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新书发布会上，重谈地域歧视话题，引发了众多关注。同时，12月21日，教育部发布通知，反对任何形式的就业歧视，保护毕业生权益。
尽管生活在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之中，但形形色色的歧视，仍旧充斥于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地域歧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出身歧视，甚至外形、年龄等等，也都成为歧视的理由。
歧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歧视又从何而来？现代社会，又该如何最大可能地建立一个平等、尊重的人际环境？
全称判断下的歧视
所谓歧视，本身意味着某种不正当或者不合理，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河说，“歧视反映的是对某一类群体不正当的评价方式。歧视的语言，本身逻辑是有问题的。假如某个人表述准确，他看到、遇到某些事情，会说某人、某事怎样，假如表达不准确，上升到全称判断，使用全称量词，把个体的现象放大为整体性判断，就会产生歧视性的判断，这种判断本身是不正当的。比如说‘丑陋的日本人’，也包括东方、西方这样的全称量词，但全称判断往往有修辞性的效果，使得听者更容易接受。在公众传播中，最有影响力的判断，未必就是最正确的判断”。
一旦不正当的判断传播开来，歧视的影响就被放大，李河说，“对于被歧视的群体，当然是不好的，如果这种判断变成群体性的判断，特别是有制度性的支持时，危害就会更大。”
而不同领域的歧视现象，本身又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李河说，“比如性别歧视，它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传统的原因，同时资本的逐利性又强化了它，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得企业中产生了性别歧视，而一般公司往往只会考虑到员工在本企业的生产效益，却不会考虑女性在社会中的责任。”
地域歧视同样如此，李河说：“现在地域歧视尤其明显，这和社会结构剧烈的变化有关，我们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城市化的中期，大量的人口进入到城市，但是人们的观念并没有跟上变化。一个城市在表述自己的人口时，往往会有三个数据，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在城市里，许多本地人会抱怨，外来人口抢走了他们的职位、福利、公共资源等。这本身也是歧视的来源之一。”
但很显然，歧视本身是错误的，李河说，“一般来说，传统型城市中，户籍人口可能三代五代都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是现代大都市出现之后，移民、外来人口的比重相当大，事实上，外来人口的进入，本身是城市升级的条件和特征。本地人中产生的过激反应，本身也是对社会发展缺乏正确的认识及应对方式的表现。也就是说，歧视者本身见识不广、眼界不宽，群体性利益的自我中心化，导致了歧视的出现。”
身份社会中的伤痕
歧视，现代社会中尴尬的一面，文明时代里难以掩藏的伤痕，它伤害的不仅仅是被歧视的人群，也是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
尽管社会高速发展，但是身份，依旧是人在社会中重要的标识，而身份的不同，则常常是歧视的根源。李河说，“歧视跟身份的差别有重要的关系，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身份固化的社会，尽管今天已经有所改变，但观念没有那么快更新。比如大都市里的人，实际上已经不具有优势，但其中相当多的人，会把过去的身份利益固化，认为现在的利益变化，和外来人群相关，认为应该让外来人群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身份的固化，身份带来的利益固化，造成了社会群体的排他性，李河说，“身份具有排他性和独占性，不仅人群如此，文明的冲突也多来源于此。亨廷顿自己也曾说，文明中有排他性、独占性。而一个排他性的群体，如果没有其他力量去改变，那么它对于外来者，往往不是接纳，而是出现挤出效应。许多传统型社会中都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比如俄罗斯帝国，他们会接受外来群体，但不会接受文化习俗的多样性，外来群体无非是两条路，第一接受本地文化，自身的文化被抹除；第二，不接受本地文化，那么整个群体都会被挤出去。不容忍多样性，这是许多传统型文化的特点，在今天依旧还存在，他们虽然在现代文明中出现，但本身是前现代的。这样的现象，特别在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时容易出现，只是强弱不同而已”。
而我们，恰恰处在一个转型的大时代。李河说，“转型，也就是转变，从安土重迁的传统时代，三五代之间的变化都不明显，到了现代社会，可能三五年就有大变化，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人口的流动、资源的配置等等，都需要有新的应对方式。”
对于变化，现代文明有现代文明的方法，李河说，“一个理性的社会，对外来人口应该有包容的态度，可以接纳外来人口、融合外来人口，同时有承认和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现代许多学者提倡保护文化的多样性，都是如此。”
约束群体无意识
如何才是一个理性的社会，如何才能建立包容的社会环境？需要的不仅仅是观念的改变，理性的加强，有时候，还会需要一些外力。
李河说，“我们处在大变化的时代，歧视有时候是一种群体无意识的问题，这就需要一些明确的规则，去约束歧视现象。比如说制定各种规则，甚至是法律。就好像美国，尽管美国社会中依旧存在各种歧视，但最起码，在法理道理上，在政治、传播等公共层面，对歧视性的话语有非常严格的规范。一个官员如果说了歧视性的话，那么它的政治生涯也就结束了。一个媒体如果说这样的话，必然要道歉赔偿。这种规则，证明社会在进化，文明在进步，而不是相反”。
对歧视如此敏感，如此重视，是因为歧视伤害的不仅仅是特定人群，它伤害的也是文明本身。李河说，“从身份差别而言，它固化的不仅是歧视者的优越感，还有被歧视者的弱势感。不必避讳，因为它是普遍存在的。身份差别带来了社会阶层、生活状态、资源配置等等诸多差别，那么相应地，生活状态差、资源分配少的，就有强烈的改变命运动力。比如农村人进城，大多是想要改变社会地位，改变命运，但是当他离开故土，进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时，他就被打上标签。而当地人本身因为过去由身份所带来的更多利益，会造成一些人的优越感，当外来人获得比较多资源、利益时，优越感就会变成厌恶。”
歧视诞生，并非源于社会的变革，但社会变革，有时候却会让歧视表现分外明显。李河说，“歧视者一方面把个人不习惯的东西放大为整体判断，另一方面也是看不到他所得到的利益。所以他们其实是一边享受好处，一边抱怨固化利益变化给他们的伤害。比如说民工，歧视民工，一边嫌他们挤占资源，比如公共交通，同时一边享受他们盖的房子、卖的菜、打扫干净的街道等等。”
文明会减少歧视
歧视来源于意识，改变歧视的途径，也需要改变人们观念和意识。
但这并非是很难的事情，李河说，“一个趋于合理、趋于健康、良性发展的社会，人们会慢慢习惯社会的变化、习惯人口结构的变化、生活习俗的变化。所谓趋于合理，就是趋于公正，不公正的东西被约束、改变，观念自然也变了。现在有白岩松这样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呼吁，是很好的事情。也希望有更多人呼吁，同时，在一定条件下，把呼吁变成法律法规等有约束力的东西，预设一些反歧视的社会规则，也是很重要的。总体来说，人变得文明了，歧视就少了，社会亦如此。”
如果制定规则是外力，那么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则是解决根本的途径。李河说，“歧视的出现，有些确实是不文明的，但也有些来源于文化的差异。比如一个人到新的地方，他没有在这里生活过，不懂这里的习俗，不可能像机器一样，立刻转变、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这必然会带来许多矛盾，甚至由此而被歧视。这个时候，就需要公共服务起到应有的作用。转型中有代价论，这其实也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之一，但这种代价并不白付，它会让社会更加健康，发展更加良性。”
现代大都市，大多是移民城市，如何让生活方式不同的人民互相包容，互相尊重，同处在一个地方，是现代城市至关重要的问题，李河说，“比如一个健康的城市，通常是混搭的。就好像一个小区，高档住宅和普通住宅在一起，而非分成三六九等，层次分明、壁垒森严的结果是，高档小区往往享受更好公共服务以及市场效应下更多优质服务，普通小区则反之。这是不健康的。歧视只是病症，它的背后，是整个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生病了”。
歧视并非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在今天它迫在眉睫，李河说，“一个社会的包容度，是衡量社会文明重要的尺度。而且现在中国富裕了，东部地区已经成为新的移民目的地，那么在未来怎样面对新的移民，怎么接纳他们？所以现在谈歧视的问题，一点儿也不早。”
李河：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