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上海举办的“中国早期珍宝电影展”，放映影片《姊妹花》《啼笑因缘》《女侠白玫瑰》《儿孙福》等，绝难一见，名副其实为“珍宝”。回望这些斑驳旧画面，观摩的乐趣并不在于影片内容，而在于“它们被看见”。这些作品鼓励我们深刻细致地回溯历史，关于早期中国电影明星、类型、市场与美学趣味的发现与再发现，路仍漫漫。
1934年的《姊妹花》，胡蝶一人分饰两角，在贫苦姐姐与富人妹妹的阶层分野中展现时代女性的悲情命运。这部今日难得一见影片，曾是中国早期电影的标杆之作，是1930年代中国电影明星表演的巅峰。从文明戏演化而来，早期中国电影的表演承接了舞台的腔调，“戏”的痕迹依然严重。《姊妹花》中的胡蝶却似拥有超越时代的直觉，用眼神取代摇头晃脑，以细腻的举手投足，呈示两个身处不同阶层的姊妹，转换自然贴切。当年，影片创造了连映60余天的空前纪录，胡蝶在上海受到空前欢迎，首届“电影皇后”评选中她拔得头筹。
胡蝶在《姊妹花》里的表演比早几年同样由她一人两角的《啼笑因缘》系列更为突出。后者残存的第一集和第五集在“中国早期珍宝电影展”中与《姊妹花》联映，串联成一组关于胡蝶的电影影像奏鸣。胡蝶在片 中饰演沈凤喜和何丽娜两个身份、性格截然不同的时代女性，同样风格自然不做作。由于六集影片留存至今的只有两部，所以关于这套当年票房并不理想的鸳鸯蝴蝶派代表作，今天的观众只能付诸想象。值得一提的是，原作者张恨水在《新闻报》副刊连载《啼笑因缘》时，主编是严独鹤，而他正是后来的影片改编编剧。
本次影展放映的影片现在在公众视野绝难见到，名副其实成为了“珍宝”。除了《啼笑因缘》与《姊妹花》，还有《盘丝洞》（1927）、《红侠》（1929）、《总理奉安大典》（1929）等。其中《盘丝洞》有过几次公开放映，是理解1920年代中国电影类型发展与美学嬗变的最直观的窗口。《总理奉安大典》是关于孙中山逝世后的奉安过程的纪录片，片中出现了诸多人物的当年形象，比如林森、吴铁城、宋庆龄等，同时也出现了北上迎榇及南下送榇过程中的影像，它所展示的1920年代中国各地风物成为今天最值得珍惜的部分。
同一时期华语电影的故事片正在类型片的发轫阶段，大量产出武侠志怪片，这次影展放映了几部当年的代表作：《女侠白玫瑰》《红侠》和《大侠甘凤池》。严格意义上，《女侠白玫瑰》在当时应该算作时代剧，女主角是第一代银幕女侠吴素馨，她的丈夫张惠民，是阮玲玉首任丈夫张达民的兄长。夫妻俩曾在同时期的类型杂糅片《雪中孤雏》中合作，张惠民是影坛多面手，吴素馨也不输，她在《女侠白玫瑰》既是主演又担纲副导演，这对文艺伉俪给当时的影坛注入健康的正能量。
《红侠》（1929）被认为是现存中国早期武侠电影的金字招牌。在1920年代末纷乱的类型片尝试中，现存最为完整的《红侠》是最早的以女子为主角的武侠片。被称为“中国头号武侠女星”的范雪朋，在银幕上呈现了作为观看客体的女性和作为除暴安良主体的女侠的双重身体。影片兼具武侠类型特点与情爱场面，十分直观地反映了其时市民文化的倾向。
这次影展放映的残片《大侠甘凤池》没头没尾，故事围绕甘凤池的一双儿女展开，有钻研早期中国电影的高手指出，这个“甘凤池”，并非杨小仲导演的《大侠甘凤池》，而是1929年另两位导演的《续甘氏二小侠》的片段。这就牵扯出“既存影像资料身份确认”的大问题，在大部分材料不存的情形下，还原早期中国电影史，路还很长，值得不断努力。
早期中国电影以影像保存了不少时代风貌，拍摄者当时也许无心插柳，却为后世留下了关于一时一地的珍贵活动影像。王元龙导演的剧情片《铁蹄下》，密集展示了北伐时期北京的地理空间和风物人情，聚焦当时北京城底层百姓生活，虽是虚构，却实实记录下90年前的“日常”，这与纪录片《总理奉安大典》展示各地人物风貌异曲同工。
回望这些斑驳旧画面，作为观众，未尝不是带着当代的欣赏趣味作出主观阅读。观摩无头无尾的残片《大侠甘凤池》（《续甘氏二小侠》）或《啼笑因缘》的乐趣，并不在于影片的内容，而在于“它们被看见”。影展的片目类型各异、内容不同，唯有其可见性的珍贵是共性。1920年代不仅有大侠和女侠，不仅有“七情迷本”的《盘丝洞》，或许还有更多今天想象不到的东西有待发现。正因此，中国早期电影即便远离今天主流观众的欣赏趣味，仍具有动人的能量——回望这些历史的产物，其实是鼓励我们更勇敢、深刻、细致地回溯历史，这种回溯，是了解与自省，直至对当下的中国电影创作产生推动力。因为岁月波折，因为当时的种种局限，今天的我们其实并不确知某些电影的“生死”真实情形，更多关于早期中国电影明星、类型、市场与美学趣味的发现与再发现，路仍漫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