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森
不久前上演的作品《喜剧演员的自由之路》，尽管有导演蒂姆·罗宾斯的影星身份加持，又有美国洛杉矶演员班剧团的招牌作保证，却在北京遭遇了两种极为对立的待遇。幕间休息时，一些观众以起身离场的方式给了这部作品一个差评；但是坚持看完整场演出的另一部分观众，却起立鼓掌向其致敬。在截然相悖的评价之间，似乎出现了一道认知的鸿沟，与喜剧有关，也与自由有关。
选择以16世纪意大利即兴喜剧为主要表演形式，就决定了《喜剧演员的自由之路》注定会因其冷僻的学术气质而与大众娱乐的消费者无缘，何况这还是一部充满反讽与戏仿的“戏中戏”结构的作品。以叙事学的理论来看，读者或观众在面对反讽与戏仿时，实际是在两套代码/信息之间进行文本解码的过程，但多数人对于意大利即兴喜剧的缺乏了解，使得他们陷入了手足无措的枯燥情绪之中。
这并非是对观众戏剧审美素养的指责，毕竟意大利即兴喜剧是一种几乎没有流传下任何具体作品的艺术形式，于是在《喜剧演员的自由之路》“戏外戏”部分，一个教授戏剧史的博士成了喧宾夺主的讨厌角色，他将舞台当成讲堂，讲起了一大套枯燥的知识，从而显现出这部作品最为浅层的讽刺意味——一个以“自由”为主题的喜剧作品，竟然充斥着了无生趣的刻板套路：
比如即兴喜剧中的角色有着固定的搭配，他们有着固定的名字，依照固定的性格做着固定的滑稽动作；丑角穿着固定的花布戏服，除年轻恋人外的其他角色要佩戴固定的面具；尽管他们没有固定的台词，却有着固定的幕表，于是故事情节也因循固定的模式展开，就连夹杂其中的淫词秽语和打斗闹剧也是固定的……恐怕正是这些枯燥乏味的东西，吓跑了原本期待着买笑减压的观众。
但那些观众显然误会了创作者的用意，把讽刺和批判当成了赞美和驯服。尽管“戏中戏”部分的情节颇有些值得解读的趣味，比如我们能够看到大量借用了莎士比亚、莫里哀等同时代戏剧家作品中的桥段——事实上莫里哀本人在少年时代正是意大利即兴喜剧的忠实观众。但演员们一直在“戏外戏”部分破坏着戏剧史博士的教学计划，他们表面上遵从于角色身份所安排的性格设定，实际上却不断以戏谑的口吻向博士发出诘问，通过一次次滑稽荒唐的对话，动摇了这位学术权威所宣扬的艺术观念，进而悄无声息地消解掉束缚于演员身上的枷锁。他们将无趣的博士一次次驱逐出舞台，然后载歌载舞地狂欢。他们的歌词中充斥着大逆不道的反正统和反理性的论调，召唤着原始而纯粹的神秘主义精神降临。
这样的“破坏”在演出的下半场进入高潮，在演员们无拘无束的放肆狂欢与肆无忌惮的嘲讽之中，他们一边借“戏中戏”质疑着一切约束现实生活的陈词滥调，诸如阶级身份、伦理品行等；一边又于“戏外戏”笑骂着所有囚禁着艺术思想的虚伪概念，类似流行文化、商业消费、主流价值等。他们甚至不惜冒着彻底毁掉整台演出的危险，不断提出那个同样让台下观众困惑不已的核心问题：
这样一部充斥着束缚与抗争的作品，为何会被冠以“自由之路”的名称？
显然，这群创作者们的意图并不仅是为了争取艺术形式上或哲学意义上的“自由”。蒂姆·罗宾斯在他的导演阐述中提到了自己的困惑：“有记载称意大利北部城市曼图亚的一位公爵曾在看了一出即兴喜剧之后愤怒至极，这又是为什么？那几位敢于在权势面前揭露真相的演员究竟何许人也？”于是，他和演员们将目标直接指向了艺术自由的最大敌人——知识话语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权力。
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以“话语即权力”的准确判断，一针见血地指明看似理性、客观的知识实际上是一套严密完整的权力体系运作的产物。而这群喜剧演员也同样戳穿了惊人的真相，在对剧中人物身份及角色间主仆关系的争论中，他们意外发现，意大利即兴喜剧流行的同时，非洲奴隶贩卖生意也同时在欧洲兴起，因此剧中那个插科打诨的仆人哈里基诺，很可能是被剥夺了自由的奴隶。
这一刻，冠冕堂皇的艺术争论突然都变得空洞起来。是的，当我们围绕着文艺复兴的艺术杰作高谈阔论时，当我们将这一文明的繁盛归因于社会和经济的进步时，我们几乎从未意识到，这样的文明和进步，正是建立在野蛮的剥削和奴役之上的，看似高尚的艺术史，恰恰遮蔽了黑暗罪恶的奴役史。几个世纪前的那群胆大妄为的戏剧演员，或许正是因为当面揭露了奴役的真相，才触怒了权贵。
此时，自由的艺术家们当然不可能再继续表演幕表所规定的故事——不仅是为了反抗艺术形式上的套路束缚，更是因为他们不愿充当伪饰真相的帮凶。眼看着这场演出陷入难以收场的尴尬，真凶终于出现了——一名隐藏在观众席中的艺术审查者，以权力的象征者形象站了出来，他以独裁暴君一般的口吻威胁着台上的演员们，勒令他们重新戴上屈辱的镣铐，去演完那个虚假的美好故事。
于是，我们终于见证了即兴喜剧的自由所赋予艺术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利：他们拒绝完成这场表演，拒绝用他们的双手为手握强权的统治者献上谄媚的掌声，他们昂起高贵的头颅，举起不曾被玷污的双手，以艺术的尊严为名，一个接着一个无声地走下舞台，走出剧场，走向自由的世界。当他们每一个人经过观众席的时候，我们听到了雷鸣般的掌声，那掌声足以让云端上的人们感到恐惧。
也许坚持看到这一幕的许多观众都会觉得，让演出在这里戛然而止或许是最好的方式，但蒂姆·罗宾斯还是让他的演员们回到台上，载歌载舞唱了最后一首歌曲。演后谈时，有观众问他这究竟是何意，这位导演说那是因为歌中唱出了意大利即兴喜剧的灵魂，即自由的声音、开放的言论和心胸坦荡的欢愉。所谓自由的真谛，也许就是如此简单。好在有戏剧，好在我们可以借艺术踏上自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