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王江民打了一辆黄色“面的”来到中关村，开始对计算机病毒展开攻击。这种攻击看上去与身体无关，相当前卫。计算机当时还是新事物，病毒就更是，更没人想到有人对病毒无情攻击。
王江民三岁时患小儿麻痹症，腿部残疾。
“我只知道自己下不了楼，一下楼，就从楼顶滚到了楼梯口。”
因为下不了楼，小时的王江民每天只能守在窗口，看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看不远处的自由市场，看有轨电车、汽车、自行车，有时拿着一张小纸条，一撕两半，将身子探出窗外，一捻，就往楼下“放转转”下去了。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王江民的那条本就残疾的不方便的腿，又被骑自行车的人轧断了一次，好在不是好腿，再遭一劫倒也无大碍，王江民也只有庆幸轧的是坏腿。有一次王江民站在小桥上，看河里的鱼，被过路人不经意轻轻一碰就一头栽到了水里去。那种时刻王江民感觉自己特别轻，曾梦想练一种轻功，可惜没有别人碰怎么也轻不起来。后来王江民随家人到了烟台，在烟台海边礁石上钓鱼，他那么喜欢海，没经验，涨潮了，他却回不到岸上。很快大海覆盖了他，一如小儿麻痹覆着他的内心，那会儿两者同一。王江民不会游泳，拼命往回挣扎，真急了，头竟也能扬起来，连水带气呼吸几口，竟然潜回岸上。他又看到了大地、落日、云，仿佛重生。更为不解的是，虽然饱尝了苦涩海水，肚子与海倒好像有了某种共同点，因为里面也全是水，但也从此学会了游泳。
会游了，这对他意义重大：几乎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做到的。
残疾不应是一种思维，要反残疾而行。
从此他开始反对自己，腿不好不能爬山他偏喜欢爬山，不能学骑自行车他偏要骑，不能干什么偏干什么，有些项目甚至比常人干得还好，他常常摔得鼻青脸肿，眼冒金星，但是某种爆发力与速度惊人。
小儿麻痹，又称脊髓灰质炎，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一种病，表现为弛缓性瘫痪，不对称，腱反射消失，肌张力减退，下肢及大肌群较上肢及小肌群更易受累，但也可仅出现单一肌群受累，或四肢均有瘫痪，如累及颈背肌、膈肌、肋间肌时，则出现梳头及坐起困难、呼吸运动障碍、矛盾呼吸等症……
王江民反对这一切，且看上去卓有成效。不仅身体上，智力上的反对显得更加激烈，还是在小学四年级、年仅11岁时，王江民就无师自通攒出了双波段八个晶体管的收音机、无线电收发机，以及电唱机，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小无线电人儿。
但是初中毕业后，却没有工厂愿意要他。就算白干，不要工资，人家都不愿意接收，没人愿要一个残疾人，仿佛人们避他唯恐不及。
那年代管残疾不叫残疾，叫“残废”，毫不客气。很多人都是阶级敌人，要无情打击。“残废”不说有罪也基本是社会垃圾。王江民不怨社会，不觉得社会无情。无情是正常的，那个年代。但恨小儿麻痹，恨脊髓灰质炎，不明白这样一种病毒怎么可以将一个好端端的人变得如此扭曲、变形？
当然，什么也拦不住王江民，压迫深、反抗重，别的先跳过去不说了，单说1989年。王江民从事开发工控软件，他开发的软件（无师自通）机器因为常常感染病毒不能正常工作，用户就认为王江民开发的软件不行。那一年国内首次报道界定了病毒，而在此之前王江民就发现了“小球”和“石头病毒”，只是之前没有人指出那是病毒。一经定义为病毒，王江民有种本能的敏感，自身的病毒解决不了，机器上的病毒也解决不了吗？难道病毒是自己一辈子的宿命？带着种种与别人不同的心理，王江民使出浑身解数向病毒开战。王江民特别带劲，比没发现病毒之前还带劲，他觉得自己为此而生。
王江民先是用Debug手工杀病毒，然后是写一段程序杀一种病毒。这时已进入20世纪90年代，王江民第一次编程序杀的病毒是1741病毒，杀一种病毒他就在报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公布这段杀病毒的程序。那时IT精英大都是二十郎当岁，年轻气盛，一口英文，高学历，高智商，几乎是互联网定制的一代，所谓“新人类”，与以往不同的人类。王江民是个异数，正因为是个异数，王江民与年龄无关，与时代无关，他自己独立运行。事实上难道霍金不是我们时代的异数吗？王江民无论年龄气度也都是个异数。
但异数不是偶然的，与非同寻常的苦难有关。
王江民手到擒来写了许多程序，杀了许多病毒，甚至于感到自身的体内也清爽了许多，自身也越来越像一台不断被治愈的机器。写多了杀毒程序，王江民觉得这些各自独立的杀病毒程序用起来很麻烦，就把6个杀不同病毒的程序集成到了一起，命名为KV6，后来发展到KV8、KV12、KV18、KV20。
王江民开始参加计算机学术会议，他的到来多与病毒有关。那时中国人遇到的计算机病毒都是外国人编出来的，而所谓病毒也大多是程序员的恶作剧，不会真正破坏数据，对付起来相对简易，改过来就行了。后来中国人编的病毒出来了，非常厉害，全无幽默感，不是闲得没事恶搞一下，而是完全冷血，毫无背后的表情，完全是无表情的恶，而且最主要的是能真正地破坏数据。如此一来病毒世界大乱，以恶易恶，比着谁恶，第一代病毒设计人员被病毒杀死了。
到王江民第二次参加计算机学术交流会时，病毒问题已是满城风雨，一些专家们的论调改成了“计算机病毒现在越来越厉害了，研究计算机反病毒不能随随便便研究，研究反病毒软件，最后总要卖，如果卖，难免出现前面放病毒、后面卖软件的恶性循环，情况难道不是如此吗”？换句话说，反病毒专家可能正是病毒制造者。人们狐疑的目光投到王江民身上，开始从另一角度看。
的确，某种角度上看，王江民更像一个病毒制造者。
或者更像“病毒”。
这是王江民从没想到过的悖论。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王江民在会上面无表情地说，不可能发生反病毒的人编病毒的事情，从心理学上讲不可能，从法律上这是犯罪行为。而且，王江民说，能够杀病毒也不见得就能编病毒，编病毒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反病毒要复杂得多。王江民甚至承认反病毒的水平不如编病毒的人，通常人们认为正相反。
我是小儿麻痹患者，我会制造小儿麻痹病毒？（王江民没说出这句话，说出来让他痛苦，不说也同样，但还是没说。）
的确，存在少数这样的患者。
但王江民不是，他的一生都不是。
一生都在反对，包括反对已形成的自身。
有一年，王江民收到了武汉大学篮球教研室寄来的变形病毒样本，这种病毒很奇怪，王江民第一次遇到，也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的变形病毒。这不可能是一个反病毒专家能造出来的，不，不可能，除非有个人像他自己一样疯了，王江民对这样的病毒并不陌生，虽然从未见过。
王江民用了一周的时间也没杀死病毒，用传统的杀病毒方法根本不行，这让王江民着迷。甚至，说句实话，他并不真的希望自己找到方法，他愿自己一路都失败下去。当然，同时他又竭尽全力，智慧呈指数增长。他战胜了病毒，如同战胜了自己，最终找到了“广谱过滤法查毒”，后来又掌握几个变形病毒样本，在理论上归纳出了变形病毒的特性。王江民开创了独特的“广谱过滤法”，收效明显，并写成论文，论文获得了全国性的优秀论文奖。
王江民的KV系列杀毒软件虽然凶猛，但也和其他杀病毒软件一样存在反应滞后的问题。当病毒刚出现尚未蔓延开来，能不能在报纸上一个星期公布一次新病毒特征码，让KV用户自己升级？这接近防疫措施。王江民将自己的病毒防疫想法连同开放式、可扩充的KV100软件一起寄给了《软件报》，为它还起了个名字，叫“超级巡警”。《软件报》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1994年7月15日首次发布了《反病毒公告》。
KV100在《软件报》上一炮打响，在没有Internet和光盘传播的时候，报纸的《反病毒公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很多单位的主管要求计算机管理员把每一期的报纸都剪下来，把新病毒特征码加上去。王江民如同防疫站的首席科学家，声名鹊起，令人信赖。
王江民第一次通过朋友介绍和华星公司接触时，华星公司开始还没特别意识到KV100的巨大价值，有一天一家国外大公司在中国分公司的20多台电脑突染病毒，硬盘启动不了，如同脑瘫，脑中风，“口眼歪斜，一声不语”，静得像死人一样。公司员工都傻了，几亿元的合同打印不出来，急得要命，四处找人杀毒救急，包括找到国外最先锋的反病毒软件清毒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法子，该公司召集外围技术支持的计算机公司开了一个会议，承诺谁帮助解决了这次问题，以后的硬件就从谁那儿买。作为该公司硬件供应商之一的华星公司长途电话打到了王江民这里，同时还请了一个美国反病毒专家，开价两万美元。王江民来到北京这家外国大公司时，正碰上美国专家在查解病毒。
作为“备胎”，王江民在休息厅等了一个多小时，几次上厕所，身体不便，服务人员不知是否要上前扶助，王江民当然拒绝，他从不要人搀扶。特别是王江民现在已今非昔比，名声在外，即使坐在轮椅上，他的气度也是世界一流的。那时霍金已来过中国，其复杂的机器人般的风度已为人接受、崇拜。王江民虽然身体不稳，但自内而外都有一种气度，一种奇特的修行来的自信。其实这类人全世界都一样，身体反而成为他们的符号，抽象的符号。
帅气的美国专家此时一点也不帅气，在里面一个劲儿地咆哮：“NO！NO！Format（格式化）！Format！”最后气急败坏地出来，与王江民正形成某种对比。王江民让人信赖，似乎反而是他的超常所致。当然，当时的气氛也很紧张，王江民对机器进行的每一个操作都被身旁站着的记录员记录在案。
王江民很快判定机器感染的病毒是火炬病毒，这个病毒发作只抹去硬盘分区表，不破坏数据。十分钟，王江民让病毒已经发作的机器，重新启动了起来，20多分钟，王江民指导该公司的人把20多台机器上的病毒全部清除干净。华星公司当场留下了20套KV100，并开始接受转让，销售KV100。
之前KV100已转让很多家，为了避免KV200的市场混乱，王江民决定由自己统一发放激光防伪，统一市场，统一价格。这是很高明的举动。尽管如此，王江民清楚这种方法不可能彻底解决防伪的问题，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王江民用升级的办法争取了主动：等硬盘分区表修复技术成熟后，王江民把KV200升级到了KV300。也就是升级为KV300这一年，王江民乘着那时风行北京的一辆黄“面的”进军中关村，以50万元的资金注册了自己的公司—江民公司。
不同于别人，王江民有备而来，资金虽然不多，但凭成熟技术吃饭，足以创业。当然，王江民的样子本来也与众不同，只是他的成熟与声名足以让人忽略他的不同。在北京向病毒宣战与在烟台还是不同，北京，中关村，辐射全国，是全国的。到中关村没几天，王江民就注意到中关村商家喜欢“拼货”，就是多家经销商联起手来加大进货数额，求一个好的批发价格，王江民乘时跟进，将批发价定得很诱人，两个“拼货”的大单子下来，就挣了100万元。这在烟台是不可能的，中关村的舞台太大了，到中关村仅一周他便旗开得胜。
问题不在于销售，还在于病毒。或者病毒本身已不是问题，而在于病毒延伸出来的挑战问题。比如，王江民反病毒，中国的那些写病毒的人、制造病毒的人也在想方设法对付王江民。著名的“合肥1号”病毒作者在王江民刚到中关村不久，便向王江民下了战书：居然将KV300解密，把“合肥1号”嵌入到了KV300之中，然后把带有“合肥1号”病毒的KV300解密放到了BBS上传播。病毒在1997年1月1日发作后，“合肥1号”病毒作者马上就在网上大肆宣传KV300中藏有病毒。制病毒与反病毒不在幕后，已到了台前。魔道之争吸引了业界的高度关注，绝顶之上的“华山论剑”真实地出现在IT江湖上。这是华山之约，王江民也如同温瑞安笔下四大名捕之“无情”，虽残疾，但风驰电掣，武功诡异盖世，一招便将“合肥1号”制伏于IT业的华山之巅。
如果说这种时不时地挑战还算正大光明，还算正常，那么接下来王江民便有些哭笑不得了。王江民把“合肥1号”病毒杀了之后，“合肥1号”的作者开始旁门左道，完全不像一个大侠的作风，马上在网上跳出来说：为什么只有王江民能杀这个病毒，而别人杀不了？那是因为王江民自己编了这个病毒！这个病毒应该叫KV300病毒。此人摇身一变，把自己说成了王江民，如同混世魔王。这位混世魔王一边叫嚷，一边又炮制出了“合肥2号”病毒，这是最难解最厉害的Joke病毒，它有无数次变形，几乎把加密学上的所有加密手段都用上了。王江民头疼了三天，用破解密码的方法才把它杀了。
混世魔王们恼羞成怒（当然不止一位），紧接着又出现“上海1号”病毒，“上海2号”病毒，“上海3号”病毒。王江民指尘轻舞，所到之处这些病毒随之消隐。KV300上海技术中心马上就收集到了病毒的样本，王江民立刻就把它杀了。“上海2号”把病毒发作的显示信息改成了KV300C，但还没有离开上海市就被王江民消灭了。接下来“上海3号”干脆把病毒发作信息写作王江民的汉语拼音字母“wangjiangmin”，恶心王江民，王江民把三个病毒归纳了一下，出了一组反“上海病毒”的广谱代码，这之后再没有出现“上海4号”病毒，因为这个病毒的作者所写的病毒格式，再怎么改，再怎么花样翻新，也逃不出王江民那一串《葵花宝典》般的“广谱查毒代码”。王江民完全封死了“上海病毒”的老巢，说白了就是杀鸡取卵，绝了你的后。
王江民狠，这点王江民毫不掩饰。
幸好这种狠出现在王江民身上。
2010年4月4日上午10点左右，王江民突然辞世，享年仅59岁。有人说上帝的电脑中毒了，所以带走了王江民。上帝想跳太空步了，所以带走了迈克尔·杰克逊；上帝想看《地坛》，带走了史铁生……
手记十四：疾病与创造
最早杀毒软件用的是3.5寸的软盘，电脑还有软驱，现在已没有了。那时候我记得有许多杀毒软件，有瑞星，KV300，金山，卡巴斯基，360，电脑管家是太后来的事了。我用过许多种，比较多的是瑞星，但有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的一位同事忽然给了我一个软盘，说是KV300，杀毒杀得特厉害。一听这名字就特厉害，果然用起来也厉害，从此记住了KV300。
杀毒软件无疑是中关村的一个节点，而人们对病毒也有着太多记忆，可以说有了电脑不久就有了病毒，电脑与病毒似乎天然地同在。不过最初的时候，当我听说电脑还有病毒很不理解—电脑怎么会有病毒？
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最厉害的杀毒软件KV300是一位残疾人做出的，不知道这个人一生都在与身体中的病毒作战。无法证明脊髓灰质炎病毒与电脑病毒有什么关系，或许根本没关系。但疾病与人类创造力显然又有着复杂的精神关系，这不完全是题外话。在中关村这样的舞台上怎么可能没有疾病与创造的关系？王选是这样，冯康是这样，王江民也是这样。
当然，深入探讨就不在这里进行了，留给读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