代买。
这也与吴祖光的记忆相印证，“从50年代初期开始，书店老板们每逢星期天的早晨一定会来到我家。他们基本上掌握了每个送书对象的爱好和需求，把你喜欢的书，也包括一些字画和文物送到你手上。你买也好，不买也好，放下看一阵而仍叫他带走也好，他还会按照你的委托去为你寻求你需要的书，也会根据多方面的情况和别人交换或流通书籍材料……”
民国年间，老西单商场有40多家书店。那时，因为附近有很多中学和大学，如中国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北平市立师范、志成中学、师大附属女校等，这里书店的经营特点是以教科书和文艺图书为主。后来随着“七七事变”爆发，这些学校南迁，西单商场的图书市场逐渐萎缩。
隆福寺
钱穆“霸气”买书
清末，隆福寺一带的书肆多起来。民国初，隆福寺的书肆发展到30多家。隆福寺与琉璃厂一样，都以经营旧书为主，但隆福寺又与琉璃厂不一样。隆福寺地处清末时的皇城周围，清末庚子之变，没几年又是辛亥革命，时局纷乱，很多旗人贵族将收藏的好东西拿到隆福寺一带变卖。民初，各种善本甚至皇家的藏书，都能在隆福寺的小书摊上看到。
如今为大多数学者公认的说法是，《红楼梦》庚辰本就是从隆福寺一带的旗人家中流出的。徐星署于1933年初从隆福寺地摊上淘到这本书，当时花了八枚银币。1949年，燕京大学图书馆以黄金二两的价钱从徐氏后人手中购得，与原藏之明弘治岳氏《奇妙全像西厢记》及百回钞本《绿野仙踪》并称燕大馆藏“三宝”。1952年北大与燕大合并，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后来大量印行于世的《红楼梦》都是以此本为底本，补以其他版本而成。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1930年秋至燕京大学任教，在北京生活了八年，“先三年生活稍定，后五年乃一意购藏旧籍……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
钱穆买旧书的方式“颇为霸气”，他曾这样记载：“琉璃厂、隆福寺为余常至所，各书肆老板几无不相识。遇所欲书，两处各择一旧书肆，通一电话，彼肆中无有，即向同街其他书肆代询，何家有此书，即派车送来。”也就是说，一旦有他有想要的书，便从隆福寺和琉璃厂两个地方中各挑一家旧书店，然后给他们打电话，如果这家没有，便询问同街其他书店有没有。直到找到这本书后，让书店派车把书送到钱穆家。当时，每到周日，便有十多家书店送来书，放在他书斋的大长桌上。不过，在买旧书的时候，钱穆有个原则，只买廉价书，凡宋元版高价书，他一概不要。尽管如此，他仍得到了许多珍本孤籍。钱穆在《师友杂记》中所写：“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钱穆开玩笑说，一旦学校解聘，他就摆一旧书摊，可不愁生活。
可惜的是，后来钱穆南下时，将二十余箱书籍交于某宅主保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古籍被一书贾以百石米价买去，最终流散民间。
东安市场
萧乾与书商“斗智”
北京旧时图书市场的另外两大重地是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
张中行《由旧书想起的》一文中，对老北京售书处所作了划分：“等级高的集中两地：一是琉璃厂，二是隆福寺，主要售线装书，其中偶尔有价值连城的善本。中级的也集中两地：一是东安市场，二是西单商场，所售书杂，古今中外。”即便是中级的也有区别：等级高的铺面大，所售之书偏于专，如转售外文；等级低些的铺面较小，所售之书较杂，更低的没有铺面只摆摊。那里所售之书比较杂，因为买了什么书就卖什么书，“所以不能不古今中外。”
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写有《东安市场怀旧记》一文，里面说：“当然不能不写一写东安市场的旧书摊，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那条旧书摊集中的小街就成为我和同学们流连忘返的胜地……”
有意思的是，1949年之后，东安市场的旧书店和旧书摊似乎取代了琉璃厂和隆福寺。作家唐挚（即唐达成）《逛旧书摊》中讲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北京旧书摊的故事。他写道，那时，北京旧书摊不少，但最集中的却是在东安市场（之后有段时间称为东风市场）。东安市场里面曲径通幽，如同穿迷宫一般。
东安市场里不仅有好几个规模较大的旧书店，周围还是各种各样的旧书摊，任顾客随意挑选购买。当时的唐挚在《文艺报》工作，他发现，《文艺报》编辑部的同事中，爱逛旧书摊的人不在少数，文艺评论家侯金镜便是其中一个。星期天，唐挚有时会在东安市场里遇见侯金镜，这时，两人对视一眼然后会心一笑。
有一次，唐挚到侯金镜家闲谈，侯金镜从书房中取出一本书来，那是1933年新月书店发行的闻一多的名著《死水》，这本书是侯金镜在东安市场旧书摊上发现的，看到这本书时，侯金镜家里已经有了一本，但他还是忍不住把那本买了下来。侯金镜对唐挚说，如果唐挚家里没有这本书，他就把这本书送给唐挚。唐挚喜出望外。后来，唐挚也一直把那本书珍藏在书柜中。
著名作家萧乾同样对东安市场颇为怀念。在东安市场被取消后，还特意写了一篇《关于书》，回忆当时在东安市场买旧书的片段。萧乾写道，在东安市场买书，要和书商“斗智”。书商一旦发现萧乾看中了哪本书，他必然大大抬高价码。萧乾发现后，再去买书时，就同时从架子上取下三四本书，请书商一一开价。等书商一一报完价码之后，萧乾才说出自己真正想买的那本。这种方法初试很灵，后来书商也不上当了。“凡是我挑出的书，他一律都加了价码。”
作家唐弢在《书林纪事》中提到，东安市场还会按照机构和个人的需要，代留一些书籍。然后书商先将书送至家中，买主挑定后再开发票。“这样既有选择余地，又可以从容核对，避免与已有的重复。”在文中，唐弢讲述了一个叫王玉川的人，他1949年之前在春明书店当学徒，为人勤勉诚实，知道顾客想要什么新书，有时不是他分内的事，也愿意牺牲休息时间，千方百计为别人代买。
这也与吴祖光的记忆相印证，“从50年代初期开始，书店老板们每逢星期天的早晨一定会来到我家。他们基本上掌握了每个送书对象的爱好和需求，把你喜欢的书，也包括一些字画和文物送到你手上。你买也好，不买也好，放下看一阵而仍叫他带走也好，他还会按照你的委托去为你寻求你需要的书，也会根据多方面的情况和别人交换或流通书籍材料……”
民国年间，老西单商场有40多家书店。那时，因为附近有很多中学和大学，如中国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北平市立师范、志成中学、师大附属女校等，这里书店的经营特点是以教科书和文艺图书为主。后来随着“七七事变”爆发，这些学校南迁，西单商场的图书市场逐渐萎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