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晗
2016年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逝世四百周年。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写到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闻名遐迩，汤显祖在《牡丹亭》里写下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却鲜有人问津。虽有“东方莎士比亚”的美誉，大多数人对其作品知之甚少，东西方文化的失衡在两位戏剧大师及其作品的流传度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那些在中西文化之间匆匆而过的摆渡者，西方思想潜移默化地潜入到文化表层，经由时间的沉淀历久弥新，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却因此有失偏颇。
正是缘于此，楼宇烈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针对当下的思想冲撞，提出了应对中西以及古今思想的接受法。他认同中医技法，肯定了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以及无为而治的管理哲学。一言以蔽之，就是对西方文化去粗取精的创造性的转化，破除古今文化壁垒，对待传统“择善明用”的态度。中西方精神向来存在着诸多二元对立：从对事物的感知而言，西方人大多崇尚理性，中国传统文化言不尽意，大多靠直观、直觉体悟事物的规律。直觉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途径，一种难以捉摸的智慧。然而，在生命观上更显现出一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人倡导独立的个体，中国人将生命视为一代代的延续，血脉联系牵制着彼此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对此，楼宇烈先生质疑养老社会化，破坏了中国家庭伦理的亲亲之爱，正所谓“父母在，不远游”，如今西方所谓“独立人”的观念侵蚀至此，遵循孝道的传统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被打破。
人文主义向来被视为西方的产物，事实上，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即是人文精神，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阴阳二气交互产生自然界的“天文”现象，居于文明是人类特有的“人文”现象。人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的奴隶，也不凌驾于物和神之上去主宰一切，也就是楼宇烈先生所说的“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现代理性精神：“高扬君权师教淡化神权，宗教绝对神圣的观念相对比较单薄；高扬明道正谊节制物欲，人格自我完善的观念深入人心”。
诸如近人而远鬼神的观念在传统文献中比比皆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然而如今，与神本文化相对的人本主义被异化为 “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为了满足自我贪欲，不断创造出高新科技来改变生活现状，对科技的崇拜日渐兴盛，但人所欲求的科技推动自由的初衷却事与愿违。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比例的失衡，西方人本主义诸如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至上的弊病操纵着被异化的人。一个逐渐被西化的中国，表面看来被高科技包裹的外衣，内里却是被物欲引诱和腐蚀的空洞。高新科技层出不穷，而那些被人类创造出的机器牵制着他们成为心的形役，被信息驯化的奴隶。科技的双刃剑正解剖着原本平静的生活，创造力不断使人异化，物化世界的支配力和诱惑力正驱赶着人文精神走向灭亡。
拜物主义不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而是在当今愈演愈烈，早在《荀子·修身》中就有“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礼记·乐记》中有“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汉书· 董仲舒传》中亦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楼宇烈先生以古论今，从“理与欲、义与利、役物还是役于物”的博弈中，强调“役物”而绝非“物役”，以心性道德与精神修养消解物欲对人的异化。在科技产品的簇拥下，数据化逐渐让人丧失了其主动性，从改造征服，到丧失自我。在赛博空间满足物欲，刷新微博抵抗精神虚无，可谓是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写照，无论是个体还是国家，都在彰显自我和个性的路上渐行渐远，这也是当今世界的危机。与此相对的是，“所有的价值观都被收入等价交换原则的麾下，造成了人文与科技的失衡，也是人文价值的失落”。
事实上，科技发展是时代的大势所趋，只是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扭曲。高科技产生的高分贝噪音已经难以还原生活的本真，对他者的关照远远超过对自我命运的维护，现代科技所制造的全民欢腾的图景似乎容纳不下沉静思考的空间。在人人手持“iPhone”的时代，我买故我在，我刷故我在，曾经“我思故我在”的黄金岁月是否一去不复返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