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学术界的一份礼物
敦煌遗书，即莫高窟所出的古写本和少量刻印本，年代上迄东晋、下至北宋初。汉文写本在3万件以上，其中佛教文献占约90％，非佛教文献占10％，包括经、史、子、集和大量的官私文书等。
在非佛教文献中，最具有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帐等；有与户部、刑部、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断；有军制、市制、屯田、长行马等有关文书，使各种制度得以稽考。私文书有契券、社司转帖、帐历、书牍、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寺院文书是官私文书的一个分支，约有500件以上，是研究敦煌教团政治经济结构的绝佳材料。
然而，各种各样的文献，形态歧杂多样，如何完整、正确、科学地著录，煞费思量。《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5卷收录的是英藏S.10号至S.3330号中非佛典文献的部分，按馆藏原编号顺序进行整理，含社会历史文献写本1087号，文书1259件，总字数540万。
“对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以前并非没有。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目前已整理出版了赋、社邑、契约、医药、天文历法、表状笺启书仪、禅籍、佛教经录、讲经文因缘等多种分类文书。而《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按馆藏原编号顺序整理，能更为完整地体现敦煌遗书的全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孟彦弘介绍，“此外，丛书不仅对图版《英藏敦煌文献》进行增补，而且与原件进行对照与核正，对文书的性质、名称、年代予以考证和说明，并在参考文献中著录了学界对每件文书的研究成果，这为非敦煌学专业的学者提供了权威可靠的资料，也能够减少他们检索的时间。”
长期从事甲骨、简牍、文书、墓志等出土文献整理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素，深知敦煌文献整理之不易，“做学术研究具有选择性，自己不懂的可以回避。而文献整理没有选择性，需要史学知识、相关学科知识和良好的古文字功底，自己不懂的，就算遍查资料也必须弄懂。”
对敦煌古写本进行校订和释录到底需要多细致精微，郝春文举了一例：编号为S.3050号背面的《善惠和尚因缘》右起第一、二行文字为“给孤长者箭济贫人，并恋贝漏、猛聋音哑，舍财无数”。其中“箭”为“接”之方音借字，“恋贝漏”当为“挛躄背偻”，“恋”是“挛躄”的形讹字，“贝漏”为“背偻”的通假字。“猛聋音哑”当为“盲聋喑哑”，“猛”是“盲”的方音借字，“音”则为“喑”的通假字。连缀起来原文应为“给孤长者接济贫人，并挛躄背偻、盲聋喑哑，舍财无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郝春文一直以《诗经》里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来警示自己：“对敦煌文献的释录一旦开始，就要数十年如一日，认真进行下去。”20多年来，他时刻不敢懈怠，始终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每一篇文字的释录都要经过6道编审，其中的甘苦，只有他自己清楚。
“敦煌文献的发现已经有百余年了，是时候敦煌学界为学术界贡献一份大规模、成果丰硕的文献整理代表作了。”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说。
献给学术界的一份礼物
敦煌遗书，即莫高窟所出的古写本和少量刻印本，年代上迄东晋、下至北宋初。汉文写本在3万件以上，其中佛教文献占约90％，非佛教文献占10％，包括经、史、子、集和大量的官私文书等。
在非佛教文献中，最具有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帐等；有与户部、刑部、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断；有军制、市制、屯田、长行马等有关文书，使各种制度得以稽考。私文书有契券、社司转帖、帐历、书牍、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寺院文书是官私文书的一个分支，约有500件以上，是研究敦煌教团政治经济结构的绝佳材料。
然而，各种各样的文献，形态歧杂多样，如何完整、正确、科学地著录，煞费思量。《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5卷收录的是英藏S.10号至S.3330号中非佛典文献的部分，按馆藏原编号顺序进行整理，含社会历史文献写本1087号，文书1259件，总字数540万。
“对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以前并非没有。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目前已整理出版了赋、社邑、契约、医药、天文历法、表状笺启书仪、禅籍、佛教经录、讲经文因缘等多种分类文书。而《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按馆藏原编号顺序整理，能更为完整地体现敦煌遗书的全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孟彦弘介绍，“此外，丛书不仅对图版《英藏敦煌文献》进行增补，而且与原件进行对照与核正，对文书的性质、名称、年代予以考证和说明，并在参考文献中著录了学界对每件文书的研究成果，这为非敦煌学专业的学者提供了权威可靠的资料，也能够减少他们检索的时间。”
长期从事甲骨、简牍、文书、墓志等出土文献整理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素，深知敦煌文献整理之不易，“做学术研究具有选择性，自己不懂的可以回避。而文献整理没有选择性，需要史学知识、相关学科知识和良好的古文字功底，自己不懂的，就算遍查资料也必须弄懂。”
对敦煌古写本进行校订和释录到底需要多细致精微，郝春文举了一例：编号为S.3050号背面的《善惠和尚因缘》右起第一、二行文字为“给孤长者箭济贫人，并恋贝漏、猛聋音哑，舍财无数”。其中“箭”为“接”之方音借字，“恋贝漏”当为“挛躄背偻”，“恋”是“挛躄”的形讹字，“贝漏”为“背偻”的通假字。“猛聋音哑”当为“盲聋喑哑”，“猛”是“盲”的方音借字，“音”则为“喑”的通假字。连缀起来原文应为“给孤长者接济贫人，并挛躄背偻、盲聋喑哑，舍财无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郝春文一直以《诗经》里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来警示自己：“对敦煌文献的释录一旦开始，就要数十年如一日，认真进行下去。”20多年来，他时刻不敢懈怠，始终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每一篇文字的释录都要经过6道编审，其中的甘苦，只有他自己清楚。
“敦煌文献的发现已经有百余年了，是时候敦煌学界为学术界贡献一份大规模、成果丰硕的文献整理代表作了。”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