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8日晚，作家韩少功与文艺理论家李陀以“视野丛书”的出版为契机，在北京大学以“启蒙，再启蒙，反启蒙”为主题展开对谈。此次活动由活字文化、北大光华艺术中心共同举办，诗人北岛、出版家董秀玉亦参加了活动。
“视野丛书”（共6册）由北岛发起、主编并作序，张承志、李零、徐冰、汪晖、韩少功、李陀六位中国当代活跃在文艺领域里重要的作家、批评家、艺术家，梳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思考脉络，精选出体现其多年来思想的代表作。该丛书已由活字文化文化、中信出版社出版。
谈到启蒙，韩少功从广义上把启蒙看成一种思想创新、文化转型以及心智的启迪；狭义上则是17至18世纪这一特定时期的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也可以延伸包括中国的“五四运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乃至新时期的启蒙。李陀则认为，启蒙运动与现代化紧密联系，启蒙运动实质上是各国对于现代化工程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作出的回应。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是无法跨越的时期。
李陀认为，80年代同时有两个启蒙运动，一是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运动，二是自下而上的新启蒙运动。尽管都是思想解放，但两个运动的目标、重点不同，也有冲突、矛盾。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是在清算“文革”的基础上，把“四个现代化”目标重新提上日程，为实现现代化做思想、制度的准备；而新启蒙运动是由知识界发起的，关注的重点是人本身，在80年代如何建立一套新的关于人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两个启蒙运动各自完成了思想解放的任务，但到了90年代，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李陀还谈到了80年代的文学对于启蒙的作用。在他看来，80年代的文学是多元、复杂的，其中每一部分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各有其功能和效果。80年代的文学对今天依然有影响，即对人的关注是用个人主义的方式来表达的。
李陀还指出了过去对启蒙认识的误区。过去认为启蒙一定是普世的、有统一的目标和答案，但根据“五四运动”及80年代的启蒙经验看并非如此。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90年代我们亲历市场经济的来临，深刻地体验到全球化与中国发展连接到一起会产生什么问题。我们也质疑，80年代新启蒙运动提供的知识能否解决新的问题”。李陀认为对启蒙的重新思考有具体现实意义，新形势下我们要不要启蒙？为什么启蒙？启蒙的任务是什么？
韩少功对此深有感受，“思想文化界经常有一些同名不同姓或同姓不同名的现象，大家都叫启蒙、都叫思想解放，但实际上存在很大差异。”他认为，80年代，新启蒙内部已经隐含不同的声音和分裂，到了90年代，知识分子的分裂更为突出。在韩少功看来，文学界的分裂是80年代新启蒙内部分裂的一个重要表现。“文革”结束后，文学呈现一种恢复性的繁荣，“文革”期间被查封的、被批判的东西重新恢复起来。同时，西方的思想观念和作品被更多地引进中国，这些刺激了作者产生新的创作能量。但文学界内部是有冲突的，对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多有争论。
80年代的分裂相对90年代较为克制，是在大同前提下的小异。韩少功说，“到90年代，情况发生一些变化，文化界内部的分歧开始和利益背景相关，这时候出现很多尖锐的问题，大家没办法心平气来包容。”他肯定80年代启蒙中关于市场、人权、自由的部分，但在90年代中国更深地进入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80年代的启蒙提供的知识对于90年代现实的认识和解释是不够的。90年代到新时期经历了逐渐再启蒙的过程，“尽管我们没有口号、旗帜，也有没轰轰烈烈的事件，但很多知识给予了新的补充和校正。”
活动中，李陀还谈到17至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重点就是强调理性，整个资本发展也都是对理性精神的强调，理性主义作为原则发展它的制度建设，发展社会经济和结构。当代资本主义有一种过去没有的特点，过去的消费是为了生产，现在生产完全是为了消费。他以小说流水线式的生产为例，谈如今文学成为了商品。消费主义变成了统一性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本身不是消费，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今天的消费主义造成了物品充斥的社会，在物品的包围之下，人的选择变得很少。
李陀说，再启蒙的任务是艰难的。对于再启蒙的具体对象、如何进行再启蒙，他并没有明确的答案。韩少功赞成这个说法，他认为我们正处于新的十字路口，往前走就是再启蒙，往后退就是反启蒙。他最后总结，“启蒙永远是现在时，没有完成时，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在历史的长河里有多种不同的启蒙，各有它的内涵和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