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报：人事问题解决了，是否意味着解决了所有问题？
单霁翔：我们改变通过招投标程序选择文物修缮企业的机制，制定专业技术队伍相对固定、培训有保证、水平不断提高的制度，这是古建筑保护修缮的最根本保障。同时，改变采取政府采购的方式，解决古建筑修缮传统材料供应问题，扶植传统材料生产企业，同时强化质量管理及监督。
北青报：在这次养心殿的修缮中，故宫采取了一种新的尝试，把修缮、科研、展览、人才培养全面结合起来。故宫为何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呢？
单霁翔：与以往故宫众多的古建修复不同的是，我们此次启动的是“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希望藉养心殿的修复工程将“古建筑修缮工程”上升为“古建筑保护研究”。
我们将养心殿修复当作科研工作、文化工程来对待、当作整体项目来运作。借助此项目，开辟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途径，建立工匠招募、考核与培训机制，建立官式古建筑修复材料供应基地，制定材料性能标准，为挽救濒临消亡的古建筑营造工艺、装修工艺以及文物修复工艺做出贡献。
我们还计划恢复古建筑“八大作”，即瓦、木、土、石、搭材、油漆、彩画、裱糊的匠师培养机制，将文献研究、保护修复、检测分析、价值评估的专业梯队建设起来，为将来文物建筑遗产的保护储备新生力量。同时，33项“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专项课题”获得立项，为项目提供具有支撑作用的学术成果和人才力量。
文物修复背后的思维创新
去年，一部名为《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火了，这让更多的人开始重新认识故宫的文物修复。而故宫文物医院的开放，更让游客能够直接观摩故宫文物修复工作。这一系列工作的背后，又体现着怎样的一种工作思维呢？
北青报：故宫不仅承担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还要承担学术研究的职能，故宫如何处理这两项工作的轻重缓急呢？
单霁翔：我们在多学科融合、跨学科研究方面下了很大的力度。过去我们的员工忙于当前的工作，好比故宫修缮、文物修理，今天我们成立了15个研究所，都是专门人才，大家共同研究亟待解决的难题。
文物医院的建立，使得高科技的检测、分析仪器和方式方法应用到文物藏品的修复。过去我们凭经验来修，今天则有了科学的分析。例如一件破损青铜器到故宫，以前就是填单子上报，再送到文保科技部门去修，青铜器专家就会凭经验去修。今天一件青铜器，我们就会先检测它的年代、出土地点以及其他信息，然后分析它的金属成分，最后得出用什么样的方案修理最合适……经过一系列研究，再送给我们的专家，根据分析结果再来修。这种方式也可以使未来的人们知道当时对这件青铜器做了什么样的修缮过程。
北青报：这种工作所体现的思维体系是如何而来的呢？是依据您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学术理念，还是以往的工作经验，抑或是同故宫的专家共同研究确立的？
单霁翔：这种思路其实有很漫长的历史形态形成的，例如有梁思成先生对古建筑的态度，所谓修旧如旧，即最大限度地保存历史信息；又像《威尼斯宪章》传入中国，“不改变文物原状”这样的理念传入中国，尤其是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这样的理念在中国开始深入人心。
对于古建筑和对于文物，过去是两张皮，专家分别是研究不同领域的学者，但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共通的。另一方面，自然科学里物理、化学等方面高科技的引入，有很多人认为这与传统工艺的传承是有抵触的。今天，我们看到多种学科融合以后，这些传统工艺如虎添翼。我们希望故宫的文物保护，无论古建筑还是藏品，能够形成一个经过实践考验的研究性文物保护体系。不是仅凭传统经验，而是把传统经验作为最重要的要素进行传承。
北青报：人事问题解决了，是否意味着解决了所有问题？
单霁翔：我们改变通过招投标程序选择文物修缮企业的机制，制定专业技术队伍相对固定、培训有保证、水平不断提高的制度，这是古建筑保护修缮的最根本保障。同时，改变采取政府采购的方式，解决古建筑修缮传统材料供应问题，扶植传统材料生产企业，同时强化质量管理及监督。
北青报：在这次养心殿的修缮中，故宫采取了一种新的尝试，把修缮、科研、展览、人才培养全面结合起来。故宫为何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呢？
单霁翔：与以往故宫众多的古建修复不同的是，我们此次启动的是“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希望藉养心殿的修复工程将“古建筑修缮工程”上升为“古建筑保护研究”。
我们将养心殿修复当作科研工作、文化工程来对待、当作整体项目来运作。借助此项目，开辟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途径，建立工匠招募、考核与培训机制，建立官式古建筑修复材料供应基地，制定材料性能标准，为挽救濒临消亡的古建筑营造工艺、装修工艺以及文物修复工艺做出贡献。
我们还计划恢复古建筑“八大作”，即瓦、木、土、石、搭材、油漆、彩画、裱糊的匠师培养机制，将文献研究、保护修复、检测分析、价值评估的专业梯队建设起来，为将来文物建筑遗产的保护储备新生力量。同时，33项“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专项课题”获得立项，为项目提供具有支撑作用的学术成果和人才力量。
文物修复背后的思维创新
去年，一部名为《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火了，这让更多的人开始重新认识故宫的文物修复。而故宫文物医院的开放，更让游客能够直接观摩故宫文物修复工作。这一系列工作的背后，又体现着怎样的一种工作思维呢？
北青报：故宫不仅承担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还要承担学术研究的职能，故宫如何处理这两项工作的轻重缓急呢？
单霁翔：我们在多学科融合、跨学科研究方面下了很大的力度。过去我们的员工忙于当前的工作，好比故宫修缮、文物修理，今天我们成立了15个研究所，都是专门人才，大家共同研究亟待解决的难题。
文物医院的建立，使得高科技的检测、分析仪器和方式方法应用到文物藏品的修复。过去我们凭经验来修，今天则有了科学的分析。例如一件破损青铜器到故宫，以前就是填单子上报，再送到文保科技部门去修，青铜器专家就会凭经验去修。今天一件青铜器，我们就会先检测它的年代、出土地点以及其他信息，然后分析它的金属成分，最后得出用什么样的方案修理最合适……经过一系列研究，再送给我们的专家，根据分析结果再来修。这种方式也可以使未来的人们知道当时对这件青铜器做了什么样的修缮过程。
北青报：这种工作所体现的思维体系是如何而来的呢？是依据您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学术理念，还是以往的工作经验，抑或是同故宫的专家共同研究确立的？
单霁翔：这种思路其实有很漫长的历史形态形成的，例如有梁思成先生对古建筑的态度，所谓修旧如旧，即最大限度地保存历史信息；又像《威尼斯宪章》传入中国，“不改变文物原状”这样的理念传入中国，尤其是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这样的理念在中国开始深入人心。
对于古建筑和对于文物，过去是两张皮，专家分别是研究不同领域的学者，但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共通的。另一方面，自然科学里物理、化学等方面高科技的引入，有很多人认为这与传统工艺的传承是有抵触的。今天，我们看到多种学科融合以后，这些传统工艺如虎添翼。我们希望故宫的文物保护，无论古建筑还是藏品，能够形成一个经过实践考验的研究性文物保护体系。不是仅凭传统经验，而是把传统经验作为最重要的要素进行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