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复静下来和时间交手

2016-05-20 09:10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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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古籍修复静下来和时间交手

编者按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青阅读记者去探访了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珍藏的古籍,看看它们怎样被一双双灵巧的手延续着生命。不过,古籍的生命还有另外一种形式,那就是进入网络世界,以光和电的存在陪伴我们。

纸寿千年,电光一瞬。时间的长与短,慢与快,在这些古老的典籍身上,让人感受到别样的奇妙。它们的生命,比我们更久长。

水池旁边有一袋子古船面粉,一个年轻姑娘穿着围裙,正在揉面。此时是上午8点半,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的工作人员,必须赶在夏季到来之前的每个早晨,多揉一些面,如果不多洗出来一些淀粉,雨季的潮湿导致淀粉发霉,他们的工作就要“断顿”了。

“修补的黏合剂必须用小麦淀粉冲调,不能用土豆淀粉,这是古人留下的传统。”说这话的北京老爷子是杜伟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1974年退伍转业分配到国家图书馆做古籍修复,如今已有42年。已经退休的他每天上午都从家溜达到国图典籍博物馆一层的修复组办公室,和年轻人一起工作一会儿。

在这里,时间好像是静止的。5月17日,国际博物馆日的前一天,青阅读记者来到国图,旁观了工作人员用祖传的针脚缝补历史的拼图的全过程。

祖传的手艺,一步步将古书复活

“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剂而毙。”明代《装潢志》里这个比喻,同样适用于修复古籍的人,他们像全科医生,为古籍续命。修复古籍不是流水作业,而是一个人负责一本书,办公室里七八个工作人员各自忙碌,青阅读记者有幸看到古籍修复的所有环节。

开始工作前要给古书建“病历”——将书卷名称、破损情况、修复计划等信息一一记录。杜伟生告诉青阅读记者,古籍破损大致分为三类:破洞、断页、残了。工作台上有一块古籍残片,只有普通线装书1/5大小,“有的书一页只剩这么多了。”杜伟生说,语气很平常。

书要一页一页地修复,但拆书不容易。普通线装书的缝线可以用剪子,古籍善本要手工拆。霉变严重的书可能是黏在一起的一坨,拆分书页之前要包上毛巾,再裹上纸,放在特制的蒸笼里蒸,再揭开、晾干。

光是把书页摊平可能要花一个月。“有一件东西是西夏的,比较珍贵。因为特别薄,时间长了书页打成卷了,这两个卷打开用了一个星期,如果稍微使点劲,就掉了。”摊平之后,要将破损的部分对得严丝合缝。

事先揉的面到这会儿才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修补的黏合剂要用小麦淀粉冲调,全国有六百来种小麦,单是北方地区就有几十种,因为生长周期不同而黏度不同,所以得选好面。”之所以要揉面,是为了把淀粉和面筋分离,“做淀粉要多次换水,把淀粉洗出来,晒干。调糨糊要用小麦淀粉调到很稀,黏度适中,让糨糊有附着力,但又不会太厚影响修复。” 杜伟生说。

用刷子蘸取糨糊,极轻地刷在手工纸上。用镊子把带糨糊的纸补在缺口或断页处,最核心的工作就完成了。

补书的纸张有讲究,修复组的纸库里有超过一百种纸,有的“补丁”本身就是文物。杜伟生拿出一张蓝色的纸,使劲抻了三四次,纸张发出柔韧的响声,没有任何破损。“乾隆年间的纸。”他轻描淡写地说,“故宫建筑顶部藻井上的龙,就是在这种纸上画的,很结实,防蛀效果很好,以前皇家的书封用它。”今天修书,特别是古籍的内页,用这种“文物”显然太奢侈了,“不同材质的新纸大多数是手工仿宣。”他拿出一张,薄如蝉翼。“补书用的纸要浅一点。过去修书讲究‘天衣无缝’,修完之后看不出来。现在讲究要有区别,要知道哪些是原来的,哪些是添加的,否则叫干扰文物信息。”

说到修复所用的“纸补丁”,杜伟生解释说必须用很稀的淀粉、很薄的纸。他打了个比方,“过去补衣服,补丁通常比衣服原来的质料薄,如果用结实的线和新布打补丁,看着很好看,可时间长了,缝口呆不住针,因为线比布结实,拽来拽去,补丁不会破,但会从缝的地方破。”

一旁,一位修复人员正在汉白玉石板上捶打她修复好的古籍:把几页纸放在石板上,依靠锤子的重力,把因修补所致薄厚不均的书页轻轻敲平。“人不能使劲,不然书又该破了。”杜伟生摸摸石板说,中国的书还是要用石板垫着敲,“咱们的古书都是手工纸,本身就存在容易氧化的问题,要是长期用铁板,会有铁分子附着在纸上,时间长了容易锈蚀纸张。”

至此,修复工作基本完成,剩下的就是用线把书页再缝起来。纸库里,还有十几种不同的线轴,一般来说普通古籍用新线,成套的例外。“《古今图书集成》五千多册,如果只是坏了一点,线不能换。因为其他的线都是一个颜色的,换新线非常难看。”工作台上,每个人都有专门的小盒,塑料小包里封存好书线,缝好之后,古书又活了。

这一行的路很窄,但很长

“破损不很严重的书,平均要花一周,但修一个月、一年的情况也很常见。”杜伟生指了指国家图书馆善本库的方向,里面保存着国图四大馆藏之一《赵城金藏》。“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百姓为了保护《赵城金藏》,把它放在废弃的煤坑里,全部受潮长霉,外观像木炭,硬得像木棍。1949年开始修复,开始是一个人,后来变成专家小组,前后用了16年。”

相比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修复书画”一集里那种像80年代国企车间风格的工作环境,国图修复组更有日式工作坊的感觉,敞亮的环境,白色的落地灯,带灯箱的宽敞的工作台,绿色的标尺橡胶垫……虽然被“老旧”环绕,但这里很有一种莫名的现代气氛,大概是源于那些年轻的面孔——国图古籍修复组在职的16个工作人员,基本都是70后、80后,最年轻的是1989年出生。

虽是手艺活,入行也是有门槛的。“比我年轻一点的是大专生,现在进入国图工作的年轻人,需要研究生学历,组里也有海归。”专业院校每年培养不少古籍修复方面的毕业生,谈起全国图书馆系统因编制等原因造成的行业之困以及人才供需错位。杜伟生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非只言片语能说清的。

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一共有200余万册(件),其中包括善本古籍与普通古籍。有1/3存在各种形式的破损,其中有近1/10处于濒危状态,亟须修复。修复组以平均每年修复1000册的速度,缓慢地精细地工作,大家都明白这件事急不得。

古籍修复是一场和时间的拉锯战。杜伟生喜欢这种静下来和历史交手的感觉。他原来在部队是工程兵,风吹日晒在外面干活,复原后被分配到屋里修复古籍他打心眼里高兴,这种愉悦,更多地来自对文化传统的热爱,“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都在这里面。”在杜伟生眼里,常人说的“纸寿千年”看起来短,实际上很长。“就算全世界都不再用纸,”他指着桌上的书页,“这些纸上记录下来的东西,还会有用。古籍修复这行路很窄,但是很长。”

“现在的纸,靠不住。” 杜伟生觉得,和过去纸上文字的金贵相比,现在纸上的东西未免太多了。他忽然说到自己的儿子,在科研机构教书的孩子令他骄傲,但“时间”对于他们完全是两码事。“他教信息技术,论文一定要在电子期刊上发。现在技术发展得太快,有的几个月被更新,书还没出版,技术就过时了。”有趣的是,父子俩从来不会讨论时间的快与慢这件事,“我们理解的时间完全是两回事,聊不到一块去啊。”

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责任编辑:王双(QJ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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