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落体
2015年，吴甘沙辞去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上任驭势科技CEO，在圈内成为一个跨年的新闻事件。事实上吴甘沙还是院长的时候，还在离职的过程中，就已开始为驭势科技操心，每天他连轴转地面试、见VC风险投资人，希望能在年前搞定最初这轮融资。英特尔在全球有五大研究院，作为中国研究院院长，吴甘沙直接对应的是英特尔总裁，年薪数百万元，但他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辞职。
驭势科技刚开始的暂借办公地点是中关村海龙大厦一间办公室，室内简陋，不过一个长条办公桌，一个休闲沙发，地方不大，仍很空落，倒是桌上摆着一个足球有点另类。最近吴甘沙刚刚搬到了中关村智造大街高科技产业孵化器，孵化梦想。公司的方向是智能汽车，无人驾驶。
按照北京人的说法，真是够一梦的。
有人驾驶还排不上号呢，又来了无人驾驶？
对很多人来讲，无人驾驶是不可思议的，甚至连梦都谈不上。干吗要无人驾驶？有必要吗？有人驾驶的瘾还没过呢！是不是太快了？太离谱了？而且，真的行吗？城市那么多车，怎么可能无人驾驶？英特尔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放着院长与首席工程师不做，做起了无人驾驶的梦，简直是外星人的思维。
有些人活着活着就成了外星人，你不知他怎么想的。
这是普通人的看法。
吴甘沙200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计算机系，大学期间，是十个拿到英特尔奖学金的幸运儿之一。毕业后来到英特尔，在英特尔一干就是16年。刚开始加入英特尔，吴甘沙做人机界面，第二年便迎来了他工作上的一次重大机遇：选择转组，进入核心技术团队。转组之后吴甘沙和他的团队在美国技术团队的支持下，慢慢地创立了自己的项目，进行自主研发。仅仅过了三年，他就成了项目经理，接下来是部门经理，技术总监，直到首席工程师。
首席工程师，在英特尔全球研发体系中仅次于院士，拥有很高的地位，至少需要四种能力：首先是“业务影响力”，其次是“技术领导力”，然后是“战略领导力”以及“团队领导力”。英特尔所有技术研究都服务于产品应用及业务的发展，因此“业务影响力”在评选中是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吴甘沙这方面无可挑剔，他在多核编程工具开发上攻克了很多技术难关，实现了并行编程工具创新，并成功地将这些技术从研究院转换到产品部门，变成了英特尔的产品。
“技术领导力”是指取得的成果必须是业界公认领先的。吴甘沙在并行编程环境Ct/Array Building Blocks上的创新，解决了未来万亿级计算应用程序开发编程难的问题，使得程序员在处理海量数据时举重若轻，并可确保今天的代码不用重新编译，就能在未来的处理器结构上运行。“战略领导力”反映的是洞见未来技术趋势、判断各种技术重要性、主动发现问题的能力。
上述能力不仅使吴甘沙成为首席工程师，也使他成了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在英特尔，吴甘沙已做到了人生与事业的顶峰。这个顶峰异常坚实，耀眼，在很多人看来像雪山一样高不可攀，即使在全球也是英特尔的五大雪峰之一。但吴甘沙却从山峰跳下来，一步来到了海龙大厦卖电脑的一间屋子里，手里摆弄着长条桌上一只足球，做起无人驾驶的汽车梦。
尽管是如此前卫的“自由落体”，吴甘沙却称自己保守，不文艺，摩羯座，特别理性。当一个在梦中的人说自己特清醒，特理性，会让人感到一种可怕。“他不可思议，但他会成。”这就是周围人对他的评价。的确，在整个被梦幻包裹又淡然坚实的吴甘沙的脸上，似乎会看到十年二十年后一种确凿无疑会成功的东西，他那种淡定，凝结着一个年轻人到中年人的整个过程，16年的英特尔生涯，已让他有一种机器人般的质地。
吴甘沙练就这种“梦幻式”的淡定，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这点来说，他称自己保守、太过理性又是对的。有没有一日之寒？年轻人，年轻的创客大有人在，一个梦想便冲上去，也是有的。但吴甘沙用了16年，虽然不过40岁，他头发已经花白，但也正是这种花白让他这次“自由落体”显得不容置疑。
在英特尔16年，吴甘沙至少有三次想出来创业。一次是2001年互联网大潮，那时他到英特尔不久，感到这是时代之潮，想投身进去，独立创业，但想想还是放弃了。第二次是2007年移动互联网兴起的前夜，吴甘沙主持的部门做出了一款比安卓还好的东西，当时安卓还没被谷歌买下来，但是英特尔总部却终止了这个项目，把手机项目卖掉了。也就是说，在2007年1月，乔布斯推出iPhone之前的关键时刻卖掉了。卖掉之前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乔布斯去求英特尔的CEO帮他们做一个iPhone的芯片，傲慢的英特尔却没答应。英特尔那时根本瞧不起手机芯片，还沉浸在电脑芯片里，没想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那时吴甘沙想离开英特尔，独自创业，因为犹豫，再次错过。
越是成熟伟大的公司越会犯时代错误，因为一个时代的领导者看到的都是“这”个时代的风云，对于下一个时代的一种颠覆性的东西是看不清的，或者看不上的，正像哥德尔定理所描述的：完备性和一致性不可兼得。哥德尔认为逻辑上自洽的不可能完备，它一定有边界，有局限，边界之外对它来说是一个黑洞。引申开来，或者说在吴甘沙看来，任何一个时代的领导者都有一个赖以成功的自洽的逻辑体系，比如PC时代，但是也有边界，移动互联网便是从边界之外出现的，是不可能被PC成功者认识到的。英特尔意识不到移动互联网的颠覆性，甚至在移动互联网来临前夜它却背过身去，与新时代诀别。
这件事让吴甘沙印象深刻，内心的冰冻深了一层。
第三次是2013年，移动互联网持续火爆，BAT已不再low，而是火透半边天，淘宝，腾讯，百度，加上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带给世界惊心动魄的改变。吴甘沙盯着时代，看到移动互联网＋教育的机会来了，他再次想出来创业，但就在他想走时却被任命为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吴甘沙再次犹豫了。吴甘沙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形容自己的状况：像在机场排队办登机，排了很长很长的队，好不容易排到中间靠前了，突然，边上开了一个新柜台，后面的人唰唰唰都涌过去了—这就是这些年年轻人做的事—我是动还是不动？再动是否又来不及了？他没有动，他羡慕那些本来在后面的转而冲在前面的人。
虽然不能亲自创业，做了院长的吴甘沙也决心跟上时代步伐，对英特尔中国研究院以往的工作方式进行了颇有自己色彩的改革，第一就是改变研究机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做事太慢、节奏太慢的方式，要学会互联网做事的方式。第二是强调英特尔在中国的存在，作为一个外企的研究院要更多地去参与到中国的改革，参与到中国的社会创新、经济发展当中去，比如中国的产业革命、数据经济，把英特尔的研究与中国的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而不只是相当于美国的研究院在中国的存在，差别只在用的是中国这边的人才。第三是希望从原来的更多是支撑性的一种研究组织变成引导性的，系统、通信这方面过去的研究是跟在市场后面，这个要改变。
2014年，吴甘沙领导下的研究院做了一些东西，而美国本土的研究院都还没开始做，英特尔中国研究院可以说全球领先，比如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方面。这以前英特尔关注的还是相对比较老的领域，像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可穿戴计算机等等，而人工智能对英特尔来说是全新的东西。
在吴甘沙看来，信息技术革命是有周期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20年是计算机的架构化，70年代至90年代是PC的数字化，90年代到新世纪前10年是互联网的时代的网络化，都是20年。而2010年到2030年这20年就是智能化。以前错过就错过了，这次不能再错过了，然而吴甘沙的变革并非没有阻力，甚至有些阻力是自身克服不了的，譬如他不可能把英特尔研究院改造成互联网公司，不能把四分之三的人都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