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信息超载的时代，几乎所有信息都能快速地传遍全世界，文化产品尤甚，比如说美剧，民间的字幕组能同时把美国刚刚播出的电视剧翻译到中国来，即使是图书，也有多个语种全球同时出版的状况出现，速度本身也成了重要的生产力。而正在勃兴的种种新媒体、自媒体，更让传播的速度和范围突破了常规的限制，就渠道而言，我们的确正走向信息无国界的时代。
当一切都变快的时候，有些慢的东西，值得被更多关注，比如文学杂志，比如杂志所承载的中短篇小说和诗歌作品。中外之间的文学图书的交流是比较多的，国内每年引进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中国最好的作家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王安忆、阎连科等人的小说，也大都翻译成了十几种外文，并且接连获得国际大奖。但这些译介因历史环境、图书载体等原因而天然具有局限性，其一是范围狭窄，大多集中在十几个已经成名多年的作家身上；其二是有一定的滞后性，无法和中国文学的现有发生同步；其三是全部以图书的形式翻译出版，几乎没有相关的杂志类出版物。
在文学图书引进和交流方面，这些年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杂志层面上的互动互译则一直较为薄弱。当然，中国有《世界文学》来翻译各国的中短篇小说，向国内读者介绍当下国际文坛的新作；国外却没有类似的杂志来主推中国文学作品，也不可能有。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处在文学翻译的逆差中，而且这种差距还不小。其实，并非我们的作家写得不够好，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多年来的文化语境和世界文学格局造成的。《人民文学》自2012年开始出版外文版，并从单一的英文版扩大到德、法、意、日甚至俄语、韩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十几个语种，几乎涵盖了世界上较为通行的主要语种，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学的期刊方阵。
这一方阵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早已超出了“外文版”这个词语本身的内涵。第一，它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表明中国文学的自信心前所未有地增强，经过多年的某种后来者的“自卑”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全世界的读者：看，这是我们中国正在发生的文学。第二，随着莫言、刘慈欣、曹文轩等人接连荣获国际文学奖，热潮助推世界各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学的欲望，外文版既是推波助澜者，更趁势而为，做出把更多中国作品推出去的尝试和努力。第三，以文学杂志的形式而不是图书或其他形式出版，本身似乎是一件逆潮流的事情，但恰恰是这种逆流而上，让人们看到中国文学的基础活跃因子。第四，这种方式客观呈现了中国文学的丰富、厚实和灵动，以世界性的语言和风格讲述中国故事，并由此去努力实现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互影响、自愿的平等的交流格局的形成。
《人民文学》外文版并非是《人民文学》的“外文翻版”，它是一个时期内中国当代文学的精选，具有相当的广泛性。选稿的范围绝不仅限于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还包括报纸等其他刊物甚至是已出版的图书；作者的来源容纳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甚至是多个海外国家的中文写作者。每一期杂志都设置了相关的主题，如时间、速度、未来、家族、影响等等，所有的作品围绕着主题来选择。这些主题的选择，都是中方编辑与外方编辑沟通而确定的。
中国文学有着相当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需要足够大的展示平台。通过外文版的推介，更多的中国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进入国际读者的视野。
据介绍，每一期外文版都是由母语国的译者翻译、编辑的，他们的存在，保证了作品译文不是中国人想象的外国读者审美趣味，而是以他们本国人最为接受的语言风格呈现。就像外国所有被改良过的中餐一样，再好的中国故事，也只有以他者熟悉和适应的方式去讲述，才容易被接受和吸收。
现如今人人都知道期刊的生存艰难，文学期刊的就更艰难，《人民文学》在这样的时刻逆流而上，出版多语种的外文版，既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智慧。不管生存状况怎么样，文学都是这个社会运转的极其必要的一部分，或者说，正因为社会的主流都转向了能创造实际价值的生产性经济行为，文学期刊的存在和坚持才更有必要。但换一种角度来看，逆流而上本身也是一种顺势而为。世界的交流的确变得无比便利和迅捷了，但深度交流的困难却在同时增强，人们真正要了解一个异国人的生活和内心，仅仅通过新闻报道是远远不够的，最有效的途径是去欣赏他国人所欣赏的艺术，特别是读他们的书。只有在书中，在故事中，我们才能凭借自己的想象去触摸别人的想象，反之亦然。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随之相适应的正是让别人了解我们钱包的同时，也要了解我们的书包。
中国当代文学放置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完全应该有自信，这种自信就是我们的作品。但光有作品的自信显然不够，酒香也怕巷子深，好作品需要好嗓门去吆喝。这种行为通常被概称为中国文学的走出去，其实远不止走出去这么简单，只是走进外国的书店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走进外国读者的眼睛甚至是内心。世界是平的，我们需要彼此的沟通和了解，但因为种种具体语境，这种沟通和了解产生了大量的误读和对误读的误读。文学是不会撒谎的形式，它所能表达的情感和表现出的个性体验，虽然会因为翻译而有所丧失，但已然是人类最能直接传达的一种文化形式。
走出去的另一个方向，是通过他者来认识和确认自身。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文学的认知，无法不受到当前的国际秩序的影响。根据《人民文学》外文版获得的反馈可得知，外文版在其他国家得到了很多读者的认可，特别是高校中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和学生，他们通过定期出版的外文版杂志，真正了解到了中国文学的现状。这一点为之后有关中国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我们则又可以借助汉学家的中国研究，以新的视角反观自己。
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所谓的信息化时代和新媒体时代，本质上就是一个讲故事的时代。人们会逐渐意识到，文学其实并非是在式微，而是在潜移默化地以其他方式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翻看所有的新媒体上的文章，几乎全部要通过“文学”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核心内容。没有故事的信息，只不过是一堆冰冷的数据和文字。讲故事成了信息传递的基本模式，而如何讲、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正是《人民文学》正刊和外文版所一直努力做的工作。但对正在发展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这显然不够，中国文学的良性运转和更好发展，以及明确它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需要更多的作者、读者和文学爱好者参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