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屡次“扩招”，不仅“扩招”，还推出“特奏名”等取才机制。南宋合肥人王栐史料笔记《燕翼诒谋录》卷一开篇“进士特奏”条就说得清清楚楚：“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故宋太祖赵匡胤初登宝座，就“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
开宝二年（969年），宋太祖就颁布诏书，特奏贡士（科考落第者）马浦等106人，各赐本科出身。由此，“屡考不中者也可得到功名、享受国家俸禄”的“特奏制”成了宋朝的国策，一直延续至南宋。不仅如此，宋太祖还推行“堂吏用士人”制度，他以过去“堂吏擅中书事权，多为奸脏”为由，于开宝4年（971年）“诏流内铨于前任令、录、判、司、薄、尉，选谙练公事一十五人，补堂后官，三年一替。”并将此策作为“开基立国之宏规”。这样一来“进士入官十倍旧数，多至二十倍”。不断扩招，虽造成公务员队伍臃肿、效率低下，加重了财政负担，但也有效地防范了“黄巢式”的落第秀才造反作乱。王栐对此国策大加点赞：“英雄豪杰皆汩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故乱不起中国而起于夷狄，难道这不是统治天下的良策。”
与此同时，赵匡胤及宋王朝历代最高统治者还发扬光大了武则天发明的“殿试”，以进一步安抚和笼络读书人。据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载，开宝六年（973年），翰林学士李昉主持科考，录取了38名考生，赵匡胤在召对这些考生时，发现有两个考生材质太差而予以淘汰，其中一个叫武济川的人正好是李昉的同乡，这就引起了太祖的怀疑。而当时落第考生徐士廉等又击鼓控告李昉营私舞弊，希望能复试。于是宋太祖就令在落第的考生中选出195人，和已录取的38人一起殿试，结果已录取的38人中有10人落选。好在宋代皇帝非常敬畏生命，李昉只受到了降职处分，要是换成武则天或朱元璋、雍正帝，李昉恐怕连脑袋也保不住。
王栐转录此事还予以点评：“艺祖皇帝以初御试，特优与取放，以示异恩；而御试进士不许称门生于私门，一洗故习。”这句评论传递的信息非常清晰，赵匡胤举行大规模殿试的目的就是，其一，做好人谁不会？要做的话，也应该有本天子做，天下读书人都知道是皇恩浩荡，自然会拥戴“赵家天下”；其二，以往考中的进士皆自投主考官或举荐人门下，结果出现了许多“小团伙”、“小圈子”和“小宗派”，实行殿试，可防止甚至杜绝了“团团伙伙”的出现。换个角度看，这样做可剪除“团伙”等上层势力对自己的威胁。
归根结底，宋代科考屡次“扩招”，并推出“特奏”、 “堂吏士人”等一系列善待读书人的“重文轻武”制，真正目的就是笼络并善待读书人，防止他们带头鼓动造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