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自学成才，著述数千万字，其著作中既有皇皇巨著，更有便于初学的小书，文字清新，眼界宏阔，随着国学热力渐增，近年更是成为“国学热”中的珍品，成为不少人亲近传统的门径。
“风物长宜放眼量”
钱先生的弟子孙国栋早年毕业于政治大学，有志于研究唐宋史，在香港新亚书院时曾追随钱先生左右，最后留下了细腻的回忆文字，钱先生的不少嘉言懿行由此得以记录，给我们透露出钱先生学问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孙国栋当时刚刚流落到香港，有幸进入钱穆等创办的新亚书院读书，书院刚刚草创，尽管设施简陋，但学风却颇为严谨。
最初，钱穆命孙国栋研读其著作《国史大纲》，面对孙的懈怠，钱穆显得格外生气：“你完全未领会《国史大纲》的作意。你为什么两天只看了百余页？”孙推托说“因为最近很忙。”钱穆怒斥他：“现代的学生，躲懒读书，常用最近‘很忙’为借口，朱子说做学问要有‘救火’、‘追亡’般迫切的心情，排百事而为之，然后才有可成，哪里能够闲闲散散地读书。我这所研究所是要找些能献身于学术的青年，你既已愿献身于学术，哪里能因些俗务而荒疏学业。”
这一当头棒喝，让孙国栋记忆犹新，内心暗地惊叹“这位老师真严，但我很佩服他。我觉得现代一般大学教授，只会阿谀学生，讨好学生，哪敢严正地申斥学生，像钱师这样的老师，实在难得”，所以此后的研读计划都尤其认真，也慢慢体会到钱穆的良苦用心。
作为导师，钱穆时常鼓励孙“为学必须奋勇，自力向前，尤贵坚忍沉着，专心致志”，呈现学术新境。
师生之间逐渐熟悉，谈话也愈发有趣。某次在火车上，钱穆对孙国栋讲了他游南岳衡山的经历，其实这个故事钱先生在课堂上也讲过。在第一次南岳之行中，钱穆发现了一座很独特的寺院，庙宇森严，格局开阔，“使人起一种安详宁谧而和平清静的感觉”。不曾想，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的炮火把南岳的寺院近乎都毁坏了。抗战结束，钱穆重游南岳，原来的寺庙换了新的方丈，他围着寺院遍种夹竹桃。当时气候宜人，夹竹桃盛开，游人如织，无不称赞夹竹桃之美丽。
面对眼前的繁华，钱穆却心中一沉，“愀然不乐，觉得这寺院没有前途了”。他认为，“夹竹桃最高不过三丈，寿命最长不过三十年，则三十年后，此寺仍是一无所有。方丈是一寺的主持人，他应该为该寺院种松种柏。松柏寿可千年，高可千尺”，可怜这位自得其乐的新主持，为了眼前一时的繁华，放弃了看似更加迂阔的松柏种植计划，眼光如此短浅，寺庙的发展或许也前景堪忧。
此事钱穆不仅多次给新亚书院的学生提及，而且专门写进了其回忆录《师友杂忆》中。当时钱先生双目已经失明，他对此再三致意，无疑是想提醒世人，“风物长宜放眼量”，学人的眼界是第一位的，如此，未来的世界方是最值得期待的。
超越“小我”，成于众人
无独有偶，抗战期间，日军铁蹄踏破了民国知识界的学术计划，诸多大学被迫向西南、西北迁徙，连武汉大学也被迫西迁到四川嘉定。钱穆曾应邀在武汉大学讲学一月，广受好评，学生甚至打着火把赶路前往听讲，后来者往往一席难觅。
讲学期间，钱先生遇到两位很聪明的学生，劝他们留校做研究。第一位犹豫多时，说要去办一袜厂赚钱，钱穆见其意志不坚，必难有成，于是果断放弃。第二位就是严耕望，聪明而内敛，意志坚定，钱穆知他必然有成，留他继续研究，果然，严耕望后来完成了几部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巨著，享誉海内外。
在《湖上闲思录·无我与不朽》中，钱穆认为，“因为无我，所以才不朽”，提倡搁置小我，“凡属超我而存在，外于我而独立，不与我而俱尽的，那都是不朽”，中国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凡属德、功、言，都成为社群之共同的，超小我而独立存在，有其客观的发展。我们也可说，这正是死者的灵魂，在这上面依附存在而表现了”。他提示我们，成功不必在我，聚焦于众人之事，超越小我，人生庶几可以不朽。
文化顽童李敖读高二时，钱穆先生正在台湾讲学，通过徐复观先生之子徐武军的介绍，钱先生跟李敖做了一次谈话，钱先生的谦和给少年李敖印象很深。后来钱先生返回香港，李敖竟然去信质疑钱先生书中的疏漏，不曾想钱先生不仅不以为忤，还亲自回信，并赠书给李敖，以示激励与欣赏，其胸襟的磊落，让人感叹系之。
在那个花果飘零的时代，钱穆爱才之心流露无遗，让桀骜不驯的李敖也不由得拜服。尽管后来李敖更加简傲，对钱先生的评价趋于激烈，但钱先生对于具有向学之诚的青年人的扶持，却在后人的回忆中栩栩如生。身处风雨如晦的年景，他心中所思或许是将一己的学问幻化为无数年少身影前路上的灯火，期待更多后来者为故国招魂。
钱穆以其自身的表率与培育弟子的心得，为我们勾勒出一代国学大师的人生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学问、人生与家国也都危在旦夕。而当下我们的学问与人生，对外面临着消费主义时代的冲击，对内则有学术传统与脉络的隐然断裂，所谓的象牙塔已经有些手足无措。如何平衡个中的问题、寻找自我的救赎之道，隐入历史深处的钱穆先生，其人生经历中的吉光片羽，或许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