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遗产
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初，即庄严宣告他的办学理念：“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悉听其自由发展”。经蔡校长一番倡导，北大气象一新，俨然被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生命水。这就是蔡元培以大手笔为北大打下的精神基石，这大手笔源于他的大胸襟，有大胸襟方有绵延至今、蔚成风气的大气象。
在今日，红楼早已为别家占用。现在北大所在的燕园，原是燕京大学校址，却也是别人家的房子。现今燕园的新旧房子当然都不是蔡校长盖的。蔡校长没有为北大留下“房产”，他留下的是精神，是与世长存的北大精神。不管北大栖身何处，宽宏博大的北大精神总是绵延不绝地流淌着。这种精神在每一个北大人的心灵深处奠定无形而不朽的基石，这是蔡元培先生为北大铸造的千秋大厦，也是前人为今人留下无价的精神遗产。
1937年北平沦陷，北大南迁长沙，与清华、南开共同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长沙告急，又西迁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避难途中，衣食尚且不保，校舍云云，未免总是奢想。而联大师生却是一路弦歌前进，千里跋涉，风餐露宿，依然书声琅琅，歌吹遍野，浩气干云。这真是“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艰难岁月，为挽救危亡，千余师生投笔从戎，远征印缅。硝烟弥漫处，科学民主的旗帜依然飘展迎风，在遥远的边地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新乐章。起初是抗击法西斯侵略者，后来是求自由、争民主，联大师生的身影始终跃动在艰难岁月勇猛行进的行列中。
维护学术尊严
一方面是笙歌弦诵，一方面是秉烛夜读，充耳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居陋巷，简衣食，联大师生也从来没忘了书窗外的风雨雷电，他们把天下事揽入胸怀。腥风血雨的岁月，李公朴倒下了，闻一多悲愤陈言：“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他的《最后的讲演》惊天动地，他真的一去不回。他们的鲜血染红昆明街头，他们唤醒了更多的人。但即使是那样惨烈的年代，战争在远处进行，诗歌依然从容地在这里传播、生长。记得当年，冯至从乡下步行进城讲课，数十里乡间小道，行走间吟成一本精美的《十四行集》。其间有战争烟云，亦有人生哲理，展现了诗人的清雅情怀。悲愤之下，文雅的诗人难免发出《招魂》那样愤激的诗句：“正义，快快地回来！自由，快快地回来！光明，快快地回来！”
为了投身世界反法西斯大决战，师生们穿上军服，背起武器，与史迪威将军一起深入印支半岛的热带丛林，协同盟军作战。野人山受困，滇缅路急行军，队伍中就有年轻的联大诗人穆旦和杜运燮。为了中国明天的航天事业，从联大低矮的屋檐走出了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两弹一星的元勋。这就是处变不惊、从容儒雅的北大人。
我常想，要是说蔡元培创造了一个追求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的时代，那么，马寅初就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维护者和践行者。1918年11月，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广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的讲演，蔡元培的演讲是《劳工神圣》，马寅初的讲演是《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可见在当年，蔡元培和马寅初就已是心灵相通的“战友”。马寅初1951年出任北大校长，他以潇洒涵容的姿态治理学校，延续和守护着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
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马寅初面临着一场更加艰险的挑战。一席“新人口论”的忠言，遭到了有组织的围攻。在批判马寅初的口号声中，三角地贴出了“我们不要这样的校长”的大字报。马寅初孤身应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黯然落幕的马寅初时代，留下了令人唏嘘的记忆。王瑶先生后来沉痛地告诉笔者，他为自己当年在要求罢免马寅初的大字报上签名而深深愧悔。
岁月如河，浸漫无际。有些人走远了，有些人加入进来。一切都在继续，一切都是庄严而沉重，明亮而美丽，创造，建设，坚持。有学者曾严词指出北大如今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在北大，其实并不断然拒绝“利己”（当然不必“精致”），但总是把“利他”置于“利己”之前。言谈之间，不觉两个甲子就这样过去了，“振兴中华”的呼声犹在耳畔。
精神遗产
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初，即庄严宣告他的办学理念：“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悉听其自由发展”。经蔡校长一番倡导，北大气象一新，俨然被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生命水。这就是蔡元培以大手笔为北大打下的精神基石，这大手笔源于他的大胸襟，有大胸襟方有绵延至今、蔚成风气的大气象。
在今日，红楼早已为别家占用。现在北大所在的燕园，原是燕京大学校址，却也是别人家的房子。现今燕园的新旧房子当然都不是蔡校长盖的。蔡校长没有为北大留下“房产”，他留下的是精神，是与世长存的北大精神。不管北大栖身何处，宽宏博大的北大精神总是绵延不绝地流淌着。这种精神在每一个北大人的心灵深处奠定无形而不朽的基石，这是蔡元培先生为北大铸造的千秋大厦，也是前人为今人留下无价的精神遗产。
1937年北平沦陷，北大南迁长沙，与清华、南开共同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长沙告急，又西迁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避难途中，衣食尚且不保，校舍云云，未免总是奢想。而联大师生却是一路弦歌前进，千里跋涉，风餐露宿，依然书声琅琅，歌吹遍野，浩气干云。这真是“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艰难岁月，为挽救危亡，千余师生投笔从戎，远征印缅。硝烟弥漫处，科学民主的旗帜依然飘展迎风，在遥远的边地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新乐章。起初是抗击法西斯侵略者，后来是求自由、争民主，联大师生的身影始终跃动在艰难岁月勇猛行进的行列中。
维护学术尊严
一方面是笙歌弦诵，一方面是秉烛夜读，充耳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居陋巷，简衣食，联大师生也从来没忘了书窗外的风雨雷电，他们把天下事揽入胸怀。腥风血雨的岁月，李公朴倒下了，闻一多悲愤陈言：“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他的《最后的讲演》惊天动地，他真的一去不回。他们的鲜血染红昆明街头，他们唤醒了更多的人。但即使是那样惨烈的年代，战争在远处进行，诗歌依然从容地在这里传播、生长。记得当年，冯至从乡下步行进城讲课，数十里乡间小道，行走间吟成一本精美的《十四行集》。其间有战争烟云，亦有人生哲理，展现了诗人的清雅情怀。悲愤之下，文雅的诗人难免发出《招魂》那样愤激的诗句：“正义，快快地回来！自由，快快地回来！光明，快快地回来！”
为了投身世界反法西斯大决战，师生们穿上军服，背起武器，与史迪威将军一起深入印支半岛的热带丛林，协同盟军作战。野人山受困，滇缅路急行军，队伍中就有年轻的联大诗人穆旦和杜运燮。为了中国明天的航天事业，从联大低矮的屋檐走出了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两弹一星的元勋。这就是处变不惊、从容儒雅的北大人。
我常想，要是说蔡元培创造了一个追求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的时代，那么，马寅初就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维护者和践行者。1918年11月，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广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的讲演，蔡元培的演讲是《劳工神圣》，马寅初的讲演是《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可见在当年，蔡元培和马寅初就已是心灵相通的“战友”。马寅初1951年出任北大校长，他以潇洒涵容的姿态治理学校，延续和守护着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
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马寅初面临着一场更加艰险的挑战。一席“新人口论”的忠言，遭到了有组织的围攻。在批判马寅初的口号声中，三角地贴出了“我们不要这样的校长”的大字报。马寅初孤身应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黯然落幕的马寅初时代，留下了令人唏嘘的记忆。王瑶先生后来沉痛地告诉笔者，他为自己当年在要求罢免马寅初的大字报上签名而深深愧悔。
岁月如河，浸漫无际。有些人走远了，有些人加入进来。一切都在继续，一切都是庄严而沉重，明亮而美丽，创造，建设，坚持。有学者曾严词指出北大如今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在北大，其实并不断然拒绝“利己”（当然不必“精致”），但总是把“利他”置于“利己”之前。言谈之间，不觉两个甲子就这样过去了，“振兴中华”的呼声犹在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