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念湘
每逢6月，高考总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尤其对于有考生的家庭来说，高考无疑是头等大事。为了让考生发挥出优异成绩，从家长到学校，再到考生自身，都在做着各样的准备，每个细节都做得一丝不苟。这也难怪，经历了十余年的寒窗苦读，高考不仅决定着考生能否进入大学的校门，还寄托了家长以及社会的期待。单就这一点来说，高考的意义和古代科举没有分别。不过，相比今天吃穿不愁的考生，以前赶考的读书人则要普遍悲惨得多。
人人都要勤学苦读，“头悬梁、锥刺股”不是传说
提到科举，我们往往会想到“范进中举”的故事，范进的故事当然不是孤例。晚清曾中过状元、后来成为企业家的张謇，他的读书经历就堪称励志典范。张謇十六岁时参加过一次科考，可惜排名一百开外，还被小伙伴们讽刺说：“假如有一千个人考试，录取其中的九百九十九个，那么不录的那个人也一定是你。”受到刺激的张謇，索性把“九百九十九”当成了座右铭，刻在了书桌、窗格和床板等各个角落。睡觉的时候，用两根竹棍夹住辫子，只要头动或者身子翻转，立刻就会醒。醒来看到“九百九十九”五个醒目大字，管他天亮还是天黑，立马就爬起来读书。而到了夏天，气候湿热蚊虫多，书桌底下的双脚被咬的到处是包。张謇另想“妙计”，准备了两只大坛子，把腿伸进坛子以避蚊虫。凭借着不怕吃苦的韧劲儿，张謇后来步步高中，最终金榜题名。
对于大多数资质平平、家境一般的读书人来说，挑灯夜读乃是家常便饭，甚至到了“头悬梁、锥刺股”的自残式地步。尤其宋代以后，四书、五经都有了固定的版本，只要肯下工夫背诵，熟能生巧，结果总不至于太差。1904年考中最后一任探花的商衍鎏先生，曾回忆他的备考之路，就是每天不间断地温习旧书和背诵新书。稍有偷懒，便会遭到教书先生的责打。例如，板打掌心、戒方打头、藤条打屁股等。在体罚式教育还很普遍的当年，这些手段却也着实有效。
皇帝很贴心，进京参加会试还有“补贴”
当然，死读书毕竟不是上上之策，科举备考同样需要一定的方法。明清之时，八股文是科举考试的头场科目，这就要求考生们在读书过程中，不仅自己学做八股文，脑子里还要背诵一些八股范文，学习先辈们破题、起笔、构思、收尾的技巧。有需要就有市场，一时之间市面上各种八股汇编书籍应运而生。有些是名家选读，比如乾隆时期方苞选读的四书文字；有些则是书商们找些稍通文墨的人攒写而成，质量着实不敢恭维。为此，清初还曾对科举参考书市场进行过整顿，要求各地的教育主管官员（学政）尽量给考生讲解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纲目》、《历代名臣奏议》等正统书籍，而对其它的“琐语淫辞”，则严行禁止。
相比之前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之久，最主要的原因乃在于它的相对公平、公正，使得大量寒门弟子有机会出将入相，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但不得不说，长期的读书备考，没有一定的财力支撑也还是无法完成。尤其省城的乡试、京城的会试，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异地赶考，少不了交通、食宿等基本开销。好在清代皇帝们考虑周全。顺治时期规定，对于来京参加会试的人，均给予一定的盘缠。雍正帝更贴心，格外关照了那些落榜的士子们，担心他们“往返道路及在京守候盘费均难接济”，追加了回程补贴。路途遥远的云、贵、川及两广考生，可获得10两银子，其它地方的考生则5至7两不等。
虽然有国家的照顾，但勤学苦读乃是每个士子的必修课，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科举考试仍然吸引着大批读书人在这条道路上前行不止。
考前科学准备，身体、心理素质缺一不可
清代的科举考试分为童试、乡试和会试三种，分别对应着县、省和中央三个层级。三试分三年依次进行，中童试者可参加乡试，中乡试者可进入会试。一般来说，乡试安排在八月，会试则在次年三月。每次考试又分为多场，吃喝拉撒都是在考场中完成，时间长达一周之多。因此，如何安排时间、精力，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同样是考生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早在晚明，王阳明曾郑重地对应试者给出过具体意见。在他看来，考生进场前十天，就要先调整生物钟，鸡鸣时便起床，洗漱穿戴，抖擞精神。尤其不要贪睡，否则容易精神恍惚。当然也不要熬夜，既晚即睡。临考前两天，切忌乱翻书，以免杂乱心目，每天只需要看一篇文字即可。考生倘能照此执行，无论身体还是思路，均可以挥洒自如，游刃有余。
王阳明的建议，今天看来仍然科学、合理，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尤其对于异地赶考的考生，舟车劳顿、身体素质以及住宿环境都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康熙三十八年（1699）七月初十日，安徽婺源县的詹元相前往南京参加乡试。他先是雇船到了杭州，又乘船到丹阳，然后下船骑驴陆行，二十九日才进南京城。结果考第一场的时候就得病，后来发展成为疟疾，最终无法坚持后面的两场，以遗憾退场告终。其实这已不是詹元相第一次面对因病退考，在三年前的乡试中，和他一起赶考的某叔叔就曾在考前病重身故，只吓得詹元相不想进入考场。比这更严重的，则是赶考途中遭遇自然灾害。例如咸丰二年（1852），台湾的石耀德等人到福建参加乡试，横跨海峡时遭遇风暴而不幸丧命。与此相似，湖南考生的乡试地点设在武昌，每每渡过洞庭湖时也面临着船翻人亡的生命危险。
作弊与反作弊的较量，清代考生入场搜检史上最严
上面的惨剧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士子还是可以成功到达考场，也就是贡院。但这距离进入院中、坐下答题仍有一段路要走。首先一关是点名。动辄数百上千人的考生队伍，从凌晨起就要排队入场，等到坐在自己座位时，有些人早已疲惫虚脱。点名之所以耗费大量时间，乃在于点名的同时还要搜身检查，以防止考生作弊。在科举制度发展史上，作弊与反作弊的较量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了清代尤其如此。至于作弊的手段，则有“怀挟”（挟带小抄）、“传递”（交头接耳）、“枪代”（代写代考）等名目。种类繁多，令人咋舌。所以，清代考生入场前的搜检之严也堪称历史之最。
乾隆时期对科考作弊现象有过严厉而细致的禁令。科场条例规定，考生所用砚台不准过厚，笔管要镂空，随身带的糕点等零食也要打开试吃一口，盛放物品的考篮须镂空透明，以便看清其中有无挟带。而考生穿戴的鞋帽、衣服，更是监考者着重关注的对象。清代一度规定，考生所穿皮袄、棉衣，必须去掉外层的面子，只留里子，防止其中挟带小抄。而且，每位考生要将衣裤鞋袜全都解开，以供审查。这可苦了这些读书人。由于京城会试是在每年三月举行，天气还较寒冷，士子们脱衣解怀，自然会寒风刺骨，感冒、发烧者不在少数。对这一点，连乾隆帝也觉得不忍。乾隆四年（1739）己未科会试，乾隆帝曾下旨给考生们发放外套、姜汤、木炭等驱寒物品，并特许携带手炉入场。
迈入考场受摧残，搜检翻身没尊严
相比身体上的摧残，入场前的搜检工作更是对考生尊严的极大侵犯。乾隆九年（1744）顺天乡试，乾隆帝为整顿舞弊之风，突然派出舒赫德等亲信，带领士兵对考场进行严查。而且挂出悬赏，搜出一个作弊者可奖励一两银子。这些平日涣散不堪的士兵，立刻变得特别卖力，不仅要求考生将衣服全都脱下，甚至连辫子、肛门等细微部位也不放过。经过一番突击检查，被发现有携带嫌疑的考生不计其数，戴枷示众的队伍排成了一大片。这对后边等候检查的考生来说无疑起到了震慑作用，有的将小抄丢弃路旁，有的则掉头溜走，大概因为将小抄写到了衣服、大腿等处，只能回去专门消掉。
对于一些开明的考官和聪明的考生，搜检过程倒也并不总是这么紧张粗暴。清代的大学者阮元担任乡试官时，就主张要区别对待考生挟带现象：倘若考生带的是自己的文稿，而且文理通顺，那可以宽容放过；如果带的是枪手写的稿子，则要严加处理。同样，摸准监考士兵的脾性，选择合适时间入场，也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同治元年（1862）的状元徐甫，在会试入场时就曾有意排在队伍末尾，果不其然，监考士兵刚查过队伍的一半，就已感不耐烦，高喊一声“全部查过”，后边的考生鱼贯而入，避免了赤裸相见的尴尬和无奈。
人均不足2平方米，“号舍”吃住、写作一体
当考生经历一番跋涉、进入贡院之后，真正的考试才算开始。清代乡试、会试都要持续数天，所以这段时间里，贡院就是考生临时的家。一般来说，考生号舍的标准是长4尺、宽3尺、高6尺，按照今天的单位换算,大概人均面积不到2平方米，而且吃住、写作一体，着实有些拥挤。每排号舍的尽头拐角，大都会建有公共茅厕。因为是随机分配，有些运气差的考生，指不定就会挨着公厕。尤其八月份举行的乡试，正值天气炎热，臭味难当，直把人熏得如毒似醉。若赶上雨水交加，茅厕浮物遍地散落，则更不敢设想。不过，倘若号舍有余，考生倒是可以申请调换，这也是给考生们的一项权利。
号舍安排妥当之后，考生们往往会将自带的帘子挂起，以便遮挡阳光，防止雨淋。继而铺好被褥，等待吃饭和就寝，为第二天的考试养精蓄锐。至于食、宿条件，那简直苦了这些未来的国家栋梁们。有位考生曾描述说，“火腿之狭几如指，月饼之小几如钱”，虽然不无夸张，但也足见肉食、点心之苛刻。另外，负责供应考场饭菜的官员，克扣公款，损公肥己，不惜购买变质的猪肉、陈年的老米，直把这些士子们搞得肚痛难忍，叫苦不迭。
而到了晚上，相邻号舍的考生不乏鼾声如雷者，直接影响了其他考生的睡眠质量。当然，分散考生注意力的远不止打呼这一项。清代嘉庆、道光以后，科场纪律已经渐渐呈现出废弛苗头，用信鸽传递考卷、沟通考场内外的现象屡禁不绝。试想一下，一只鸽子在你旁边进进出出，帮助隔壁老王把试卷送给场外的某个私塾先生，然而过一会儿又把答案送进来，谁还能够安心写字答题？
如果从构造上来讲，考场里的号舍颇有些类似于临时性的“关塔那摩监狱”。有些人来到这里、挣脱这里，走向自由，飞黄腾达；有些人则来了走、走了来，始终难以离开。清人笔记里曾提到，康熙、乾隆时期往往有八九十岁的高龄考生。乾隆三十五年（1770），参加江西乡试的生员李炜已经99岁，结果三场考下来还是没有中举。好在李先生有“年龄优势”，身体也着实硬朗，最终受到乾隆爷的格外开恩，一并赏了个举人头衔。对统治者来说，以国家名义给予老先生们虚衔褒奖，既能落下崇文重道的好名声，又能安抚读书人，鼓励他们继续寒窗苦读，进而没有心思干什么违法勾当，一箭多雕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参考文献：刘小庆《清代士子科举考试活动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