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读者喜欢针对社会现实的中国作品
李永求（Lee Young Koo）：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20世纪70年代起投身中国文学研究，发表了《关于叶圣陶小说的研究》、《关于嵇康的研究》、《东西叙述下层阶级的常用手法研究》等论文，著有《竹林七贤》、《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等作品。
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依，中韩两国往来密切。但是20世纪，随着韩国的“西学东渐”，加上日本侵华战争，汉学研究在韩国逐渐式微。1954年，韩国外国语大学成立了中文系，这是第一个由韩国人在本国大学中建立的中文系。此后由于政治及战争原因，韩国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直到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之后，才又重新步入正轨。
上世纪70年代，李永求在韩国外国语大学攻读中国文学，而韩国大学里的汉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古典文学上。“我研究的主要是宋代话本小说。后来又前往台湾留学，研究竹林七贤里的嵇康。”李永求记得，当时中文系学生最爱阅读的现代文学是鲁迅的作品,“那个时候，我们的社会不够开明、不够民主，所以我们钟爱那些表达爱国思想的独立文学，鲁迅的文字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启发。”
80年代，李永求向学生讲授鲁迅、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他开设的课程更多偏向于中国现代文学。直到90年代中韩建交初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也不是学界主流。“当时因为各种原因，研究中国当代小说家的论文想要发表颇具难度，学界同仁认为研究那些已故的中国作家会比较稳妥。但我认为了解中国当代的文学世界极为重要，所以我鼓励学生们多读多写，并指导学生撰写关于莫言、东西、叶兆言、余华、苏童、赵本夫等作家的论文。”李永求告诉青阅读记者。
新世纪来临之后，在韩国从学界到读者，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说到底，韩国与中国的文化同宗同源，文化上的亲切感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作家的作品。比如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他写了很多关于故土的故事，书中的很多情况和现代化之前的韩国农村十分相似，韩国读者喜欢从这样的作品中找到与自己的联系。”李永求介绍说，如今大部分韩国读者是从影视剧出发，与中国作家进行第一次亲密接触。“比如莫言的《红高粱》、东西的《天上的恋人》（小说原名《没有语言的生活》）、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原名《妻妾成群》）、刘震云的《手机》、赵本夫的《天下无贼》……很多韩国读者都是在观看了电影产生兴趣之后，才会买来原著阅读，而这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也都在韩国出版发行了韩译本。”
除去文化上的亲切感，两国在发展上面临着相同社会问题，这也成为韩国读者钟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原因。读者会从题材出发，来选择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希望从小说中找到适合自己国家的药方。“韩国很多年轻人在今天同样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他们不知道‘我到底是谁’，‘我要到哪里去’，也会同样面临没有经济能力买房的困难。所以大家喜欢从文学中学习中国的经验。像余华、刘震云、徐则臣、东西等作家，都是针对社会现实来书写自己的小说，这些也都是韩国读者所喜好的内容。”
读者往往是凭借兴趣来阅读，但是汉学家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不能只为市场服务。李永求说，韩国学者和翻译家在译介中国作品时，更着重于考虑作品的文学性和社会性。比如他曾将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介绍到韩国。“应该让韩国读者了解更多具有现实描写能力的中国作家的作品。”除此之外，社会思想也是译介的考量标准之一，“因为韩国读者还是会对这样的作品感兴趣”。
如今，中国网络文学也在海外拥有极大市场，特别是在亚洲，比如越南，中国网络文学代表作品差不多都被翻译成越南语出版。那韩国是什么情况呢？李永求告诉记者，中国的网络文学已经在韩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我所指导的博士毕业生就将中国网络文学作为研究对象。了解中国文坛现状，不能忽视那些在网络上从事创作的作家。”
美国：“华语语系文学”成了汉学新热点
罗鹏（Rojas Carlos）：1970年出生。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著作包括《裸观：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反思》、《长城：文化史》等，新作《片段的统一：成龙和香港电影》即将于香港出版。
罗鹏是从大学三年级开始转向中国文学研究的，“我在康奈尔大学的专业是比较文学，本来研究的是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跟一些后殖民地地区的文学传统。到了大学三年级我想学一种新的语言，所以就开始学中文。说实话，我当时对中国文学理解得不多，我一边学语言，一边学其文学、文化传统。”罗鹏还记得，刚学中文那年，老师的评论让他吃惊不已：“我记得特别清楚，教授给我们上课的第一天，就说除了鲁迅以外，现当代中国没有任何比较好的作家。我当时觉得老师那样说特别奇怪，而且后来我发现值得注意的作家多得很。”
在后来的学习和研究中，罗鹏用自己的感受发掘中国的好作家。他第一本译成中文的专著《裸观：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反思》，主题是与性别和视觉影像有关的中国叙事，涉及19世纪以来的一些中国作家作品，如李汝珍、陈森、鲁迅、张爱玲、无名氏、金庸、王朔、朱天文等。“他们都是很好的中国作家。”谈到对中国文学的评价，罗鹏认为，很难仅仅用水平高低来做简单的评论：“文学有很多不同的标准，如果想对某种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就必须考虑到其类型、目标、社会状况及文学传统。目前被国际文学奖认同的中国作家包括莫言、阎连科、余华和王安忆。”
如果抛开学术研究，美国普通读者对哪些中国作家的作品感兴趣呢？罗鹏告诉青阅读记者：“美国读者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反映现当代中国一些社会现象的作品，关注性别或者性欲问题的作品也很受欢迎。探索某一历史事件（像南京大屠杀）或者反映当代中国社会一些荒唐现象的作品也会受欢迎。”
大众的阅读离不开译介，罗鹏把余华、阎连科、贾平凹，以及马华作家黄锦树的作品带给英语世界的读者，这些都是他很喜欢的作家。罗鹏说：“在美国，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是靠两个主要的因素：市场跟译者的兴趣。有一些中文书是出版社主动地买版权，找译者，如果译者不愿意花时间翻译，出版社就没办法；另外一些书是译者决定要翻译，然后自己找合适的出版社，反过来说，如果出版社觉得读者不会感兴趣，他们当然也不愿意出版。”此外罗鹏还提到，“出版社和译者的翻译工作，肯定会受一些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过情况是比较复杂的。”谈及译作的销量，罗鹏欣喜地告诉记者，“我与其他译者共同翻译的第一本小说是余华的《兄弟》，英文版卖得非常好，特别是跟别的汉语作品译本相比，我最近翻译的阎连科的小说也卖得相当不错。 ”
除了译介和研究，大多数汉学家还会承担国际文学奖的评审工作，罗鹏去年给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当过评委，入围短名单的有余华、阎连科、格非、张贵兴和朱天文，最后评委们共同选择了朱天文。罗鹏也很喜欢莫言的作品，听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为他开心。他告诉记者，在国外的汉学界，莫言得奖以后也引发了一些争论，“因为有些学者希望莫言能利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身份，成长为葛兰西所说的那种‘有机知识分子’，更直接地对当代中国一些社会政治问题发出意见。”
美国在当前的汉学研究中拥有最大的话语权，甚至直接影响到中国学界的研究。那么美国汉学目前关注的热点是什么呢？罗鹏表示，近年来美国汉学界比较关注和生态环保有关的问题。“另外，英语世界的汉学家比较关注的是所谓‘华语语系文学’，即来自全世界各个华语地区的文学作品。比如说，我刚把黄锦树的小说集翻译成英文，名为《开往中国的慢船》。黄锦树是马来西亚华人，现在生活在台湾，是最杰出的马华作家之一。”
谈到蓬勃发展的网络文学，罗鹏说，一些中国网络小说已经有了英译本，“最近美国刚刚出版了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小说《北京故事》，它被关锦鹏导演改编成电影《蓝宇》。”他本人也十分关注中国网络小说的发展，“我最近用中文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中国网络文学中基于《红楼梦》创作的同人小说。”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知依
韩国：读者喜欢针对社会现实的中国作品
李永求（Lee Young Koo）：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20世纪70年代起投身中国文学研究，发表了《关于叶圣陶小说的研究》、《关于嵇康的研究》、《东西叙述下层阶级的常用手法研究》等论文，著有《竹林七贤》、《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等作品。
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依，中韩两国往来密切。但是20世纪，随着韩国的“西学东渐”，加上日本侵华战争，汉学研究在韩国逐渐式微。1954年，韩国外国语大学成立了中文系，这是第一个由韩国人在本国大学中建立的中文系。此后由于政治及战争原因，韩国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直到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之后，才又重新步入正轨。
上世纪70年代，李永求在韩国外国语大学攻读中国文学，而韩国大学里的汉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古典文学上。“我研究的主要是宋代话本小说。后来又前往台湾留学，研究竹林七贤里的嵇康。”李永求记得，当时中文系学生最爱阅读的现代文学是鲁迅的作品,“那个时候，我们的社会不够开明、不够民主，所以我们钟爱那些表达爱国思想的独立文学，鲁迅的文字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启发。”
80年代，李永求向学生讲授鲁迅、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他开设的课程更多偏向于中国现代文学。直到90年代中韩建交初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也不是学界主流。“当时因为各种原因，研究中国当代小说家的论文想要发表颇具难度，学界同仁认为研究那些已故的中国作家会比较稳妥。但我认为了解中国当代的文学世界极为重要，所以我鼓励学生们多读多写，并指导学生撰写关于莫言、东西、叶兆言、余华、苏童、赵本夫等作家的论文。”李永求告诉青阅读记者。
新世纪来临之后，在韩国从学界到读者，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说到底，韩国与中国的文化同宗同源，文化上的亲切感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作家的作品。比如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他写了很多关于故土的故事，书中的很多情况和现代化之前的韩国农村十分相似，韩国读者喜欢从这样的作品中找到与自己的联系。”李永求介绍说，如今大部分韩国读者是从影视剧出发，与中国作家进行第一次亲密接触。“比如莫言的《红高粱》、东西的《天上的恋人》（小说原名《没有语言的生活》）、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原名《妻妾成群》）、刘震云的《手机》、赵本夫的《天下无贼》……很多韩国读者都是在观看了电影产生兴趣之后，才会买来原著阅读，而这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也都在韩国出版发行了韩译本。”
除去文化上的亲切感，两国在发展上面临着相同社会问题，这也成为韩国读者钟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原因。读者会从题材出发，来选择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希望从小说中找到适合自己国家的药方。“韩国很多年轻人在今天同样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他们不知道‘我到底是谁’，‘我要到哪里去’，也会同样面临没有经济能力买房的困难。所以大家喜欢从文学中学习中国的经验。像余华、刘震云、徐则臣、东西等作家，都是针对社会现实来书写自己的小说，这些也都是韩国读者所喜好的内容。”
读者往往是凭借兴趣来阅读，但是汉学家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不能只为市场服务。李永求说，韩国学者和翻译家在译介中国作品时，更着重于考虑作品的文学性和社会性。比如他曾将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介绍到韩国。“应该让韩国读者了解更多具有现实描写能力的中国作家的作品。”除此之外，社会思想也是译介的考量标准之一，“因为韩国读者还是会对这样的作品感兴趣”。
如今，中国网络文学也在海外拥有极大市场，特别是在亚洲，比如越南，中国网络文学代表作品差不多都被翻译成越南语出版。那韩国是什么情况呢？李永求告诉记者，中国的网络文学已经在韩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我所指导的博士毕业生就将中国网络文学作为研究对象。了解中国文坛现状，不能忽视那些在网络上从事创作的作家。”
美国：“华语语系文学”成了汉学新热点
罗鹏（Rojas Carlos）：1970年出生。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著作包括《裸观：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反思》、《长城：文化史》等，新作《片段的统一：成龙和香港电影》即将于香港出版。
罗鹏是从大学三年级开始转向中国文学研究的，“我在康奈尔大学的专业是比较文学，本来研究的是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跟一些后殖民地地区的文学传统。到了大学三年级我想学一种新的语言，所以就开始学中文。说实话，我当时对中国文学理解得不多，我一边学语言，一边学其文学、文化传统。”罗鹏还记得，刚学中文那年，老师的评论让他吃惊不已：“我记得特别清楚，教授给我们上课的第一天，就说除了鲁迅以外，现当代中国没有任何比较好的作家。我当时觉得老师那样说特别奇怪，而且后来我发现值得注意的作家多得很。”
在后来的学习和研究中，罗鹏用自己的感受发掘中国的好作家。他第一本译成中文的专著《裸观：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反思》，主题是与性别和视觉影像有关的中国叙事，涉及19世纪以来的一些中国作家作品，如李汝珍、陈森、鲁迅、张爱玲、无名氏、金庸、王朔、朱天文等。“他们都是很好的中国作家。”谈到对中国文学的评价，罗鹏认为，很难仅仅用水平高低来做简单的评论：“文学有很多不同的标准，如果想对某种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就必须考虑到其类型、目标、社会状况及文学传统。目前被国际文学奖认同的中国作家包括莫言、阎连科、余华和王安忆。”
如果抛开学术研究，美国普通读者对哪些中国作家的作品感兴趣呢？罗鹏告诉青阅读记者：“美国读者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反映现当代中国一些社会现象的作品，关注性别或者性欲问题的作品也很受欢迎。探索某一历史事件（像南京大屠杀）或者反映当代中国社会一些荒唐现象的作品也会受欢迎。”
大众的阅读离不开译介，罗鹏把余华、阎连科、贾平凹，以及马华作家黄锦树的作品带给英语世界的读者，这些都是他很喜欢的作家。罗鹏说：“在美国，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是靠两个主要的因素：市场跟译者的兴趣。有一些中文书是出版社主动地买版权，找译者，如果译者不愿意花时间翻译，出版社就没办法；另外一些书是译者决定要翻译，然后自己找合适的出版社，反过来说，如果出版社觉得读者不会感兴趣，他们当然也不愿意出版。”此外罗鹏还提到，“出版社和译者的翻译工作，肯定会受一些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过情况是比较复杂的。”谈及译作的销量，罗鹏欣喜地告诉记者，“我与其他译者共同翻译的第一本小说是余华的《兄弟》，英文版卖得非常好，特别是跟别的汉语作品译本相比，我最近翻译的阎连科的小说也卖得相当不错。 ”
除了译介和研究，大多数汉学家还会承担国际文学奖的评审工作，罗鹏去年给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当过评委，入围短名单的有余华、阎连科、格非、张贵兴和朱天文，最后评委们共同选择了朱天文。罗鹏也很喜欢莫言的作品，听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为他开心。他告诉记者，在国外的汉学界，莫言得奖以后也引发了一些争论，“因为有些学者希望莫言能利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身份，成长为葛兰西所说的那种‘有机知识分子’，更直接地对当代中国一些社会政治问题发出意见。”
美国在当前的汉学研究中拥有最大的话语权，甚至直接影响到中国学界的研究。那么美国汉学目前关注的热点是什么呢？罗鹏表示，近年来美国汉学界比较关注和生态环保有关的问题。“另外，英语世界的汉学家比较关注的是所谓‘华语语系文学’，即来自全世界各个华语地区的文学作品。比如说，我刚把黄锦树的小说集翻译成英文，名为《开往中国的慢船》。黄锦树是马来西亚华人，现在生活在台湾，是最杰出的马华作家之一。”
谈到蓬勃发展的网络文学，罗鹏说，一些中国网络小说已经有了英译本，“最近美国刚刚出版了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小说《北京故事》，它被关锦鹏导演改编成电影《蓝宇》。”他本人也十分关注中国网络小说的发展，“我最近用中文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中国网络文学中基于《红楼梦》创作的同人小说。”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知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