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雪
关键词：电视剧《欢乐颂》
阶级、性别、种族，三个维度交叉并置，大致勾勒出当代现实主义通俗情节剧的底色，也是新自由主义文化研究批评视角的三个基本选择。中国大陆人种相对单一，可以暂且避开种族问题不谈，优秀的文艺作品势必要在“阶级/阶层”和“性别”两个要素的互动之中展现出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在折射现状的意义之上，能对某些议题给出想象性的解释和解决。
从这个角度而言，现代都市剧《欢乐颂》开播伊始便备受瞩目，观众们津津乐道于剧中高度细节化和生活化的服化道，并纷纷站队求认同，都反映了本剧在人物设置方面的卓有成效。诚然如一些批评声音所言，本剧的五个主要女性角色不乏脸谱化和贴标签的缺陷，甚至存在创作者对于某一群体的妄自意淫，但是能够将人物的欲望和动机，与其原生家庭的影响，与其人生轨迹的选择，与其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一套自洽的行为逻辑，塑造出五个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形象，此举在当下国产剧中实属难得。
比邻而居的生存空间，将这五个性格迥异的姑娘聚集在一起。她们的矛盾源自不同阶级出身所决定的价值观冲突，而她们的同舟共济，除了情感上的抚慰，更仿佛现代女性为了寻求自我保护和维护权益的自觉联盟。诚然，在这个女性群像当中，仍然存在强弱区分。第二集五人第一次在电梯中相遇，呈现了一个有趣的构图：安迪和曲筱绡站在前景中，所占画幅较大；而2202的三个姑娘站在后面，变成焦点外的背景。按照镜头语言的语法，享有更大画面空间的角色拥有更大的权力。这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隐喻：安迪和曲筱绡之间的惺惺相惜，的确源于她们占有资源的相近性；她们在这个小团体中，也更多承担着“拯救者”的角色。五个人可以在一起欢笑感动，适当地弥合阶级之间的差异，但是引用曲筱绡的描述：“砍柴的以为皇帝都挑金扁担”——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异，是她们之间没法跨越的鸿沟。
《欢乐颂》当中展现的女性友谊，不由引人对比《欲望都市》：为何近20年前的美剧当中，女人们之间少几分“撕”，多几分融洽？可曾想过，《欲望都市》当中的四女，一个律师，一个公关，一个画廊职员，一个专栏作家，都是孑然一身来曼哈顿打拼的新中产。换言之，我们可以认定《欲望都市》中的四个姑娘，大致处于同样的社会阶层，这使得她们享有某些基本共识，而针对具体问题的不同看法，互相之间也可以保持相对的距离和尊重。而《欢乐颂》当中的“五美”，则还处于一条垂直的食物链上。有个老总老爸的曲筱绡永远不会真正理解还要替哥哥屡屡还债的樊胜美为了面子而买A货时的心情。在这些价值观的碰撞中，我们没有办法和立场指责任何人，因为这些行为背后拥有合理性。没错，时隔多年，“阶级/阶层”这个批评术语又回到了大众视野当中。本剧引起的热议，恰恰反映了流动性低的社会阶层和两极分化的状态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
再来考察一下《欢乐颂》当中的两性关系：剧中的几个主要男性角色都不惹人反感，受过一定高等教育，又成熟多金的男士，具备维持政治正确的常识，物化女性、歧视女性的惯犯问题在本剧中不常见。曲筱绡“身体先于情感”的恋爱观，以及姑娘们对于“婚前性行为”和正视性愉悦的开明态度，都彰显了国产都市剧中女性主义的进步。然而，本剧没法摆脱的，还是“决定女性成功的要素之一是婚恋关系”的透明天花板。这也许是对主流价值观的迎合，但势必压制了对更多潜在议题的讨论。比如作为职场“铁娘子”的安迪，剧情反而侧重她的感情戏码，她在职场上的果断和机敏，却只托以快语速和苛责下属来表现，大大削弱了角色魅力。
横向比对美剧中呈现的两性关系，我们看到下木夫妇（《纸牌屋》）之间类似利益共同体的婚姻关系，与其说是夫妻，更像是战友和伙伴。他们商议决策，共同进退，比起洒狗血的爱情，这种“胜似爱情”的关系也许能给观众带来些新的思考。在玛丽苏大行其道的国产剧集中，我并不期望《欢乐颂》要一步登天，但在续订的两季中，也许可以让女性角色不必为了爱情团团转，而在两性关系上提供更多元的选择。
总体而言，《欢乐颂》对于阶级差异不避讳的讨论，以及借当下女性主义东风的表达，某种程度上揭露了你我身处的这个社会中的一丝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