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年-1973年）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传奇般的艺术和爱情，不断地自我突破与否定，组成了毕加索多彩的人生，其立体主义力作《格尔尼卡》几乎成为全世界反战题材的经典符号化作品。同时，毕加索晚年对中国艺术的推崇，他与张大千的会面、对齐白石水墨所表达的敬意以及和张仃所代表的新中国文化使团的官方交流的广泛传播，使得他在中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对大多数人来说，理解毕加索的艺术是困难的。一方面是由于毕加索本身艺术风格的多变，除了早期的蓝色时期、玫瑰色时期，其后毕加索几乎每隔几年，其作品的面貌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中包括最著名的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另一方面，纵观十九世纪西方现代主义的种种艺术思潮，几乎找不到一种艺术流派与毕加索所创立的立体主义毫无瓜葛。
西方现代主义早期的印象派、野兽派先后影响了毕加索的创作，野兽派教主马蒂斯是毕加索艺术上的挚友，马蒂斯向毕加索推荐的非洲艺术更是直接影响毕加索走向了立体主义。历经十年，当毕加索创作的《亚威农少女》所代表的立体主义成为巴黎最主流艺术形式的时候，同时代的艺术流派更是纷纷从立体主义中吸取营养。从康定斯基的抽象主义到“EXCEL小超人”蒙德里安的风格派，之后是对毕加索又爱又恨的“达达”主义——曾经极度推崇毕加索，最后又旗帜鲜明反对毕加索之后做鸟兽散的那么一群人。毕加索自己更是亲自推动了新古典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发展，曾经“达达”的主将画家布鲁东，正是在与毕加索的不断交往中，完成了其向超现实主义的蜕变，而在毕加索的艺术生涯中长达八年的超现实主义时期，也成为其创作的又一座高峰。同时代的现实主义大师库尔贝、分离派主帅克里姆特，则是分别从再现和装饰的角度竭力与毕加索拉开距离，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正由于毕加索与十九世纪西方现代主义美术各个流派之间的纠葛，以毕加索为切入点是了解西方现代主义美术流变的最佳视角。而在以徐悲鸿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最终被确认为新中国的主流美术形态的大格局下，毕加索艺术在二十世纪中国引发的种种争议也就更易解释，用原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张仃先生的话讲：“毕加索的艺术有无限意味，而语言是有限的，不懂毕加索的艺术，正如一些只精于加减乘除的人，无法进入更高的数学境界，就说爱因斯坦和数学无关。”
毕加索晚年，对东方艺术确实十分向往，齐白石用一根水墨线条表现水波的传神境界也令毕加索钦佩不已。遗憾的是，毕加索本人并没有来中国，无法用东方艺术的震撼为其创作带来新的碰撞和变化。在其毕生创作的近五万件作品中，分别受到了古希腊艺术、古罗马艺术和非洲艺术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艺术的种种影响，而毕加索天才般的灵感和创造力也使得这些人类精神文化所积淀的财富，生发出新的气象和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