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年春晚，赵薇的一曲《六尺巷》又勾起世人对“六尺巷”的兴趣。有媒体报道说，春节期间，前往安徽桐城参观“六尺巷”的游客爆满，以致窄窄的小巷被堵得水泄不通。清代的“六尺巷”几乎人尽皆知，大意是：桐城有一名家望族，父子张英、张廷玉，两代人辅佐三代皇帝（康熙、雍正、乾隆）为相，权势显赫，长达五十余年。康熙年间，张英官居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老家桐城的亲人建房造屋时与邻居吴姓人家因地皮发生争执，险些动武。家人去信请他出面处理。这位大学士看后回信说：“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说得很明白：应当谦让。家人看了信以后，主动让出三尺。邻居吴氏深受感动，也让出三尺，于是有了后来的“六尺巷”。
据说，山东聊城也有一个类似的六尺巷故事，知道的人比较少。春晚播出后，聊城人不干了，网上争“六尺巷”到底应属谁家的帖子，一时间很是不少。还有人引经据典，从明清笔记中找到一些类似的记载，比如有人挖出盛巽昌先生写于1999年的一篇《早于桐城六尺巷的李锦袭》，故事的主人是明代山西榆社举人李锦袭。情节是李家公子和邻居争墙地基不得，写信向父亲求助。李锦袭回信说：“千里寄书只为墙，让他一步有何妨。含元殿上离离草，原辈风流诗味长。”见于《榆社县志》。其实，五代时期即有类似的故事发生。据宋初杨亿《杨文公谈苑》记载：“杨玢靖夫，（杨）虞卿之曾孙也。以老，得工部尚书，致仕，归长安。旧居多为邻里侵占，子弟欲诣府诉其事，以状白玢，玢批纸尾云：‘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禾黍正离离。’子弟不复敢言。”这件事显然又发生在五代时期的长安（今西安）。这才应该是“六尺巷”故事的最早“原型”，虽然并没有“六尺巷”出现，但从叙事学角度说，故事的基本要素是相似的。想一想，五代那样的乱世时期，竟也有杨玢这样的君子出现，不能不令人起敬。
古代何以出现如此之多的“六尺巷”故事？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作出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每个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差不多的，因此碰到相似的境遇而作出相似的选择，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也就是说故事都是真实的，故事之间也未必存在因袭。其二，即所谓“榜样的力量”，后面发生的故事，其主人公受前人美德故事的启发而作出类似的选择，故事也都是真实的，但后面的属于仿效。其三，不排除有人为了对世人进行“美德教育”，根据已有故事加工改造，形成新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虽是真实的，但其事未必发生过。以上三种解释，我们宁愿相信前两者，第三种解释就多少有点儿“煞风景”。不过，古代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夺“六尺巷”“所属权”这样的事，因为“六尺巷”在当时人们心中，仅仅是“礼让”这种美德的象征，而绝非什么“旅游”胜地，更不是什么“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戏曲布景。换句话说，“六尺巷”也好，“仁义街”也罢，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其背后的精神内涵。想来，今日人们如此脸红脖子粗地争夺“六尺巷”的“所属权”，实在让人脸红不已！在当今社会语境下，哪怕是因袭仿效，我们是否还能“复制”出新的“六尺巷”故事？值得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