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向世人开启，从此也开启了敦煌文物与文献被劫掠至海外的历程。出土的6万多件古文献，国内仅存一万多件，而英国藏有1.5万余件，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有7000余件，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有1.9万多件，此外，日本、丹麦、印度、德国、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等国也有收藏。
去海外寻访这些散落的遗存，将它们“带”回国，整理出来，供学界共同研究使用，是几代中国学者的夙愿，也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郝春文耗费了近30年光阴从事的事业。近日，由他策划、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5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几代人的夙愿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对于敦煌遗书的外流和敦煌学研究在国外如火如荼地展开，陈寅恪曾有过这样的感慨。
百余年前，罗振玉等先辈学者只能靠从法国人伯希和处抄录和其赠送的少量文献照片从事整理研究工作。20世纪20年代以后，刘复、王重民、向达等前辈学者远渡重洋，赴巴黎、伦敦调查、整理、研究敦煌文献，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令人钦佩的研究成果。但在很长一个时期，看不到原件仍是阻碍我国学者真正了解、利用敦煌文献的主要原因。由于资料散落海外，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者编写的敦煌资料竟被国外学者比照原卷挑出300余处错讹。回溯那段“伤心史”，郝春文感慨颇多。
也正是从那时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57年，北京图书馆通过交换得到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汉文文献S.6980号以前部分的缩微胶片，70年代该馆又购得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敦煌文献缩微胶片。至此，我国学者已可通过缩微阅读器查阅大部分敦煌汉文文献资料。然而，由于胶片流传不广、字迹不清，除专门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使用外，这套资料在学界应用并不广泛。
80年代后期，随着敦煌学的深入发展，缩微胶片越来越不能适应学界研究需要，重拍、精印敦煌文献的设想开始在一些学者中酝酿。1989年，当郝春文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作重新编印英藏敦煌文献的工作时，他兴奋难掩：“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重拍的照片的情形，清晰度大为提高，原来缩微胶片中模糊的文字绝大部分清晰可辨！”
这时，一个宏愿在郝春文心中产生了——依据这样的照片，校订与整理出一份完整的敦煌遗书文字释文。英藏文献最先有了高清图片，就从英藏开始。
“如果从1900年算起，敦煌文献的发现已有百余年了。然而，对学界而言它们仍然显得神秘又陌生。过去是因为远渡重洋获取研究资料不易，近来则是因为文献多为手写本，保存了大量唐宋时期的俗体字和异体字，还有不少使用河西方音，一来与刻本相比辨认不易，二来未经校订学术界不敢随便引用。”郝春文介绍。
“6万多件古文献，3万件以上的古写本，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民俗、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科技以及中西交通信息，对研究我国中古时期社会全貌是难得的一手资料。与现存经典典籍多为宋以后刻本相比，写本是年代更为久远的唐时和唐前版本，对研究我国古文献具有参考意义。然而，除专门研究敦煌的学者对这些文献有分类研究外，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一直被学界所忽视，这与文献的丰富内涵不符，对学术研究而言未免是一个遗憾。”说起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的初衷，郝春文这样说。
然而，郝春文没有想到的是，这项工作一旦开始，就耗费了他近30年的时光，“从20世纪90年代酝酿项目、申请执行，至2000年出版第1卷《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再到今日出至15卷，28年过去了，大概完成了英藏文献整理工作的一半。全部完成大概要出至30卷，至少还需要十年”。
在看起来是“笨功夫”的文献整理和能够出成果的学术文章撰写之间，郝春文不是没有过挣扎，他的整理团队不断有人加入，有人离开，“如果我写文章，也许一时有人读，能够给我带来名声。但这套书千百年后，我相信还会有人读。至于法藏、俄藏文献，就要留给后来人整理了”。
19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向世人开启，从此也开启了敦煌文物与文献被劫掠至海外的历程。出土的6万多件古文献，国内仅存一万多件，而英国藏有1.5万余件，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有7000余件，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有1.9万多件，此外，日本、丹麦、印度、德国、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等国也有收藏。
去海外寻访这些散落的遗存，将它们“带”回国，整理出来，供学界共同研究使用，是几代中国学者的夙愿，也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郝春文耗费了近30年光阴从事的事业。近日，由他策划、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5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几代人的夙愿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对于敦煌遗书的外流和敦煌学研究在国外如火如荼地展开，陈寅恪曾有过这样的感慨。
百余年前，罗振玉等先辈学者只能靠从法国人伯希和处抄录和其赠送的少量文献照片从事整理研究工作。20世纪20年代以后，刘复、王重民、向达等前辈学者远渡重洋，赴巴黎、伦敦调查、整理、研究敦煌文献，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令人钦佩的研究成果。但在很长一个时期，看不到原件仍是阻碍我国学者真正了解、利用敦煌文献的主要原因。由于资料散落海外，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者编写的敦煌资料竟被国外学者比照原卷挑出300余处错讹。回溯那段“伤心史”，郝春文感慨颇多。
也正是从那时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57年，北京图书馆通过交换得到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汉文文献S.6980号以前部分的缩微胶片，70年代该馆又购得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敦煌文献缩微胶片。至此，我国学者已可通过缩微阅读器查阅大部分敦煌汉文文献资料。然而，由于胶片流传不广、字迹不清，除专门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使用外，这套资料在学界应用并不广泛。
80年代后期，随着敦煌学的深入发展，缩微胶片越来越不能适应学界研究需要，重拍、精印敦煌文献的设想开始在一些学者中酝酿。1989年，当郝春文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作重新编印英藏敦煌文献的工作时，他兴奋难掩：“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重拍的照片的情形，清晰度大为提高，原来缩微胶片中模糊的文字绝大部分清晰可辨！”
这时，一个宏愿在郝春文心中产生了——依据这样的照片，校订与整理出一份完整的敦煌遗书文字释文。英藏文献最先有了高清图片，就从英藏开始。
“如果从1900年算起，敦煌文献的发现已有百余年了。然而，对学界而言它们仍然显得神秘又陌生。过去是因为远渡重洋获取研究资料不易，近来则是因为文献多为手写本，保存了大量唐宋时期的俗体字和异体字，还有不少使用河西方音，一来与刻本相比辨认不易，二来未经校订学术界不敢随便引用。”郝春文介绍。
“6万多件古文献，3万件以上的古写本，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民俗、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科技以及中西交通信息，对研究我国中古时期社会全貌是难得的一手资料。与现存经典典籍多为宋以后刻本相比，写本是年代更为久远的唐时和唐前版本，对研究我国古文献具有参考意义。然而，除专门研究敦煌的学者对这些文献有分类研究外，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一直被学界所忽视，这与文献的丰富内涵不符，对学术研究而言未免是一个遗憾。”说起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的初衷，郝春文这样说。
然而，郝春文没有想到的是，这项工作一旦开始，就耗费了他近30年的时光，“从20世纪90年代酝酿项目、申请执行，至2000年出版第1卷《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再到今日出至15卷，28年过去了，大概完成了英藏文献整理工作的一半。全部完成大概要出至30卷，至少还需要十年”。
在看起来是“笨功夫”的文献整理和能够出成果的学术文章撰写之间，郝春文不是没有过挣扎，他的整理团队不断有人加入，有人离开，“如果我写文章，也许一时有人读，能够给我带来名声。但这套书千百年后，我相信还会有人读。至于法藏、俄藏文献，就要留给后来人整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