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斯科乘火车三小时到达图拉时，遇上了大雨，同伴本来就对托尔斯泰庄园亚斯纳亚·波良纳不感兴趣，这下脸色更阴冷了。我的想法是哪怕不去克里姆林宫，也不能错过亚斯纳亚·波良纳。通向庄园的路足足走了半小时。途中向一个女郎问路，听说我们是自己乘公共汽车找上门的，她蓝色的眼睛睁得溜圆，“好样的，好样的！”又指着来往的车辆，“看，都是私家车或出租车。俄国人也未必知道怎么乘公交车到这里呢。”
午后两点，我们终于来到了庄园附近。灰色的天空背景下，葱茏的树林青翠欲滴，浓得将周围的雾气都染绿了。或许太久没有见过这种包罗万象的绿，我有些怕似的，心突突地跳起来。然而眼睛率先被解放了，胸襟随即敞亮起来，嗓子直想唱歌！眼前的这片朴实乡村，才是真正的俄罗斯。
亚斯纳亚·波良纳是“明亮的林中空地”的意思，面积广阔，有一个大湖，幽深无边的森林，大片的苹果园，毫不婉约，完全是大大咧咧的风格，但是正和它质朴的主人匹配，有一股不受拘束的自由劲儿。
在家乡图拉的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这张桌子上，托翁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1828年9月9日，托尔斯泰出生在这里，庄园是母亲留给他的遗产。祖父爱赌大钱，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最后把自己的财产和妻子的陪嫁都挥霍光了，还欠了一大笔债，到了托尔斯泰父亲时，又把妻子的大部分陪嫁去还了债，只剩下这一处庄园。因此，少年时的托尔斯泰生活并不宽裕。成年后他不愁吃穿了，还是会为多花一分钱而不胜惶恐，这点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一模一样。
图拉与莫斯科的两个故居
今天，偌大的庄园里，唯一“小”的处所，就是那座白色的故居房子。这是全世界托尔斯泰崇拜者的麦加。从外面看上去，这座两层的白房子跟普通的俄罗斯农舍没太大分别，一层有个凉亭，旁边种着几棵体格健壮的大树。
莫斯科故居狭小的卧室，他和夫人的床是两张单人床拼成的。
晚年的托尔斯泰一直为自己所过的生活而痛苦：“当我住在有15个房间的宅邸，享受着奴仆的侍候，我感到这种生活是可耻的。”到底是怎样的奢侈？遵照故居博物馆的要求，我们换上保护地板的拖鞋进去参观。里面大多数房间是狭小局促的。最大的一个房间是客厅，摆着一张长饭桌、一架钢琴、两圈沙发和几把椅子。想到那些从四面八方赶来拜访文豪的人聚集的场景，你会担心四十平方米是不是一个足够的面积。
卧室里的一切在1910年10月28日夜里托翁出走后就凝固了。床很窄，放有主人喜爱的绣花枕头，是做修女的妹妹绣的。床头小桌上摆着一个响铃，一座古老的圆形钟，一根蜡烛，火柴，还有几盒药。床头墙上挂着大女儿塔季扬娜的画像，屋子的一角放着洗脸盆，另一角有一张小圆桌，上面放着一瓶水，地板上有一架马鞍。墙上都挂着人像——托尔斯泰父亲的，穿一身军服；小女儿玛丽亚的，还有两幅是他夫人的，其中一幅很年轻，袅娜动人。床边有一个很大的桂冠，还有题词：赠予向生活的荒原大呼“我不能沉默”者。
书房的书桌上是烛台和未燃尽的蜡烛头、滴着蜡油的烛盘，一把圈椅、一副象棋、他的三张不同年龄时期的照片，以及翻开的书本都定格在一百年前的样子。它们和托尔斯泰夫人一样，不知道主人会一去不归。
如果说奢侈的话，只有钢琴沾点边，但别忘了托尔斯泰一家对音乐的热爱，这个乐器就像书籍一样必不可少。据他的友人、俄罗斯作家布宁回忆，托尔斯泰听音乐的时候常掉泪，正如当他听到谈到读到感动他的东西时都会落泪，音乐在他身上唤起的情绪随时可以从他激动的表情中看出来。
可就是这些基本的生活用品令托尔斯泰忍无可忍。他告诉玛丽亚：“一种需要在我心里非常非常强烈地增长着，即要求说出我们生活的全部狂妄和全部卑鄙：在忍饥挨饿、半裸着身体、满身虱子、住在没有烟囱的农舍里的人们当中，我们却过着愚蠢的奢侈生活。”
离开图拉回到莫斯科，我又拜访了托尔斯泰一家在那里的故居。托尔斯泰家的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龄，索菲娅决定举家迁往莫斯科。这栋房子比亚斯纳亚·波良纳的白房子大多了，据说是从一个商人那里买下来的。
住宅一层是餐厅和卧室。托尔斯泰夫妇的卧室很小，两张单人床拼成一个大床，上面铺着索菲娅绣的羊毛毯子，床边摆一个欧式台灯，一道屏风将梳妆台和床隔开了。塔季扬娜的房间很特别，墙壁和桌布都是深红色调，一望便知主人的热情爽朗。墙上挂着她的肖像，极富魅力，是列宾所画。列宾是托尔斯泰一家的好朋友，他创作了好几幅托尔斯泰的肖像画，其中一幅很著名是“耕田的托尔斯泰”，收藏在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塔季扬娜喜欢绘画，在会客厅一角挂着她的油画作品。房间中央，几把椅子围着一个精巧的圆桌，是塔季扬娜和朋友们聊天喝茶的地方。桌布上面密密麻麻的签名显示了它的不一般，签名者均是当时俄国知名的文化人艺术家，塔季扬娜突发奇想，索要了他们的签名笔迹，后来亲自动手描绣下来。玛丽亚的房间就简朴多了，床、柜子和桌椅都不加修饰。她性格文静恬淡，一心跟随父亲办教育，教农民的孩子念书，是父亲最知心的朋友，可惜去世很早。
其他孩子的房间简单明快，各种生活用具一应俱全，这是他们心思缜密的母亲布置的。这层还有间教室，索菲娅在此给孩子们授德语课。除去夭折的婴儿，托尔斯泰夫妇共养育了十三个子女，生养的责任全部压在索菲娅一个人身上，托尔斯泰的产业管理也要她来操持，若非具备不可多得的管理才干，是做不来这些的。在二层，有个小会客厅，就是整栋房子最缤纷的一间，其中一张靠窗的小桌子便是索菲娅处理日常事务的地方，她在此起草文件，和别人商谈出版合同，总之，她要让丈夫不被任何琐事干扰。索菲娅每天忙得像赴死一样，其日常生活情景如她所描述：“人们说，当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在死前总是很操心。廖瓦契卡（指托尔斯泰）整个冬天都是感情冲动地，含着眼泪激动地写作。我是如此的操心，如此的急急忙忙，觉得事情是如此之多。”
二层的大客厅约有70平方米，钢琴靠在门边，脚座踏在一张熊皮上面，这是1852年托尔斯泰狩猎时的战利品。餐桌很大，可以围坐二十几人，沙发坐椅也很多，可以想见当年高朋满座的画面。布宁回忆他和托尔斯泰第一次见面是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似的白胡子老汉，穿一件像袋子一样宽大的灰棉绒布上衣，迈着有点罗圈的双腿走来，他摊开手掌，一把抓住我的整个手，轻轻捏了捏，亲切中含着一丝忧伤，甚至是悲悯。我发现那双灰蓝色的小眼睛根本不可怕也不锐利，只是像野兽一样机警。”告别的时候，托尔斯泰对他说：“生活中本无幸福，只有幸福的闪光，要抓住它。”
但托尔斯泰后来放弃了这些抓在手中的“幸福的闪光”。他对莫斯科的伪善生活厌烦透了，尽管在这里他也可以饶有兴致地做鞋子，但和乡下生活是两回事。他离开了莫斯科，离开了奢侈的生活，但是依然不能让他满足，最后，他离开亚斯纳亚·波良纳，将自己彻底放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