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电影《出租车》
最早接触贾法·帕纳西的作品是2000年的《生命的圆圈》，以及被伊朗政府封杀之后的《这不是一部电影》和《闭幕》，前一部讲的是七个女人一天中的心酸故事，后两部则是贾法自己的禁闭生活。在《生命的圆圈》中，所有与监狱扯上关系的女人在生活上都难逃每况愈下的处境，片中屡次出现的门框、窗框与栅栏正是女性遭遇的缩影，犹在框中。几段小故事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只因人生遭遇偶然交汇于镜头中。片头痛苦分娩的女人，片尾已在狱中，似乎仅仅是因为生下的孩子与超声波检测的性别不符。正如罗杰·伊伯特所说，这部一无暴力、二无色情、三无酒精的电影之所以能冒犯伊朗当局，不过在于贾法的镜头暴露了伊朗女性如猎物一般的处境，整个社会都是她们的天敌，只因为她们是女人。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女人能逃出命运的圆环。到了后面两部，贾法已经因为“危害国家安全”、“实施反对伊斯兰共和国的宣传”而获罪，20年内禁止制作或拍摄电影、编写剧本，禁止接受任何媒体访问以及离开国境。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被限制到了最小的时空范围，只能在自我呈现中坚持对抗。
基于这三部电影，一度以为这就是贾法的风格了，一个“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严肃导演。直到后来又看了《白气球》和《谁能带我回家》，被儿童片中小朋友们的天真纯洁深深打动，才完整感受到了他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这种感受大概也符合对伊朗电影两种不同气质的整体印象，一边是《小鞋子》式的童真，将生活的困窘全然融化在纯真与温情中，另一边则是《一次别离》中的伊朗，哪怕是有房有车的中产阶级，也不得不在岌岌可危的处境中不断寻求出路。在童真与困窘之间，在日常生活的世俗化与国家主义的威权之间，电影中的伊朗面临着巨大的断裂。
从《这不是一部电影》到《出租车》，“自拍”同时成为贾法的方法和主题。在被限制拍片的日子里，看与被看之间的关系在观察自己的过程中倒置，拍自己既是政治抗议，也是对影像世界观的重新建构。与《这不是一部电影》和《闭幕》的沉闷不同，《出租车》将封闭空间从不可移动的房间改为移动的车内空间，又将狭小的车内空间改造为透视伊朗社会的展示台。尽管早在2002年阿巴斯就已经用出租车加固定镜头的手法拍出了以伊朗女司机为主人公的女性主义作品，但贾法亲自上阵之下，假司机与真导演的身份还是使得《出租车》显得比阿巴斯的《10》更有趣。更重要的是，在这部难辨真假的纪录电影中，贾法已经从“自拍”中展示出了以迷影对抗强权的影像价值观。
整部电影一共有四个固定镜头，分别对准司机、副驾、后座和前窗，在前两个机位中还可以清楚地看见导演对镜头的“调度”。除此之外就是乘客欧米德用贾法手机拍下的受伤男子口述遗嘱的影像，侄女汉娜用卡片机拍下的影像，以及观众无法看见的老邻居用iPad展示给贾法的监控录像。而无论是固定镜头还是手持影像，所有的画面始终都处于“被监控”中，用“被监控”的影像来隐喻伊朗电影的艰难处境。
三组双人乘客，男小偷和女教师、出车祸的夫妇、赶着去河里放生金鱼的老妇人涉及的话题分别指向社会、家庭和宗教信仰。自己就是小偷的男乘客认为盗亦有道，对于那种没有底线连穷人也偷的人，一旦抓住就该处死，女教师则认为死刑和高压政策从来不是改变伊朗的根本动力。丈夫出了车祸，被抬上车之后就要求用影像留下遗嘱，将财产留给妻子，否则，一旦他死了财产就会落入兄弟之手，妻子只能露宿街头。而赶着去河里放生金鱼的老妇人们，则相信这是让她们长寿的唯一办法——每年生日那天的正午之前将上一年从河里捞起的金鱼放生，同时另捞起一对，这样真主就会保佑她们。
除去这些例行展示伊朗社会的乘客，最有趣的还是贾法导演身份引出的迷影乘客。欧米德是制作和发售盗版盘的商人，电影素养颇高的他自然一上车就认出了贾法，并且指认出男小偷和女教师最后的对话与导演作品《深红的金子》中最后一幕咖啡馆场景很相似。欧米德把自己吹捧成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没有他伊朗人民就看不到《行尸走肉》和伍迪·艾伦，甚至也看不到被政府禁止发行的贾法的作品。欧米德去送盘的对象恰好是学电影的青年，对他俩来说，见到贾法都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欧米德谎称贾法是合伙人，而青年则借机请教找不到拍摄主题的千古难题。当侄女汉娜上车之后，小学生短片作业遇到的困难带来了更多关于影像与真实的讨论。汉娜原本已经拍到了邻家姐姐的残酷恋爱经历，但却因为内容不适合公映而不能使用，因为在公映的影片中女性必须佩戴面纱、正派人物不得打领带、男女不得有接触、不能表现悲惨的生活与暴力的镜头、不能涉及政治与经济话题等等。汉娜的苦恼正来源于她不知道“传播阴暗思想”和“实事求是但不涉及真相”的界限在哪里，更不知道如何在影像中区分“真实”与“不真实”。在老邻居给贾法看的监控录像中，他被人殴打抢劫，令贾法意外的是他不仅没有报警并且还同情施暴者，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没人会选择作恶。他所期望的不过是这些监控视频有朝一日能成为电影素材，高压不能改变伊朗，但影像或许可以。
贾法的导演身份和电影作品被迷影乘客们反复提及，对他们来说，贾法成了一个可以被不断引用的对象，不是电影复制了生活，而是生活在时刻印证电影，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位置再次颠倒。年幼的汉娜虽然只是在完成一份学校作业，但也被迫开始参与到严格的自我审查机制中。她的叔叔贾法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影像政治，唯有影像“真实”才能对抗强权“真实”，但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少在伊朗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导演，就必须得找到属于自己的“真实”。最后一位乘客是伊朗著名人权律师纳斯林·索托德，下车时她从手中娇艳欲滴的玫瑰里抽出一枝送给了镜头前全世界的观众，她说电影人是值得被依赖的。也许我们也可以和贾法一样相信，国家主义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终有一天将在迷影中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