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红楼灯火
燕园的春天醒得早，未名湖面的冰还未消融，畅春园墙边的山桃就悄悄地开了。山桃花开得有点寂寞，它开在人们不知春来的季节。记得那天，心绪苍茫，那是一位诗人离去的日子，一帮人在鸣鹤园那厢山崖寻找歌唱“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迎春花。不想迎春也是心急匆匆，只剩下些零落的花朵供人惆怅。连翘倒是多情，它用一片无边的黄金海，慰藉我们的春愁。这一年3月的末梢，时间穿行在这座京城郊外的园林。
遥想当年红楼的灯火笙歌，民主广场的悲愤呐喊，此际却是满园春意阑珊，花明如昼，花飞如雨，不觉间，已是120年无声无影地流逝。蔡元培先生在花丛中微笑，身上洒满花朵般的阳光。李大钊先生依然坐拥俄文楼前一片绿荫，时时有他永久的青春作伴。他的那些从沙滩红楼搬过来的图书，虽历经战乱，却仍完好无损，大部分已收藏于贝公楼旁的档案馆。先生心安。我曾在那里墨绿色的幽暗的老台灯下，翻阅过散发着百年墨香的《清议报》，纸黄页脆，窸窸窣窣，令人怀想19世纪昏黄的夕阳。
这是如今的燕园北大。作为一所标志性的新型大学，北大与世界各国的名校相比，历史并不算长。120年，按照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历法计算是两个甲子，总共只是120个春秋寒暑。要是我们撇开长短的议论，纵观北大两个甲子的历程，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大概括和大总结。它浓缩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忧患、苦难以及追求，它记载着中国为摆脱无边苦难而进行的抗争。故此，北大迄今拥有的历史，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经典缩写——这是一部“悲欣交集”的跨越了3个世纪的“漫长”的史书。
前世今生的“胎记”
北大诞生于风雨飘摇的岁月。公元1898年，旧历戊戌，是清光绪二十四年。这一年，中华大地有大事发生：光绪皇帝顺应了维新的主张，下“明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在变法所颁诏书中，当年7月3日“诏立京师大学堂”的诏书格外引人注目。它预示了开科取士传统的终结，从这里发出了建立中国现代教育的最新信息。废除八股，改试策论，革黜历代实行的科举制度，代之以当世通行的现代综合性教育。此项改革跨度甚大，是以建立新型大学为出发点，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人才培养的旧思路，而期之以全新的现代教育的建立。
建立京师大学堂不啻为当年一件惊天动地之举。为了这所大学的诞生，当时的总理事务衙门起草了一份规格很高的文件：“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陋就简，有失首善体制”。我们不难从这些高级的措辞中看出当局对未来的这所大学的郑重预期。但随着变法失败，维新变革的所有政令顷刻间都成了废纸，京师大学堂的建校之议亦被搁置。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创立大学堂的拟议尚存，成为斧钺缝隙间的一个“幸存者”。
那真是一个灾难的年月：六君子弃市，康有为、梁启超出走，年轻的皇帝被囚禁于瀛台……那时中国的上空阴云密布，而无边苍茫中一星犹明，人们对事关人才培养的教育革新，依然心存一念。建立京师大学堂的“项目”没有被取消，它在一片凋零肃杀中依然默默等待。也许这就是北京大学前世今生的“胎记”：北大生于忧患，历尽沧桑，心系国运，不离不弃。北大不仅是如鲁迅先生所说“常为新的”，而且始终是命中注定的“以身许国”，坚定且自强。
遥望红楼灯火
燕园的春天醒得早，未名湖面的冰还未消融，畅春园墙边的山桃就悄悄地开了。山桃花开得有点寂寞，它开在人们不知春来的季节。记得那天，心绪苍茫，那是一位诗人离去的日子，一帮人在鸣鹤园那厢山崖寻找歌唱“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迎春花。不想迎春也是心急匆匆，只剩下些零落的花朵供人惆怅。连翘倒是多情，它用一片无边的黄金海，慰藉我们的春愁。这一年3月的末梢，时间穿行在这座京城郊外的园林。
遥想当年红楼的灯火笙歌，民主广场的悲愤呐喊，此际却是满园春意阑珊，花明如昼，花飞如雨，不觉间，已是120年无声无影地流逝。蔡元培先生在花丛中微笑，身上洒满花朵般的阳光。李大钊先生依然坐拥俄文楼前一片绿荫，时时有他永久的青春作伴。他的那些从沙滩红楼搬过来的图书，虽历经战乱，却仍完好无损，大部分已收藏于贝公楼旁的档案馆。先生心安。我曾在那里墨绿色的幽暗的老台灯下，翻阅过散发着百年墨香的《清议报》，纸黄页脆，窸窸窣窣，令人怀想19世纪昏黄的夕阳。
这是如今的燕园北大。作为一所标志性的新型大学，北大与世界各国的名校相比，历史并不算长。120年，按照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历法计算是两个甲子，总共只是120个春秋寒暑。要是我们撇开长短的议论，纵观北大两个甲子的历程，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大概括和大总结。它浓缩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忧患、苦难以及追求，它记载着中国为摆脱无边苦难而进行的抗争。故此，北大迄今拥有的历史，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经典缩写——这是一部“悲欣交集”的跨越了3个世纪的“漫长”的史书。
前世今生的“胎记”
北大诞生于风雨飘摇的岁月。公元1898年，旧历戊戌，是清光绪二十四年。这一年，中华大地有大事发生：光绪皇帝顺应了维新的主张，下“明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在变法所颁诏书中，当年7月3日“诏立京师大学堂”的诏书格外引人注目。它预示了开科取士传统的终结，从这里发出了建立中国现代教育的最新信息。废除八股，改试策论，革黜历代实行的科举制度，代之以当世通行的现代综合性教育。此项改革跨度甚大，是以建立新型大学为出发点，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人才培养的旧思路，而期之以全新的现代教育的建立。
建立京师大学堂不啻为当年一件惊天动地之举。为了这所大学的诞生，当时的总理事务衙门起草了一份规格很高的文件：“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陋就简，有失首善体制”。我们不难从这些高级的措辞中看出当局对未来的这所大学的郑重预期。但随着变法失败，维新变革的所有政令顷刻间都成了废纸，京师大学堂的建校之议亦被搁置。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创立大学堂的拟议尚存，成为斧钺缝隙间的一个“幸存者”。
那真是一个灾难的年月：六君子弃市，康有为、梁启超出走，年轻的皇帝被囚禁于瀛台……那时中国的上空阴云密布，而无边苍茫中一星犹明，人们对事关人才培养的教育革新，依然心存一念。建立京师大学堂的“项目”没有被取消，它在一片凋零肃杀中依然默默等待。也许这就是北京大学前世今生的“胎记”：北大生于忧患，历尽沧桑，心系国运，不离不弃。北大不仅是如鲁迅先生所说“常为新的”，而且始终是命中注定的“以身许国”，坚定且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