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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13 11:41 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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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政学院

2016年5月26日,国家行政学院,1983年出生的年仅33岁的程维在这里做题为“分享经济发展中国”的报告。下面坐着400多名比他年长得多的政府官员,有的就是他的直接领导。据公开的数据资料显示,33岁的程维是继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之后,第二位登上国家行政学院大讲堂的互联网企业家。就在昨天,5月25日,他刚刚从贵阳大数据峰会回来,此前他还去了达沃斯。他是滴滴出行的创始人,无论是滴滴的年龄,还是程维的年龄,一开始都成了台下官员热议的焦点,但进入报告后人们又很快忘记了他的年龄。报告显示,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已经诞生:移动互联网经济时代。

四年前,程维还是一个在写字楼、CBD派发广告的人,如今,特别是在收购Uber之后,滴滴的估值已有350亿美元之巨,即使在互联网界也少有,即使在全世界也罕见。已经与年龄无关,年龄对程维来说是一个传统概念。

“中国很有可能是全球分享经济的领军国度,”程维侃侃而谈,“工业时代并不是我们引领的,但是我们相信分享经济时代的中国,很有可能超过美国和欧洲。我们还是以滴滴为例,Uber在美国并没有改变美国人出行的基本习惯,美国人出行还是自己开车为主,美国买车很便宜,油也便宜,自己开车出行成本只有七美金每次,但美国人力成本很高,司机贵,所以打车成本大概要21美金每次,打车是自己开车成本的三倍,所以美国是没有钱的人自己开车,有钱了才雇一个人,不管出租车还是雇别人给你开。Uber在美国出现之后把21美元打到了14美元,但是依然要比自己开车贵,因为Uber的司机也是很高的人工成本。整个北美的移动出行发展得比中国早两年,他们已经发展了六年。整个北美Uber和Lyft所有的公司加起来一天只服务了200多万人次,但是中国为什么只有四年不到的时间,一下子就有1300多万人次,而且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美国?”

程维提到中国面临着国际竞争,国外企业把中国的企业当作开疆拓土的对象,美国的竞争对手Uber找上门来,在滴滴的办公室傲慢地指出滴滴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接受Uber投资40%,一条是被征服,那时Uber征服了美国,征服了欧洲,他们已有500亿美金的估值规模,到中国来手上拿着几十亿美金虎视眈眈中国市场。两年前,程维说,无论滴滴还是快的都还是游击队,并到一起在他们眼里也像是一支衣冠不整的军队,如果不接受,他们必然会在中国投入超过十亿美元的资金,把对手打得鸡犬不宁。总之如果不接受收编,就会被打败。这不是谈判,程维看得非常清楚。程维对Uber说,1840年开始第一组列强来到中国时也是开出了同样的条件,要不然割让香港、开放广州,要不然就打到紫禁城。程维说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不是几十年前了,他给Uber谈判代表画了一个图,边画边说,“你比我们早三年创业,现在是500亿美金,我们晚你几年,但我相信这是一个淘宝和亚马逊的故事”。

挑战非常严峻,仅仅2015年第二季度Uber就在中国烧了四亿多美金,Uber的CEO亲自来华坐镇,在中国待了70多天。程维整装应战,这个30出头的年轻将领像研究作战地图一样,认真地研究到底中国和美国的企业有什么样的差异,到底怎么样于竞争中在本土打败对手,甚至为未来在全球竞争中寻找可能可行的制胜机制。程维发现美国企业的打法,跟美军的打法几乎是一样的,因为不是在本土作战,它必须要覆盖全球,因此注重空军力量。也就是说Uber首先是资本战、舆论战、营销战,某种意义上,这是空中力量,地面部队并不强。程维发现因为不在本土,他们地面部队全都相当于海军陆战队,强调跟空军的协同,强调单兵作战的能力。真是一模一样的打法。

怎么去打?程维请教了三位前辈企业家,先问了一下老成谋国的柳传志,在程维看来柳总是打过最漂亮的战役的,柳总对程维说,必须发挥本土的优势—游击战,拖住他。程维又去问了腾讯的Pony马总,他说正面拉开架势,歼灭他。接着去问了阿里巴巴的马云,马总说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你拖他两年他自己会出问题的。三人说法不一,到底是正面PK,还是游击战?还是放开他?而程维觉得时代不一样了,打法也该不一样……

这就是国家行政学院请到的人,并且,如此年轻。

没人质疑他的年轻,反而只有感慨。

从痛点开始

2012年,北京王府井,程维订好了一家餐馆与江西来的亲戚用餐。下午5点,那边已到机场,正在打车,程维把用餐时间定在了7点,打出很大的富余,结果等到8点,接到亲戚的电话,问程维能不能去接他们。程维哭笑不得,自己要去机场至少还要一个小时,但是亲戚说打不到车。程维那时在阿里工作,杭州北京两边跑,经常因为打不到车误机,对打车已产生恐惧,所以特别理解亲戚,但是一时毫无办法。劝亲戚下决心坐机场大巴吧,可亲戚在机场很晕,一时找不到大巴,只好一边拿着电话,一边找指示牌……另一次是在杭州,程维去开一个会,不过五六公里,下着雨,程维一路招手打车一路走,最后落汤鸡似的到了会场,会结束了。

程维出生于江西铅山县河口镇。他的父亲是一名公务员,母亲是一名数学老师。程维的学习成绩一向很好,中学就读于铅山一中。2001年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化工大学。2005年大学毕业,顺利进入阿里巴巴旗下B2B公司工作。与其他大学毕业生一样,程维从底层干起,从事销售工作。短短三四年,晋升为区域经理,是当年阿里巴巴公司最年轻的区域经理。2011年,程维升任支付宝B2C事业部副总经理,负责支付宝产品与商户的对接。此次职业转换之后,程维开始从销售负责人转向产品经理,互联网视野更加开阔,不到一年时间眼看着一家合作公司飞速成长,连续换了三个办公场地,公司人数从几十人扩张到1000多人。移动互联网发展如火如荼,外人不明就里,程维则清清楚楚。

2012年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元年,这年像苹果手机、三星手机这样的智能手机越来越便宜、开始普及,在那之前都还是诺基亚的天下。智能手机意味着在身上有一个终端就可以连上互联网,可以随时定位你在哪里,不需要在屋子里面有一个电脑才能够上网。正是因为硬件的发展,还有4G网络的普及,使一些创新的业态成为可能。程维看到此时不创业更待何时?在移动互联网这个日新月异的平台上,每个人都在一个起跑线上,这个时代如果不创业一定会后悔。一代互联网前沿的人都有这个感觉,包括英特尔中国研究院的吴甘沙,这是一个共同的现象,说明时代与个人的平衡有着某种超现实性。

在辞去阿里巴巴支付宝副总经理之前的九个月,程维想到了六个项目,最后都没有做。创业需要冲动,但不能一直只靠冲动,最后一定要形成自己对商业的判断。冲动是一种欲望,商业判断是对欲望的矫正,两者是一对矛盾,这时候直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觉是一种积累与沉淀的结果,往往可以超越欲望与理性,产生本原的东西。程维的目光从外部世界回到自身,回到内心深处:什么是让自己最痛苦的事情?什么事是他生命之中的痛点?他想到吃饭、穿衣、住房,对自己都已不是头疼的事。唯有出行,一次次在风中僵立,一次次误机,这是他最大的痛点,那么就从痛点开始。

打车软件

2012年6月6日,程维离职的第二天,就创办了北京市小桔科技有限公司,创业项目是打车应用软件,名称为“滴滴打车”。程维出资十万元,他原先在支付宝的同事后来成为天使投资人的王刚出资70万元,公司便启动了。尽管从痛点开始,也就是说创业的原点没问题,但痛点之为痛点就因为它也是难点,当然不仅是程维的难点,也是社会的难点。出租车行业,人们诟病已久,却一直没有改观,为什么?程维问了身边所有的朋友,做一个打车软件怎么样,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在发烧,即使赞成他出来创业的人也不同意他搞什么打车软件。大家觉得中国没有诚信体系,你叫到车车也未必会来,他看到有个人要去机场他可能接别人走了,车来的路上可能你看到别的空车你也不等他。另外,多数司机没有智能手机,那时候出租车司机只有10%的人能掏出一个苹果或者三星的手机,大多数是诺基亚,没有智能手机就装不了软件。再者那时也还没有在线支付,并不习惯叫一个车直接就可以付车费。打车虽然能用一卡通了,可也不普及,而且司机习惯只收现金,拒绝这种互联网的方式。还有就是政策风险。

“我每天都在问自己,这个事能不能做?我反复考量,不停地问自己,即使我已经做上了,没有回头路了,还是不停地怀疑自己,磨砺自己,”程维说,“在贵阳峰会,在达沃斯,在国家行政学院……面对难处而没有怀疑,怎么可能呢?但我也知道,创业者一般都不是思想家、战略家,相反都是冒险家,很少有创业者一开始就把什么都想清楚了,想清楚了你也就不会干了。而你所谓想清楚的东西实际是处在变化的东西,谁能想清变化呢。而创业者就是求改变。市场基础不成熟,不能做,这是通常想清楚了的人的思路,但恰恰是在市场基础不成熟的情况下,创业才可能成功。当智能手机已经普及了,司机和乘客这些用户的习惯也教育好了,市场已经成熟了,这时候,你再做打车软件,基本上也就没有机会了。”

不想那么多了,先从能做的做起,逆水行船,逆势而上,先把打车软件开发出来。这是能做的,能做的就去做,先不要管别的。人生的痛点总要解决,这是没有错的,方向不错,那就做,做一程是一程。这是所有创业者的路,这时候的创业冲动是必不可少的。

摆在程维面前有两条路,要么自己组织团队开发打车软件,要么外包。现建自己的研发团队是创业传统的老路,程维决定外包,找技术合伙人,这也是互联网做企业的方式。程维看了好几家外包,其中一个自称E代驾的软件是他们做的。既然做过E代驾,应该可以,程维就去跟他们谈,报价有十万元的,有八万元的,也有六万元的。程维想了一下,要了个八万的。当时程维还根本不知道技术分iOS端、安卓端、前端、后端。两个月后出来,产品交付几乎不能用,只有50%响的概率,就是说用户呼叫两次,司机师傅那里可能响一次。但是急于上线,也只能凑合用了。当时,北京有189家出租公司,滴滴定的目标是两个月内安装软件突破1000个司机。结果40天里,没有一家出租车公司愿意签约。每天早上线下的同事信心满满地出发,晚上灰心丧气地回来。每天他们都会被问到同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交通委员会的红头文件?政策风险来了,这是第一关。

谁敢惹政策风险?在中国政策是没的说的,但程维想试试。这就是年轻人,年轻的希望也正在于此,时代的进步有时也正在于此。北京不行,政策太严,就想换个城市试一试。觉得深圳应是个比北京开放的城市,结果,还是碰到一样的问题。正当努力到无望的时候,上天又开启了一扇窗。到了第49天的时候,一个线下奔波的同事给程维打电话,说有一家出租车公司愿意合作。是昌平一家小出租车公司,只有70辆车,叫作银商出租。当时对方也不知道滴滴能做什么,就是跟滴滴的兄弟喝酒喝高兴了,趁着酒劲儿答应了。

这是一道曙光。一家签约之后,再去推广就可以说你看银商都和我们合作了,你要是不和我们合作,人家的司机赚钱多,回头你们的司机就都跑到人家那里干去了。曙光就是起这个作用,可以引领光明。接下来一个星期,线下的同事又签了四家出租公司。慢慢的,出租车公司有了,接下来是组织司机培训。程维亲自培训司机:说自己是阿里巴巴出来的,阿里巴巴大名鼎鼎,谁都知道,许多司机都在淘宝上买东西,有的家人还在淘宝上开店。程维说自己虽然是出租车行业的门外汉,但是做互联网很久了,在阿里帮很多行业提高了效率帮他们赚了钱。滴滴的软件可以提高打车效率,帮司机赚更多的钱。程维觉得自己讲得很诚恳,但下面的司机抽烟的抽烟、聊天的聊天,根本不听,他们最讨厌的就是开会,耽误时间赚钱,他们被各种机油汽油推销骗过钱,觉得滴滴是新型的骗术。

手记十九:创业,创新,不会止息

从2016年7月29日到2016年10月8日,两个多月的时间,网约车的命运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起伏,交通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一直处于悬念中的网约车合法化,引来一片欢呼;北上广深等城市的《网约车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对司机、车辆、牌照的限制,又使网约车前途未卜。

就在本文落笔之时,一切还都悬而未决,包括滴滴出行的命运。但这就是中关村:探路中的中关村,实验的中关村,前沿的中关村。滴滴崛起于中关村,滴滴大厦坐落在中关村科技园数字山谷,不管它的命运如何,它走过的道路都体现着中关村的精神:创业,创新,百折不挠,锐意进取。因此滴滴的创新故事不管结果如何都是有趣的,都深刻反映着我们的时代。

面对严峻挑战,滴滴豪情不减,充满温和与理性,几乎让人感到他们依然握有未来。10月21日,在美国老牌杂志《名利场》举办的“2016年新成就峰会”上,滴滴总裁柳青与阿里巴巴总裁迈克尔·埃文斯(Michael Evans)和彭博新闻主持人艾米丽·张(Emily Chang)进行了对话,对于部分“做空中国”的观点,柳青做出了回应,呼吁“世界应从前排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

据中新网消息,柳青在对话现场表示,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新经济和共享经济为中国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缓冲垫。柳青援引麦肯锡的研究称,互联网创新为中国GDP做出的贡献高达7%〜25%,而且这已经成为系统的自上而下的政策。互联网和共享经济对中国GDP不仅贡献极快增速,且已经开始深入改造传统行业核心,互联网企业日益成为中国和全球创新前沿。柳青介绍了腾讯和阿里巴巴争相杀入“互联网+政务”,滴滴也在各地推进“互联网+交通”,比如近日在贵阳落地的“中国网约车大数据交互共享中心”,进行大数据应用合作、网约车管理探索等。对话中柳青提到不久前见过一位滴滴明星司机,这位曾是中国最大钢铁企业武钢集团的员工,现在通过这个职业让家庭保持收支平衡。柳青认为这就是真实的中国。

柳青还回应了近期国内各地出台的网约车新政,在她看来中国的中央政府最先正式在国家层面给予共享出行合法地位,这是一个更大的支持创新的战略的一部分。柳青说虽然发展快,但共享出行在全球都处于萌芽阶段,“我们理解各地的监管者需要面对城市管理的挑战,也需要面对调整应对的挑战。我们正和地方政府积极地交流,并且很有信心,决策者们会趋向符合社会和百姓利益的政策。”从柳青的谈话中可以看到温和、信心,这也是中关村价值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王漓鹂(QF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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