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艺学家、黄河科技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鲁枢元教授关注生态文艺的创作与批评已二十多年。2014年，他的专著《陶渊明的幽灵》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2017年5月，《陶渊明的幽灵》英译本《生态时代与中国古典自然哲学——以陶渊明为个案的研究》作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华学术文库”之一，由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认为是第一次以学术专著的形式，向西方社会介绍了陶渊明这位中国古代诗人的自然哲学思想与创作特点，在生态文学兴盛、重视环保、呼吁回归个人内在自然的当下，开始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更多关注与肯定。日前在郑州黄河科技学院召开的“《陶渊明的幽灵》英译本”出版研讨会上，鲁枢元表示，他很期待看到跨文化视野下，尤其是世界生态运动方兴未艾的当代背景下，西方学术界对陶渊明所展示的古代东方生存智慧的新探讨。
“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伟大的诗人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哲学家，关于人生与自然的哲学家。当欧洲的诗人荷尔德林与哲学家海德格尔呼唤现代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时，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中国诗人陶渊明就已经以自己的人生与文字创造了一个‘诗意栖居’的文化典范。工业社会以来，人类与自然相悖而行，愈行愈远，生态危机四下蔓延，陶渊明诗文中展露的东方古典自然主义哲学精神或许能为现代人走出生态困境提供某些昭示。”鲁枢元说。
著述缘起：重新发现陶渊明的当代意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鲁枢元以对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而为学界瞩目。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他敏感地捕捉到国际生态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兴盛趋势，成为我国学术界较早对生态文学给予关注和系统研究的学者。很自然地，他对陶渊明的学术兴趣增强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生态批评兴起，美国十九世纪的诗人梭罗成了众人的偶像，《瓦尔登湖》成了生态批评的圣经。对此我多少有些不服气。文学切近自然生态，在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是有着优良传统的。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在中国江西庐山的山脚下，就曾诞生过一位伟大诗人陶渊明，他与梭罗一样批判既定的社会体制，维护自然与人的统一，追慕素朴的田园生活，亲历辛苦的农业劳动，并创作出许多优美的诗篇。更值得称道的是，陶渊明在乡间生活了二十多年，梭罗才不过两年半。在一部中国文学史中，‘陶渊明的幽灵’始终绵延不断。”鲁枢元告诉记者，“陶渊明是一位贯穿中国文学史的自然主义诗人，通过对陶渊明个案的分析，我试图研究‘自然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及演替’这一课题。”
2008年，清华大学举办了一次梭罗国际研讨会。正是在那次会上，鲁枢元在国内外学者前大声呼吁：“要将我们中国古代生态类型的伟大诗人陶渊明推荐给世界。”其实，“向世界推荐陶渊明”之举也符合梭罗本人生前的愿望，作为一位生态运动的世界主义者，梭罗曾渴望聚集各个民族古老的生态智慧以应对日益险恶的生态危机，其中就已经提到中国古代的生态“圣书”。
“中国古代的陶渊明与西方现代的梭罗，其价值和意义都在于创造了一种有益于生态和谐、社会和谐的人生观念，一种与自然和解的生态型的生存方式。”鲁枢元把这种生存方式称作“低物质消耗的高品味生活”，其实也就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2012年，《陶渊明的幽灵》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五年后的2017年，斯普林格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英文译本。
在中国，陶渊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基石的一部分，对他的研究也一向是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很多西方人来说，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一般人可能会听说过孔子、老子、庄子等，但知道陶渊明的人则相对较少。《生态时代与中国古典自然哲学》一书可以说是第一次以学术专著的形式向西方世界推出了陶渊明。在西方，对陶渊明的了解和阐释可能才刚刚开始。
鲁枢元坦言，他在写作时就特别注意梳理陶渊明与世界的关系。“我始终相信人类在其本性上终归是有许多相通、相融之处的。陶渊明身上具备的许多品行，在古希腊时期雅典的学者、启蒙运动中法国的诗人、现代性反思中的瑞士心理学家那里都可以找到踪迹。”鲁枢元说，“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东西方之间的差异被夸大，被人为地设置了许多鸿沟。现代社会是崇尚物质的，因而拥有强大物质优势的西方现代国家主导了交流的话语权，东西方之间文化的交流也就显示出严重的不平衡，强势的话语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工业时代的话语。究其生态智慧而言，我认为工业时代还不如农业时代，陶渊明的诗思与哲思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农业社会意识与潜意识的结晶，起码在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是现代西方人可以借鉴的。在整个地球人类都开始关注人与自然这个‘元问题’的时代，用当年梁启超的话说：把‘自然之美’与‘人生之妙’结合为典范的陶渊明，也应该是现代世界的典范了！”
生态文艺学家、黄河科技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鲁枢元教授关注生态文艺的创作与批评已二十多年。2014年，他的专著《陶渊明的幽灵》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2017年5月，《陶渊明的幽灵》英译本《生态时代与中国古典自然哲学——以陶渊明为个案的研究》作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华学术文库”之一，由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认为是第一次以学术专著的形式，向西方社会介绍了陶渊明这位中国古代诗人的自然哲学思想与创作特点，在生态文学兴盛、重视环保、呼吁回归个人内在自然的当下，开始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更多关注与肯定。日前在郑州黄河科技学院召开的“《陶渊明的幽灵》英译本”出版研讨会上，鲁枢元表示，他很期待看到跨文化视野下，尤其是世界生态运动方兴未艾的当代背景下，西方学术界对陶渊明所展示的古代东方生存智慧的新探讨。
“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伟大的诗人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哲学家，关于人生与自然的哲学家。当欧洲的诗人荷尔德林与哲学家海德格尔呼唤现代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时，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中国诗人陶渊明就已经以自己的人生与文字创造了一个‘诗意栖居’的文化典范。工业社会以来，人类与自然相悖而行，愈行愈远，生态危机四下蔓延，陶渊明诗文中展露的东方古典自然主义哲学精神或许能为现代人走出生态困境提供某些昭示。”鲁枢元说。
著述缘起：重新发现陶渊明的当代意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鲁枢元以对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而为学界瞩目。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他敏感地捕捉到国际生态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兴盛趋势，成为我国学术界较早对生态文学给予关注和系统研究的学者。很自然地，他对陶渊明的学术兴趣增强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生态批评兴起，美国十九世纪的诗人梭罗成了众人的偶像，《瓦尔登湖》成了生态批评的圣经。对此我多少有些不服气。文学切近自然生态，在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是有着优良传统的。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在中国江西庐山的山脚下，就曾诞生过一位伟大诗人陶渊明，他与梭罗一样批判既定的社会体制，维护自然与人的统一，追慕素朴的田园生活，亲历辛苦的农业劳动，并创作出许多优美的诗篇。更值得称道的是，陶渊明在乡间生活了二十多年，梭罗才不过两年半。在一部中国文学史中，‘陶渊明的幽灵’始终绵延不断。”鲁枢元告诉记者，“陶渊明是一位贯穿中国文学史的自然主义诗人，通过对陶渊明个案的分析，我试图研究‘自然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及演替’这一课题。”
2008年，清华大学举办了一次梭罗国际研讨会。正是在那次会上，鲁枢元在国内外学者前大声呼吁：“要将我们中国古代生态类型的伟大诗人陶渊明推荐给世界。”其实，“向世界推荐陶渊明”之举也符合梭罗本人生前的愿望，作为一位生态运动的世界主义者，梭罗曾渴望聚集各个民族古老的生态智慧以应对日益险恶的生态危机，其中就已经提到中国古代的生态“圣书”。
“中国古代的陶渊明与西方现代的梭罗，其价值和意义都在于创造了一种有益于生态和谐、社会和谐的人生观念，一种与自然和解的生态型的生存方式。”鲁枢元把这种生存方式称作“低物质消耗的高品味生活”，其实也就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2012年，《陶渊明的幽灵》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五年后的2017年，斯普林格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英文译本。
在中国，陶渊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基石的一部分，对他的研究也一向是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很多西方人来说，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一般人可能会听说过孔子、老子、庄子等，但知道陶渊明的人则相对较少。《生态时代与中国古典自然哲学》一书可以说是第一次以学术专著的形式向西方世界推出了陶渊明。在西方，对陶渊明的了解和阐释可能才刚刚开始。
鲁枢元坦言，他在写作时就特别注意梳理陶渊明与世界的关系。“我始终相信人类在其本性上终归是有许多相通、相融之处的。陶渊明身上具备的许多品行，在古希腊时期雅典的学者、启蒙运动中法国的诗人、现代性反思中的瑞士心理学家那里都可以找到踪迹。”鲁枢元说，“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东西方之间的差异被夸大，被人为地设置了许多鸿沟。现代社会是崇尚物质的，因而拥有强大物质优势的西方现代国家主导了交流的话语权，东西方之间文化的交流也就显示出严重的不平衡，强势的话语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工业时代的话语。究其生态智慧而言，我认为工业时代还不如农业时代，陶渊明的诗思与哲思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农业社会意识与潜意识的结晶，起码在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是现代西方人可以借鉴的。在整个地球人类都开始关注人与自然这个‘元问题’的时代，用当年梁启超的话说：把‘自然之美’与‘人生之妙’结合为典范的陶渊明，也应该是现代世界的典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