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边书摊
张中行爱逛小书摊
除了比较集中的场地，文人们还特别喜欢那些不知名的小书摊。
张中行对小书摊情有独钟。他在《由旧书想起的》一文中，还记载了不少散布在一些街道旁的小书铺，如鼓楼之东有“得利复兴”，之南有“志诚书局”。这些小书摊又有种类之别：一种是长期的，如地安门大街、安定门大街的许多书摊；另一种是间断的，如护国寺和隆福寺等庙会，只有会期有，比如什刹海荷花市场的小书摊，只有夏季有。此外，德胜门、宣武门还有几处小市，甚至有些卖旧货的住户，偶尔也卖旧书。
张中行搜寻旧书，更喜欢逛街头书摊和小市，“原因之一就是图省钱。但还有原因之二，也许更重要，是可以买到中级以上书商看不起的不见经传之书。”比如鲁迅兄弟早年的译著，《侠女奴》《玉虫缘》等以及清末刻本富察敦崇著记八国联军入北京的《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等，都是张中行从这类地方买到的。
鲁迅同样爱逛小书摊，他常到离琉璃厂不远的宣武门小市。在小市的地摊上，鲁迅除买到一些古钱，瓷印泥盒等，还在小市买到了《太平广记》的残本。
动辄打电话让书商上门的钱穆，在小书摊上也有大收获。有一次，钱穆向胡适借阅其收藏的《求仁录》孤本，胡适让钱穆和自己一同去另一间屋去取书，当着钱穆的面，胡适打开保险柜取出了那本书，可见该书的珍贵。后来，一天傍晚，钱穆在南池子附近闲逛时，发现东四牌楼附近有一个小书摊，在这个书摊上，他意外发现了《求仁录》，而他仅花几毛钱，就买下了这本珍宝。
他趣
阿英街头买书 找施蛰存借钱
当然，除了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地也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在这些城市的街头巷尾，同样有不少旧书店，在它们的背后，同样留下了众多文人淘书的佳话。
抗战爆发以前，上海的福州路、汉口路、城隍庙、蓬莱商场等地旧书店非常集中。施蛰存每天下午下班后，就去这些旧书店逛逛。他经常遇见郑西谛（戏曲研究专家）。有一天，施蛰存在一家叫来青阁的书架上找到一部《秋风三叠》（明末清初来集之创作的杂剧）。这时恰好郑西谛进来，郑西谛看了看施蛰存手中的这本书，说：“这部书你让我买吧。”施蛰存看郑西谛“很有欲得之心”，便把书给了郑西谛。其实，施蛰存的真实想法是，即使不让郑西谛买，他自己也未必买得起。
除了旧书店，城隍庙里桥上还有一个旧书摊，施蛰存在那里常常碰见阿英。有一次，施蛰存刚走到桥上，只见阿英也在那里。而阿英一眼看到施蛰存，就说：“来得正好，借我一块钱。”原来，阿英挑了一大堆书，老板要价5元，阿英还价3元，老板不干，非要4元，可是阿英口袋里只有3元。施蛰存借给了阿英1元5角，1元凑足书价，5角用做回家的车钱。施蛰存翻了翻阿英买的书，有《国粹学报》、《新小说》，甚至还有弹词唱本等，全是清末民初通俗文学和期刊。
后来，郑西谛搜罗古代戏曲，成为研究古代戏曲的专家，阿英靠着这些“破破烂烂的残书小册”，写出了《晚清小说史》和许多通俗文学著作。
汪曾祺《旧书摊》中记载了他在西南联大时的一段趣事：他不是去买书，而是去卖书。当时昆明的旧书店集中在文明街，只要稍微整齐一点的书都收，而且价钱不低，尤其是工具书，拿去卖，当时就能付钱。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经常断顿，断顿之后就“日高不起，拥被坠卧”，他的好友朱德熙（语言学家）看他快到11点还不露面，便知道他午饭还没有着落，朱德熙便拿来一本英文字典去找汪曾祺，两人到文明街，卖了字典，卖的钱两人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小酒。
当时工具书里最走俏的是《辞源》，汪曾祺的一个同学发现，一家旧书店里，《辞源》的收价比原价还要高，而街道拐角处的商务印书馆的书架上就有几十本崭新的《辞源》，于是，这个同学以原价买，转身就高价卖给旧书店。这位同学做了好几次“搬运工”。
不过，汪曾祺也买过不少旧书。因为他不是藏书的人，对于旧书的版本并不太注重，只要内容自己喜欢就买。汪曾祺后来到上海后，他在旧书摊看到一本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董解元西厢记》影印本（万有文库是商务印书馆于1929年至1937年出版的一套超大型综合性丛书），因为汪曾祺自己对董解元版的西厢记非常钟爱，再加上汤显祖的批语非常精彩，尽管只是影印本，汪曾祺仍然买了下来，视同珍宝。
参考书目：《寻找北京城》，赵润田著，清华大学出版社；《文史资料选编·第六辑》，北京出版社；《逛旧书店淘旧书》，王晓建编，中国文史出版社；《买书记》，张恒主编，新星出版社。
街边书摊
张中行爱逛小书摊
除了比较集中的场地，文人们还特别喜欢那些不知名的小书摊。
张中行对小书摊情有独钟。他在《由旧书想起的》一文中，还记载了不少散布在一些街道旁的小书铺，如鼓楼之东有“得利复兴”，之南有“志诚书局”。这些小书摊又有种类之别：一种是长期的，如地安门大街、安定门大街的许多书摊；另一种是间断的，如护国寺和隆福寺等庙会，只有会期有，比如什刹海荷花市场的小书摊，只有夏季有。此外，德胜门、宣武门还有几处小市，甚至有些卖旧货的住户，偶尔也卖旧书。
张中行搜寻旧书，更喜欢逛街头书摊和小市，“原因之一就是图省钱。但还有原因之二，也许更重要，是可以买到中级以上书商看不起的不见经传之书。”比如鲁迅兄弟早年的译著，《侠女奴》《玉虫缘》等以及清末刻本富察敦崇著记八国联军入北京的《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等，都是张中行从这类地方买到的。
鲁迅同样爱逛小书摊，他常到离琉璃厂不远的宣武门小市。在小市的地摊上，鲁迅除买到一些古钱，瓷印泥盒等，还在小市买到了《太平广记》的残本。
动辄打电话让书商上门的钱穆，在小书摊上也有大收获。有一次，钱穆向胡适借阅其收藏的《求仁录》孤本，胡适让钱穆和自己一同去另一间屋去取书，当着钱穆的面，胡适打开保险柜取出了那本书，可见该书的珍贵。后来，一天傍晚，钱穆在南池子附近闲逛时，发现东四牌楼附近有一个小书摊，在这个书摊上，他意外发现了《求仁录》，而他仅花几毛钱，就买下了这本珍宝。
他趣
阿英街头买书 找施蛰存借钱
当然，除了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地也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在这些城市的街头巷尾，同样有不少旧书店，在它们的背后，同样留下了众多文人淘书的佳话。
抗战爆发以前，上海的福州路、汉口路、城隍庙、蓬莱商场等地旧书店非常集中。施蛰存每天下午下班后，就去这些旧书店逛逛。他经常遇见郑西谛（戏曲研究专家）。有一天，施蛰存在一家叫来青阁的书架上找到一部《秋风三叠》（明末清初来集之创作的杂剧）。这时恰好郑西谛进来，郑西谛看了看施蛰存手中的这本书，说：“这部书你让我买吧。”施蛰存看郑西谛“很有欲得之心”，便把书给了郑西谛。其实，施蛰存的真实想法是，即使不让郑西谛买，他自己也未必买得起。
除了旧书店，城隍庙里桥上还有一个旧书摊，施蛰存在那里常常碰见阿英。有一次，施蛰存刚走到桥上，只见阿英也在那里。而阿英一眼看到施蛰存，就说：“来得正好，借我一块钱。”原来，阿英挑了一大堆书，老板要价5元，阿英还价3元，老板不干，非要4元，可是阿英口袋里只有3元。施蛰存借给了阿英1元5角，1元凑足书价，5角用做回家的车钱。施蛰存翻了翻阿英买的书，有《国粹学报》、《新小说》，甚至还有弹词唱本等，全是清末民初通俗文学和期刊。
后来，郑西谛搜罗古代戏曲，成为研究古代戏曲的专家，阿英靠着这些“破破烂烂的残书小册”，写出了《晚清小说史》和许多通俗文学著作。
汪曾祺《旧书摊》中记载了他在西南联大时的一段趣事：他不是去买书，而是去卖书。当时昆明的旧书店集中在文明街，只要稍微整齐一点的书都收，而且价钱不低，尤其是工具书，拿去卖，当时就能付钱。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经常断顿，断顿之后就“日高不起，拥被坠卧”，他的好友朱德熙（语言学家）看他快到11点还不露面，便知道他午饭还没有着落，朱德熙便拿来一本英文字典去找汪曾祺，两人到文明街，卖了字典，卖的钱两人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小酒。
当时工具书里最走俏的是《辞源》，汪曾祺的一个同学发现，一家旧书店里，《辞源》的收价比原价还要高，而街道拐角处的商务印书馆的书架上就有几十本崭新的《辞源》，于是，这个同学以原价买，转身就高价卖给旧书店。这位同学做了好几次“搬运工”。
不过，汪曾祺也买过不少旧书。因为他不是藏书的人，对于旧书的版本并不太注重，只要内容自己喜欢就买。汪曾祺后来到上海后，他在旧书摊看到一本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董解元西厢记》影印本（万有文库是商务印书馆于1929年至1937年出版的一套超大型综合性丛书），因为汪曾祺自己对董解元版的西厢记非常钟爱，再加上汤显祖的批语非常精彩，尽管只是影印本，汪曾祺仍然买了下来，视同珍宝。
参考书目：《寻找北京城》，赵润田著，清华大学出版社；《文史资料选编·第六辑》，北京出版社；《逛旧书店淘旧书》，王晓建编，中国文史出版社；《买书记》，张恒主编，新星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