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世界图书日”,是全世界爱书人共同的节日。尽管如今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书籍,但对于很多爱书人来说,到旧书店淘旧书一直是念念不忘的“心头之好”。在逼仄甚至简陋的环境中,在一堆堆略带霉味的旧书中,不经意间,找到自己搜寻已久的书,或者找到一本被人们忽视的书,这份欣喜,远非新书店能够满足。
作为古都的北京城,在漫长的历史中,积淀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民国之后,随着新思想的涌入以及社会的变化,大量古旧书籍散落于大大小小的旧书店。因此,逛旧书摊淘旧书,成为当时文人雅士们的生活方式之一,不少人还将这段生活记录了下来。
如今,透过当年的那些文字,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淘到至宝后的喜悦。
琉璃厂
鲁迅逛了四百多次 朱自清买字典当掉大衣
说起老北京比较重要和有影响力的“图书集散地”,熟悉北京的人会提到这样一句俗语:“东西两场、南北两街”,它就是指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琉璃厂街、隆福寺街。旧时,北京达官贵人多,文人多,又有来京赶考的举子,读书氛围浓厚,图书市场非常火爆,甚至在一些胡同和街道附近,出现了相对集中的书摊。在当时,出版业并不发达,收售旧书是这些书摊和书肆的重要业务。而北京城的这些星罗棋布的书摊和书肆,也留下了众多文人流连于此的身影。
为何文人爱逛旧书摊?著名学者张中行在北京生活多年,他逛过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等大小书摊,他这样解释淘旧书的乐趣:“一位老前辈,是著名作家,有一次同我说,他杂览,是因为他不吸烟,闲坐无聊,只好用看书来消遣。我同另外两三个朋友喜欢逛书铺,逛书摊,买点旧书,也可以用吸烟来解释,是求书成瘾,很像习惯纸烟之难于戒除。”
在以上“图书集散地”中,名头最大的自然是琉璃厂街。清代,这里成为古旧书籍最为重要的交易场所。民国时期,尽管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以及近代书籍出版业的广泛发展,但文人们在琉璃厂“淘书”的乐趣却长盛不衰。
在这些文人中,不得不说的是鲁迅与琉璃厂的故事。1911年,鲁迅还在绍兴师范学校当校长时,就对琉璃厂非常向往。他在当年四月十二日写信给居住在北京的许寿裳,特意打听:“北京琉璃厂书肆有异书不?”1912年,鲁迅应蔡元培之邀,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同年五月,鲁迅随教育部迁往北京。《鲁迅日记》记载了到达当日的情景:“五月五日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途中弥漫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约七时抵北京,宿长发店。夜至山会邑馆访许铭伯先生,得《越中先贤祠目》一册。”山会邑馆就是绍兴会馆,后来,鲁迅在绍兴会馆度过了七年的时间(1912年至1919年)。
位于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离琉璃厂不远,这为鲁迅逛琉璃厂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他经常是散步就去琉璃厂。刚刚到北京的五月,鲁迅迫不及待去了几次琉璃厂。“12日,下午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购傅氏《纂喜店丛书》。21日,晚散步宣武门外,以铜元十枚得二花卉册。25日,下午至琉璃厂购《李太白集》、《观元量寿佛经》、《中国名画》……”
鲁迅有时甚至一天去一次,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在北京的14年间,去过琉璃厂的次数竟有480次之多,采买图书、碑帖3800多册。后来,鲁迅写成《中国小说史略》《后汉书》《嵇康集》等著作,与他在琉璃厂书肆搜集的书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爱书的鲁迅来说,一有闲暇就去逛旧书肆自然是最为惬意的事情,但这也给鲁迅带来了经济上的困境。当时,鲁迅在教育部的月薪约二三百元,每月几乎要用十分之一去买书。“本年共购书三百十元又二角二分,每月平均约二十五元八角五分……去年每月二十元五角五分,今年又加赠五分之一矣。”
尽管买书花去了很多钱,但鲁迅每次去琉璃厂,心情大抵是非常愉悦的,去琉璃厂逛旧书店前后,他会在周边的一些商店里稍作停留:到青云阁喝茶,在那里买一些牙粉、饼干、鞋袜等物;去西升平浴池或东升平浴池里洗个澡或理个发。
钟爱琉璃厂旧书肆的,不止鲁迅一人。《鲁迅日记》里记载了鲁迅多次在琉璃厂遇见熟人的情况,1914年1月31日的日记写道:“午后同朱吉轩游厂甸,遇钱中季(钱玄同)、沈君默。”2月8日又记道:“观旧书,价贵不可买,遇相识者甚多。”
在这条并不算长的街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令后人景仰的大学者的身影:胡适、王国维、陈衡恪、吴虞、周作人、钱穆、沈君默、钱玄同、刘半农、郑振铎……
民国时期,琉璃厂书肆囊括书籍之多,吸引文人学者之众,是其他图书市场难以企及的。鲁迅称琉璃厂书肆为“开架的图书馆”;唐鲁孙评价琉璃厂:“一家大书铺的存书,甚至于比一个图书馆的还多还齐全。旧书铺的服务,有些地方,比图书馆还周到,北京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文化中心,由北平旧书铺,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
与鲁迅四百多次逛琉璃厂相比,朱自清逛琉璃厂的次数相对少很多,但是朱自清在北京购书的经历也颇为独特。
朱自清在《买书》一文中提到了他在北京逛旧书摊的故事。1916年,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升入本科哲学系。入读哲学系后,他对佛学类的书籍非常感兴趣,当时,佛学类的书籍都在卧佛寺街的鹫峰寺,一个阴沉沉的秋日下午,刚来北京不久的他,一个人去了鹫峰寺,买回不少心仪的书籍。
1920年,朱自清从北大哲学系提前毕业。毕业那会儿,他又去了琉璃厂,在华洋书庄,他看见了一本新版韦伯斯特大字典,定价才14元。可是14元对当时的大学毕业生朱自清来说,也不容易凑齐。最后,朱自清想来想去,只好硬了心肠,拿着结婚时父亲给他做的一件紫毛水獭领大氅(一般的外套,大衣),当了14元,买下了那本字典。朱自清本来是想着将来赎出来就是了,结果后来朱自清离开北京多年,而那件大氅一直没有赎出来,朱自清每次翻那本字典时还常常感到遗憾。
阔别五年之久,朱自清回到北京,到清华大学任教。此时的朱自清仍然念念不忘旧书摊。有一年的正月,他去琉璃厂逛厂甸庙会。他去的时候,土地祠内外人山人海,他买了一本《伦敦竹枝词》,当时花了3元钱,买来以后,恰好《论语》找他约相关的文章,他便选抄了一些竹枝词寄过去,加上一点说明,后来居然得了5元稿费。朱自清说这是“仅有的一次,买的书赚了钱”。
从正月初一日开始,开市半个月的厂甸庙会给很多人带来过意外惊喜,因为这段时期,不仅是琉璃厂的书肆,其他地方的书商都会来这里摆书摊,有大量廉价的旧书出现。鲁迅1923年正月初六以1角钱购得《明僮合录》;周作人以3角钱购得《拟禽言》,“看了中意,便即盖上图章,算是自己的东西了”;1926年刘半农在地摊上购得《何典》,兴奋不已,很快将其整理出版;吴晗在买来的《碧血录》后这样题跋:“在厂甸巡礼……偶于海王村侧一小摊得此书,价才三角,大喜,持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