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生未死之间
北大诞生于历史转折的节点上，120年的校史前后跨越了3个世纪——19世纪的晚清、20世纪的民国，以及20世纪以来的今日中国。它经历了列强侵略、国土沦丧、战争和动乱纷至沓来的年月。这不会是巧合，更像是宿命，北大诞生于中国的方生未死之间。当年，在周遭一派静默中，中国的志士仁人探寻救亡图存的道理，而新型大学的理念即是其中的重要“选项”。从古旧的思维和积习中走过来，早期的京师大学堂面对的是这样尴尬的局面：它当初设置的所谓新科，仍是旧学堂搬来的诗、书、礼、易、春秋那一路数，学员称“老爷”，可以随带仆役，不同程度的毕业生分别授贡生、举人、进士头衔等，总之，依然一派旧日模样。
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在选派京师大学堂的主管方面倒是慎重的。清政府委派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管学大臣。孙家鼐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是朝廷重臣。他于咸丰九年（1859）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及第。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都是当朝命官，1889年代理工部尚书，次年3月又兼刑部尚书，11月被授予都察院左御史。光绪十七年（1891）先后又兼礼部尚书、工部尚书，迅即补为顺天府尹。在短时间内屡官屡迁，屡迁屡升，充分说明他是能力与才情超强之士。更为重要的是，他不是一般的官吏，他有新思想，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集传统经学堂与西学之优长于一身。
因为京师大学堂乃国中诸学堂之首，所以当局总是寻找学界的领袖人物主政北大。管学大臣孙家鼐之后，继任其位并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是严复。要是说，作为朝廷命臣的孙家鼐是旧式官僚的话，严复可是非同一般的学界泰斗。严复是福建侯官人，国学修养弘厚，是个学贯中西、业通文理、习兼文武的奇才。早年应试福建船政学堂，以第一名被录取。船政学堂四年中，严复学习了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三角、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现代科目。
船政学堂毕业之后，严复曾随“威远号”远航新加坡、槟榔屿，又曾乘“扬武号”巡航黄海和日本海。1877年至1879年，严复受派赴英国普兹茅斯大学留学，又到格林尼次海军学院深造，在那里得到多方面的学术滋养：高等数学、化学、物理、海军战术、海战公法以及枪炮营垒等各科知识。所以，我杜撰地称他“习兼文武”并非无据。更重要的是，他在人文学科方面的造诣也是国中翘楚，是他第一次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引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是他首提译事的“信、达、雅”三原则。他当然是实至名归的非常理想的校长人选。
为北大铸魂
京师大学堂刚建校的时候，并没有像如今盛行的这种大兴土木盖新房子，记不清是用了哪家皇亲国戚的旧宅了。正式挂了北京大学的牌子后，像样的也只有一座红楼。今天看来，红楼也是很普通的建筑。有资料说，当年印刷厂就设在红楼底层，颇有一些“前店后厂”的味道。红楼以外，其余各个院系（初期叫“门”，如国学门、哲学门），也都是“散居”于京城的各处。庄严的学堂被那些迂曲的胡同隐蔽着，让那些老槐树的浓荫遮掩着，也都是深藏不露的。当日学员的穿着，一般还是长袍马褂，后来有少许穿洋装的，大体总是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头。这种风习一直延续着，从沙滩到海淀，基本若是。故民间有“清华富，北大穷”“燕京洋，北大土”的顺口溜“传世”。
蔡元培是当代名士，在履新北大校长前已有非常丰富的阅历。他早年遍读经、史、小学诸书，儒学造诣深厚。他是前清的进士，1892年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编修。戊戌变后，回乡兴办新学，提倡民权。辛丑当年他任教于上海南洋公学，后任爱国女校校长，与章炳麟等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1898年开始学习日文，1907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文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史、美学和心理学，以41岁的年纪开始学习德文。蔡先生接手北大之前，曾任职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已是中国学界和教育界的领袖人物。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面对的是弥漫在校园里的读书做官的旧习。甫一上任，他即昭告诸生：“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阶梯”。蔡元培主政北大，不是为北大盖新房子，而是为北大立新精神。这就是鲁迅觉察到的北大之“新”，不是新房子，而是新思想、新精神。此种新精神由如下当当响的16个字组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第1号）。当年，蔡元培屹立于四围积习的榛莽之中，义无反顾地实行他的立校主张。马寅初回忆说：
先生于各派兼容并蓄，绝不偏袒，更于外间之攻讦者，在《答林琴南氏书》中，表其严正之主张（见《北京大学月刊》第1期）。故各派对于学术，均能自由研究，而鲜摩擦，学风丕变，蔚成巨欢。
方生未死之间
北大诞生于历史转折的节点上，120年的校史前后跨越了3个世纪——19世纪的晚清、20世纪的民国，以及20世纪以来的今日中国。它经历了列强侵略、国土沦丧、战争和动乱纷至沓来的年月。这不会是巧合，更像是宿命，北大诞生于中国的方生未死之间。当年，在周遭一派静默中，中国的志士仁人探寻救亡图存的道理，而新型大学的理念即是其中的重要“选项”。从古旧的思维和积习中走过来，早期的京师大学堂面对的是这样尴尬的局面：它当初设置的所谓新科，仍是旧学堂搬来的诗、书、礼、易、春秋那一路数，学员称“老爷”，可以随带仆役，不同程度的毕业生分别授贡生、举人、进士头衔等，总之，依然一派旧日模样。
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在选派京师大学堂的主管方面倒是慎重的。清政府委派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管学大臣。孙家鼐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是朝廷重臣。他于咸丰九年（1859）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及第。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都是当朝命官，1889年代理工部尚书，次年3月又兼刑部尚书，11月被授予都察院左御史。光绪十七年（1891）先后又兼礼部尚书、工部尚书，迅即补为顺天府尹。在短时间内屡官屡迁，屡迁屡升，充分说明他是能力与才情超强之士。更为重要的是，他不是一般的官吏，他有新思想，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集传统经学堂与西学之优长于一身。
因为京师大学堂乃国中诸学堂之首，所以当局总是寻找学界的领袖人物主政北大。管学大臣孙家鼐之后，继任其位并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是严复。要是说，作为朝廷命臣的孙家鼐是旧式官僚的话，严复可是非同一般的学界泰斗。严复是福建侯官人，国学修养弘厚，是个学贯中西、业通文理、习兼文武的奇才。早年应试福建船政学堂，以第一名被录取。船政学堂四年中，严复学习了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三角、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现代科目。
船政学堂毕业之后，严复曾随“威远号”远航新加坡、槟榔屿，又曾乘“扬武号”巡航黄海和日本海。1877年至1879年，严复受派赴英国普兹茅斯大学留学，又到格林尼次海军学院深造，在那里得到多方面的学术滋养：高等数学、化学、物理、海军战术、海战公法以及枪炮营垒等各科知识。所以，我杜撰地称他“习兼文武”并非无据。更重要的是，他在人文学科方面的造诣也是国中翘楚，是他第一次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引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是他首提译事的“信、达、雅”三原则。他当然是实至名归的非常理想的校长人选。
为北大铸魂
京师大学堂刚建校的时候，并没有像如今盛行的这种大兴土木盖新房子，记不清是用了哪家皇亲国戚的旧宅了。正式挂了北京大学的牌子后，像样的也只有一座红楼。今天看来，红楼也是很普通的建筑。有资料说，当年印刷厂就设在红楼底层，颇有一些“前店后厂”的味道。红楼以外，其余各个院系（初期叫“门”，如国学门、哲学门），也都是“散居”于京城的各处。庄严的学堂被那些迂曲的胡同隐蔽着，让那些老槐树的浓荫遮掩着，也都是深藏不露的。当日学员的穿着，一般还是长袍马褂，后来有少许穿洋装的，大体总是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头。这种风习一直延续着，从沙滩到海淀，基本若是。故民间有“清华富，北大穷”“燕京洋，北大土”的顺口溜“传世”。
蔡元培是当代名士，在履新北大校长前已有非常丰富的阅历。他早年遍读经、史、小学诸书，儒学造诣深厚。他是前清的进士，1892年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编修。戊戌变后，回乡兴办新学，提倡民权。辛丑当年他任教于上海南洋公学，后任爱国女校校长，与章炳麟等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1898年开始学习日文，1907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文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史、美学和心理学，以41岁的年纪开始学习德文。蔡先生接手北大之前，曾任职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已是中国学界和教育界的领袖人物。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面对的是弥漫在校园里的读书做官的旧习。甫一上任，他即昭告诸生：“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阶梯”。蔡元培主政北大，不是为北大盖新房子，而是为北大立新精神。这就是鲁迅觉察到的北大之“新”，不是新房子，而是新思想、新精神。此种新精神由如下当当响的16个字组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第1号）。当年，蔡元培屹立于四围积习的榛莽之中，义无反顾地实行他的立校主张。马寅初回忆说：
先生于各派兼容并蓄，绝不偏袒，更于外间之攻讦者，在《答林琴南氏书》中，表其严正之主张（见《北京大学月刊》第1期）。故各派对于学术，均能自由研究，而鲜摩擦，学风丕变，蔚成巨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