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玉瑶
这天，余秀华穿了一条红裙子。
她似乎很爱红色，第一次进京时，就穿了一件红棉袄。当有人问她“你觉得自己现在红不红”的时候，她会揶揄说，我的棉袄很红。
但现在是初夏，穿裙子是为了美。她深蜷在单向街书店的靠窗沙发里，和采访她的记者笑得前仰后合。光线透过落地的玻璃照在她和她的那条红裙子上，一瞬间出现在我脑子里的竟是一个有点儿俗但绝对是褒义的形容词——艳丽。
这次她来，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新书《我们爱过又忘记》。这是她的第三部诗集，编入的都是爱情诗。这是策划编辑杨晓燕的主意。杨晓燕原来在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为余秀华推出了第一部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现在到了新经典，也把作者余秀华带了过来。余秀华大笑说，出这个集子，是因为“杨老师内心很‘风流’”，“她想看到爱情诗，想谈恋爱。”
去年十月，余秀华终于和在一起捆绑了20年的丈夫尹世平离婚了。这让她继“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后又上了头条，但作为事件女主角，她只是觉得“快乐”和“自由”以及一种骄傲。婚姻的失败并不影响她对于情爱的享有和享受，也不影响她写下“我爱你。/我想抱着你/抱你在人世里被销蚀的肉体”这样炽烈的关于爱情的句子。
她是如此简单而直接。赞美和詈骂，痛苦与性，一切都可以淋漓地表达出来。她说话很慢，但思维很快，如锐利的刺，挑开一层层被小心翼翼遮盖起来的伪饰。当她直直地逼视着你的眼睛时，你会忘记那些诸如“脑瘫”、“残疾”、“农妇”之类的标签，而会单纯地意识到，她是一个诗人，一个女人，一个人。
爱情
“渴望得到，就拼命地写”
“我成了知心姐姐了。”这是余秀华红了以后，生活里的一大变化。很多人在微博、微信里给她发私信，真诚地抛来一大串稀奇古怪的情感问题求她解答，把她当成了包治百病的情感顾问。有的小姑娘还会说，余老师，我和我男朋友谈恋爱，能不能请您帮我写首诗送给他？——这样倒没什么不可以，但一些问题太怪，超出她的理解，她不知道怎么作答。
人们都看到，爱情是余秀华最重要的主题。据她自己估算，竟能占到全部诗作的百分之七十。“我渴望得到爱情，就拼命地写爱情，越写越多。”
她渴望得到很多人的爱情。诗集《我们爱过又忘记》里，变换着很多个倾诉对象“你”，每个“你”在现实中的所指却并不一样。比如一个叫“阿乐”的人，再比如一个叫“r”的人。“我是个多情又专情的人，喜新不厌旧。”
但多是暗恋。她的爱情总是单向度的，“他们都喜欢我，我性格好。但我一说我爱你的时候，他们都跑掉了。”也有年轻的男孩子读了她的诗后喜欢她，却被她劝回去了。“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他。”这似乎是个适用于全世界所有人的怪圈，本无特别，偏偏她又加了一句：“相互喜欢的，我觉得没意思。”这种难以捉摸的关系，让爱情在她那里似乎成了一个无法求仁得仁的空中之物，但反过来说，或者又是一个特别适合入诗的东西。
那什么样才是有意思的呢？她欣赏情感上的对等和直接。“我喜欢你，我就会直接对你说，嗨，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但你总会说深刻啊，有才华啊，不相干的说一大堆。我只希望你说，我也喜欢你，秀华。”
来北京住宾馆，隔壁的情侣吵了她一夜。她睡不着，就暗自猜想些内容。告诉编辑，编辑说她“想象力太丰富”。余秀华睁大眼睛，有些无辜：“那还能怎么想象！”
离婚
“好快乐，好自由”
余秀华曾说过，自己“喜欢爱情，讨厌婚姻”。这并不是说，爱情和婚姻的关系在她那里绝对背反，只是她感到自己“害怕了”。经历过一次不好的婚姻，她对这种形式有些微词，觉得人被束缚住了，也暂时不打算有下一次婚姻。
去年十月，她终于从法院拿回了自己的离婚判决书。前夫尹世平是在她19岁时到她家当上门女婿的，长年在外打工不着家，两人之间全然没什么感情。结婚没几年她就想离婚，但家人一直不允，担心她将来老无所依。
但余秀华不觉得不离婚好像就“老有所依”了似的。“我就从来没有依附过他。这个老公是依附不起的一个人，他没有条件让你依附。从结婚第一天起，我就是独立的，从来没有依附过谁。”
知乎上有个问题是“在中国离婚有多难”，引起不少人共鸣。提及此，余秀华也抢着肯定：“太他妈难了。”对她来说，父母这关，儿子这关，都极难克服。父亲疼爱她，看她二十年里一直痛苦，说离了算了，但母亲死活不同意，“威胁”她说，“我现在都得了癌症了，你还让我伤心。”这让她为难又沮丧。
还有丈夫这关。丈夫不同意离，说余秀华出名了就想把自己甩了。余秀华找朋友做了很多工作，丈夫最终才答应，但条件却是要一笔所谓“长工费”。虽然要求很不合理，但余秀华还是分了一半钱给他，给他盖了一座房子，让他离婚后有地方住。两部热销的诗集，一笔不低的版税，最终却大大耗费在了离婚这件事情上，她都没能好好改善一下自己和父母的生活。
如余秀华言，她的人格一直是独立的。但若不是因为写诗、出书受到关注，依然是乡间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妇，这婚还能离得成吗？她先是脱口而出“会呀”，但旋即又改口说，“不会”。目光也随之凝重了一瞬：“我不能给他钱。他和我离婚了，就没地方去了，不能还住在我家里呀。”她认可了经济独立在这件事中的分量和地位。
幸而掷去金钱，终解脱枷锁。什么感觉？她头略略后仰，长舒一口气，笑：“好快乐啊，好自由啊。”我告诉她网上不少人都支持赞赏她离婚，她脸上浮现出一种拨云见日的开心来：“中国有很多妇女婚姻很痛苦，却不敢离。他们说，看，余秀华那样的人都离婚了，你还等什么，快离吧。我写诗是一件励志的事情，我还要再做一件励志的事情给你们看。我很骄傲。”
关注
“人们通过标签来了解你”
采访余秀华之前，心里是有些忐忑的。她的伯乐，《诗刊》编辑刘年曾说：“她的内心，没有高墙、铜锁和狗，甚至连一道篱笆都没有，你可以轻易地就走进去。”但又看到不少媒体说，她总会机智地把你“呛”回去。
诚然。离婚这种敏感的私生活事件，她都不忌惮跟你谈，“没什么抵触和见不得人的”。但她不会像其他一些善于应付媒体的人那样圆滑地说些片儿汤话，而是会紧跟你的思路，抛出些反问来，颇有辩难之势。
她说起一位记者，非让她从和老公吵架的事情上，谈谈男权和女权的问题。“我完全懵了。这是不同的概念好吗？吵架是性格原因，不是男权和女权的事儿，怎么把几个不同的概念搅和在一起，真要命。”
在诗歌趋于小众的背景下，人们关注她，很大程度是将她作为了一个事件，贴上诸多标签。问她是否会感到抗拒，她却直直地看着我问，为什么要抗拒？我说，因为可能会忽视诗歌本身。她慢慢喝了一口水：“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人们首先通过这些标签来了解你，希望了解更多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去看你的诗歌，觉得诗歌很好。”困扰很多人的这个问题，被她轻易解决了。梨花体、乌青体等都曾流行一时，却终结于人们最终发现其诗歌的低劣。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能用诗歌引起关注，她承认自己是幸运的。但她旋即说，“诗歌也很幸运”。这种圈子化的小众文学形式，在这一年多能够重新进入大众视野并带动一股热潮，“都是我的功劳”，“他们应该感谢我”。评论家说了这样那样的话，她有时也看看，但“看不懂”，过后依旧写自己的诗。“我没说过自己的诗写得牛×。我既不是天才，也没有灵感，就是喜欢。”
她红了以后，媒体络绎不绝。打了一段时间交道后，她很快发现，媒体关注的都是“八卦”。没有人和她探讨诗的技巧之类，问来问去，左不过“你这诗是怎么写的啊？”“当时是什么情况啊？”“这里面写的人是谁啊？”之类的花边。虽然媒体让她迅速走红，但她还是审慎地划出了边界，知道什么是能分享的，而什么不能。不过她倒是挺喜欢和粉丝们面对面交流，称之为“调戏”。
她也对社交媒体保持某种程度的警惕——“朋友圈里有太多人云亦云了”。譬如说起去年的三里屯优衣库事件，“扯淡呐，这个事有什么值得转发的，无聊。在优衣库睡一觉，怎么碍着他们了？关他们什么事儿啊？都觉得自己是道德君子，屁。谁比谁干净啊，天下老鸹一般黑。”
生活
“是一个接一个的细节”
这一年，余秀华来北京来得频繁。她在后记里写，“总感觉是回家，诗刊在那里，刘年在那里，出版社在那里，杨晓燕在，范俭在，董路，天琴……”
北京有雾霾，她不喜欢，但又笑道，“我来这里的时候，雾霾都会消散。雾霾怕我。”听起来明媚，然而她明白，在北京到底不是生活，是出差。很多人问她成名后生活有什么改变，她不知怎么回答。“生活是什么，是一个接一个的细节。我参加的那些活动、节目怎么能叫生活？”
在后记里，她把自己真正生活的地方——湖北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写得很美，施以一层古典的审美色彩，“茶花怒放，猫步轻盈”，“有人自远方来，叩我柴扉，许我桃花”。像是锻造过的语言，但余秀华说，它们只是自然而然就涌现在了纸面上。
写诗这件事情，和她外在的生活状态没有多少关系。她开了微信公号“余秀华诗歌”，把自己的诗作贴上去。关注的有五千多人，不算多，但阅读率不低，能有百分之七八十。公号不是每天都更新，是因为她怕自己天天写惹人烦。“其实要是我自己，每天能写好多。”也没开通打赏功能，因为觉得让人给诗打赏“不好意思”。“什么时候能刷刷刷地写出好文章，才让人打赏。”
她觉得，写诗对自己来说实在“太容易”，没有什么挑战性，每天像是在“虚度光阴”，但自己本质上又是简单的人，即便羡慕像唐家三少那种日更八千的网络写手，却做不到。“太累了，搞不了。我打字很慢，每分钟只能打六十个字，还要思考，每天只能写几百字一千字。”
所以还是写诗。各方面都简省的文体。
省下来的时间做什么呢？“时间太好过。”她描述了一天的生活：早上起来，吃过早饭，躺在床上，看看微信，玩玩游戏，半天过去了。然后吃午饭。又看看微信，玩玩游戏，半天又过去了。这种随着日头偏移的生活和以前不写诗的时候差别并不大，只是那时，她挨过时间的方法是做家务、看下棋、看院子里的动物摇摇晃晃地打架。
她眼下还住在自己的小院里，养着下蛋的鸡、抓老鼠的猫、看家的狗。家乡搞新农村建设，给他们盖新房子，她打算等盖好了就搬进去。尽管现在有些钱了，但她并没想过搬到城里住。“城里不好，人太多，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