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学诗漫有惊人句
张恨水爱书、淘书，也不尽是“小说史”的材料，就书而言，他也喜欢诗词韵文。尤其醉心于古典词章。这个嗜好可谓伴随他一生。他在《我的小说过程》中写道，最初，他是热衷于读小说的，也读过金圣叹批的《西厢记》，然而，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忽然掉了一个方向，玩起词章来。词曲一方面，起先我还弄不来，却一味地致力于诗。” 那时，他读小说，所欣赏的，往往是其中的诗词。比如《花月痕》，他认为，魏子安诗、词均好，小说却非所长。所以他说：“《花月痕》的故事，对我没有什么影响，而它上面的诗词小品，以至于小说回目，我却被陶醉了。由此，我更进一步读了些传奇，如《桃花扇》、《燕子笺》、《牡丹亭》、《长生殿》之类。我也读了四六体的《燕山外史》和古体文的《唐人说荟》。”
陆续的，他还读了《随园诗话》、《白香词谱》、《唐诗合解》一类的书。《随园诗话》中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对他影响甚大，以至于他看曹雪芹的诗，竟一无是处，认为“曹雪芹诗格不高，高兰墅诗格亦极平凡，故终《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无一超凡脱俗之句”。他喜欢以诗抒怀， 而作诗也的确给他带来许多快乐。他尤其享受朋友之间诗词唱和的快乐。当年，张楚萍、郝耕仁、张东野等老朋友，都是他的诗友，据他回忆，在与郝耕仁一起出游时，“我两人彼唱此和，作了不少诗。” 后来，他到北京，结识成舍我，也是一首《念奴娇》做了牵线的“红娘”。张伍讲过一个张恨水与成舍我赋诗联句的故事，亦是一则文坛佳话，他写道：
一次，父亲和成舍我先生到城南游艺园一游。当时，晚风习习，蛙声阵阵，星月朗朗，他们踏月散步，不禁诗兴大发，况且都是诗才敏捷的人，就在月下口占联起句来。事后父亲觉得所联之句颇合书中需要，便把它们移到《春明外史》中，这就是第八回“佛国谢知音寄诗当药，瓜棚迟晚唱咏月抒怀”中杨杏园与舒九成的联句。诗曰：
碧天迢递夜方长，（杨） 月影随人过草塘。
树外市声风定后，（舒） 水边院落晚来凉，
看花无酒能医俗，（杨） 对客高歌未改狂。
不用悲秋兴别恨，（舒） 中宵诗绪已苍茫。（杨）
野塘人静更清幽，（杨） 一院虫声两岸秋。
浅水芦花怜月冷，（舒） 西风落木为诗愁。
不堪薄醉消良夜，（杨） 终把残篇记浪游。
莫厌频过歌舞地，（舒） 等闲白了少年头。（杨）
强把秋光当作春，（杨） 登临转觉悔风尘。
却输花月能千古，（舒） 愿约云霞作四邻。
酣饮莫谈天下事，（杨） 苦吟都是个中人。
归来今夜江南梦，（舒） 憔悴京华病后身。（杨）
由此可见张恨水的富于诗情与才思敏捷。他解释自己喜欢诗的原因：“我想，诗之为物，抒发自己的心情，是最好的工具；而感人之深，更是他物所不能及。” 多年后，忆及自己学诗的经历，他还表示：“我是十一二岁，就学这劳什子。我二十年来，除了为它废时失业而外，又是没有得一文好处。可是，我至今还爱它。遇到月明之夜，在月光下就哼哼唧唧，‘今夜月明人尽望’，遇到春天花红柳绿，在东风下，又哼哼唧唧，‘春城无处不飞花’了。” 刚来北京时，他兼几份工作，很辛苦，但工作之余，读书的热情丝毫未减。他曾写道：“我这时努力读的是一本《词学大全》。每日从秦墨哂家回来，就摊开书这么一念，高起兴来，也照了词谱慢慢地填上一阕。我明知无用，但也学着玩。我的小说里也有时写到会馆生活和人物，也写点诗词，自然与这段生活有关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张恨水并不认为“旧诗”有什么不好，他宣称自己是“旧诗旗帜下的一个信徒” 时，一直都很坦然。当初，新文学家“颇以旧诗人之颓废，詈为无病而呻”，对此，他亦不以为然。一次，他借梁任公的诗“生平不作呻吟语”而加以发挥，认为：“虽胸襟不凡，然就诗言之，殊属矫枉过正。盖无病而呻，自属不可，有病而不呻，非人情也，亦非诗情也。” 那些年，他写了不少文章，为旧诗，乃至为古典文化辩护。他认为，旧诗的价值，至少“有令人记诵的魔力，不像新诗会受人家的厌弃”。他说，“设若任取一本旧诗给人看，除非那人根本上不爱诗便了，否则他决不能说看了头痛。”他还谈到自己昔日读旧诗的体会：“旧诗的近体，诚然是有些束缚人的（但是作家功夫到家，也不受它的束缚），古体却不如此。读者若是偶然肯翻一翻唐诗，念一念《将进酒》、《高轩过》、《蜀道难》，那样才气纵横的文字，你才知道旧诗一点不会束缚人。”
有人指责文人的吟风弄月对“亡国”负有责任，他则针锋相对，写了《吟风弄月罢》一文，其中写道：
有人说：中国文学是颓废的，不是振作的，应当洗刷一下。因为这样的文学，和民气大有关系的。这话谁不会说。但是我们要知道原来中国的文学，是受了压迫，所谓不敢言而怒，文人没有法子去作激昂慷慨文字的，并不是不作。迫不得已，只好把这一腔热血，托之芳草美人，隐隐约约地说出来。一部《诗经》，一部《楚辞》，不大半是如此吗？
直到中年以后，张恨水再谈“旧诗”，态度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编《剪愁集》，所作序言便颇多含糊模棱之语。诗集既名以“剪愁”，顾名思义，是要剪除故态也。但又表示，文人积习既难忘，其环境，“亦实有可以愁怨者在也”。而且，“予遭遇坎坷，每多难言之隐，更得机会，辄一触而发，因是淡月纱窗，西风庭院，负手微吟，颇亦成章”。 其纠结如此，怕是内心冲突的自然流露吧。
数年之后，他在《写作生涯回忆》中更含蓄地谈到，自己“在新文化运动勃兴之时”，还“把时间都浪费在填词上”，“这种骸骨的迷恋，实在是不值得” 的。这怕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三四十年代已被建构为绝对正确的历史性话语，并被追求进步的文化人内化为评判自身行为的标准，身在其中的张恨水，固不能不被历史的潮流所裹挟。
三 学诗漫有惊人句
张恨水爱书、淘书，也不尽是“小说史”的材料，就书而言，他也喜欢诗词韵文。尤其醉心于古典词章。这个嗜好可谓伴随他一生。他在《我的小说过程》中写道，最初，他是热衷于读小说的，也读过金圣叹批的《西厢记》，然而，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忽然掉了一个方向，玩起词章来。词曲一方面，起先我还弄不来，却一味地致力于诗。” 那时，他读小说，所欣赏的，往往是其中的诗词。比如《花月痕》，他认为，魏子安诗、词均好，小说却非所长。所以他说：“《花月痕》的故事，对我没有什么影响，而它上面的诗词小品，以至于小说回目，我却被陶醉了。由此，我更进一步读了些传奇，如《桃花扇》、《燕子笺》、《牡丹亭》、《长生殿》之类。我也读了四六体的《燕山外史》和古体文的《唐人说荟》。”
陆续的，他还读了《随园诗话》、《白香词谱》、《唐诗合解》一类的书。《随园诗话》中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对他影响甚大，以至于他看曹雪芹的诗，竟一无是处，认为“曹雪芹诗格不高，高兰墅诗格亦极平凡，故终《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无一超凡脱俗之句”。他喜欢以诗抒怀， 而作诗也的确给他带来许多快乐。他尤其享受朋友之间诗词唱和的快乐。当年，张楚萍、郝耕仁、张东野等老朋友，都是他的诗友，据他回忆，在与郝耕仁一起出游时，“我两人彼唱此和，作了不少诗。” 后来，他到北京，结识成舍我，也是一首《念奴娇》做了牵线的“红娘”。张伍讲过一个张恨水与成舍我赋诗联句的故事，亦是一则文坛佳话，他写道：
一次，父亲和成舍我先生到城南游艺园一游。当时，晚风习习，蛙声阵阵，星月朗朗，他们踏月散步，不禁诗兴大发，况且都是诗才敏捷的人，就在月下口占联起句来。事后父亲觉得所联之句颇合书中需要，便把它们移到《春明外史》中，这就是第八回“佛国谢知音寄诗当药，瓜棚迟晚唱咏月抒怀”中杨杏园与舒九成的联句。诗曰：
碧天迢递夜方长，（杨） 月影随人过草塘。
树外市声风定后，（舒） 水边院落晚来凉，
看花无酒能医俗，（杨） 对客高歌未改狂。
不用悲秋兴别恨，（舒） 中宵诗绪已苍茫。（杨）
野塘人静更清幽，（杨） 一院虫声两岸秋。
浅水芦花怜月冷，（舒） 西风落木为诗愁。
不堪薄醉消良夜，（杨） 终把残篇记浪游。
莫厌频过歌舞地，（舒） 等闲白了少年头。（杨）
强把秋光当作春，（杨） 登临转觉悔风尘。
却输花月能千古，（舒） 愿约云霞作四邻。
酣饮莫谈天下事，（杨） 苦吟都是个中人。
归来今夜江南梦，（舒） 憔悴京华病后身。（杨）
由此可见张恨水的富于诗情与才思敏捷。他解释自己喜欢诗的原因：“我想，诗之为物，抒发自己的心情，是最好的工具；而感人之深，更是他物所不能及。” 多年后，忆及自己学诗的经历，他还表示：“我是十一二岁，就学这劳什子。我二十年来，除了为它废时失业而外，又是没有得一文好处。可是，我至今还爱它。遇到月明之夜，在月光下就哼哼唧唧，‘今夜月明人尽望’，遇到春天花红柳绿，在东风下，又哼哼唧唧，‘春城无处不飞花’了。” 刚来北京时，他兼几份工作，很辛苦，但工作之余，读书的热情丝毫未减。他曾写道：“我这时努力读的是一本《词学大全》。每日从秦墨哂家回来，就摊开书这么一念，高起兴来，也照了词谱慢慢地填上一阕。我明知无用，但也学着玩。我的小说里也有时写到会馆生活和人物，也写点诗词，自然与这段生活有关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张恨水并不认为“旧诗”有什么不好，他宣称自己是“旧诗旗帜下的一个信徒” 时，一直都很坦然。当初，新文学家“颇以旧诗人之颓废，詈为无病而呻”，对此，他亦不以为然。一次，他借梁任公的诗“生平不作呻吟语”而加以发挥，认为：“虽胸襟不凡，然就诗言之，殊属矫枉过正。盖无病而呻，自属不可，有病而不呻，非人情也，亦非诗情也。” 那些年，他写了不少文章，为旧诗，乃至为古典文化辩护。他认为，旧诗的价值，至少“有令人记诵的魔力，不像新诗会受人家的厌弃”。他说，“设若任取一本旧诗给人看，除非那人根本上不爱诗便了，否则他决不能说看了头痛。”他还谈到自己昔日读旧诗的体会：“旧诗的近体，诚然是有些束缚人的（但是作家功夫到家，也不受它的束缚），古体却不如此。读者若是偶然肯翻一翻唐诗，念一念《将进酒》、《高轩过》、《蜀道难》，那样才气纵横的文字，你才知道旧诗一点不会束缚人。”
有人指责文人的吟风弄月对“亡国”负有责任，他则针锋相对，写了《吟风弄月罢》一文，其中写道：
有人说：中国文学是颓废的，不是振作的，应当洗刷一下。因为这样的文学，和民气大有关系的。这话谁不会说。但是我们要知道原来中国的文学，是受了压迫，所谓不敢言而怒，文人没有法子去作激昂慷慨文字的，并不是不作。迫不得已，只好把这一腔热血，托之芳草美人，隐隐约约地说出来。一部《诗经》，一部《楚辞》，不大半是如此吗？
直到中年以后，张恨水再谈“旧诗”，态度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编《剪愁集》，所作序言便颇多含糊模棱之语。诗集既名以“剪愁”，顾名思义，是要剪除故态也。但又表示，文人积习既难忘，其环境，“亦实有可以愁怨者在也”。而且，“予遭遇坎坷，每多难言之隐，更得机会，辄一触而发，因是淡月纱窗，西风庭院，负手微吟，颇亦成章”。 其纠结如此，怕是内心冲突的自然流露吧。
数年之后，他在《写作生涯回忆》中更含蓄地谈到，自己“在新文化运动勃兴之时”，还“把时间都浪费在填词上”，“这种骸骨的迷恋，实在是不值得” 的。这怕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三四十年代已被建构为绝对正确的历史性话语，并被追求进步的文化人内化为评判自身行为的标准，身在其中的张恨水，固不能不被历史的潮流所裹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