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对自己的历史不感兴趣”
名人总是容易八卦满天飞，相比之下，“网红”罗振宇的人生故事，似乎流传得并不多。原因之一大概是，他很少提及过去。
据说，在他成名的早年，某知名杂志的访谈中，记者试图通过挖掘他的人生经历来窥见他性格形成的端倪，三次被他挡了回去。
但他的拒绝，似乎又不全是因为觉得隐私遭到了冒犯，有时，他也会主动说起一些故事，并不刻意回避——比如，当年离开央视是被迫的，因为领导不喜欢他；再比如，他小时候曾因为没有其他特长，只会读书而深感自卑。
罗振宇的不配合，更像是一种缺乏兴趣的懒散。
当被问及在某个人生阶段遇到过的趣事，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没啥有趣的。”大概觉得这种态度太过敷衍，又解释说：“我不是排斥有趣，我是对自己的历史实在不感兴趣。我只关注未来。”
他从来不回看自己的节目，出过的书自己一本也没有，甚至连过去的照片都不留。“可能到临死那一刻，我都不会回想自己的一生。我会忙着遗憾和好奇：再也没有机会看到未来是什么样子了。”他说。
由此，也不难理解他对未来学的“另眼相看”了。在他节目里，从凯文·凯利的《必然》到尤瓦尔·赫拉利的《未来简史》，推荐都是不遗余力。“它都不能说是正确的，但它会给你的思想升维。”
社会变化得越来越快，第一次工业革命用了三代人才完成，第二次只用了一代人，到现在，这样的革命我们可能一生要经历好几次。知识更新迭代的速度，自然也在不断增长。在罗振宇身上，始终有一种害怕被时代抛下的紧迫感。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正确和错误变得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探寻知识达到什么样的新边疆。理解趋势变成我们生命中首要的问题。”
而对他来说，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能不能勇敢地在合适的时候，抛弃一个合适的自己。
只有看到了这一点，才会理解这位“自我拉马克教徒”的行事逻辑。
3.面对知识，既不匍匐也不下跪
时至今日，罗振宇很少会向公众提及他的最高学历是“博士”这件事。2004年，他在工作多年之后，曾回到母校中国传媒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他说，这是当时他能想到改变处境的唯一方法。
在前40多年的人生中，“改变处境”似乎一直是困扰着罗振宇的头等大事。为此，他不断迁徙，左冲右突，甚至在创办《罗辑思维》以后也没消停。
罗振宇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安徽芜湖，父母都是普通职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只是一个“三线城市”出生的小孩。和许多70后、80后一样，他最大的愿望，是通过学习知识“匍匐前进”，找到出口，离开出生的这座城市。
这让他在此后对待知识的态度上，始终强调着“实用”的一维。
“对我们这代人来讲，学知识的初衷很多时候只是为‘稻粱谋’。”罗振宇坦陈，自己也不例外。
人生第一件大事，便是考上大学，改变命运。1990年，他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走出家乡赴武汉求学。1994年，本来未能考试达标的他，因专业成绩优异被北京广播学院破格录取为研究生。从武汉到北京，他推开了人生的第一扇大门，也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硕士毕业后的他先是进入北师大教书，拿着每个月600元的工资，“吃食堂都吃不饱”。于是他开始在央视兼职，到后来两头无法兼顾，甚至辞掉了教职一心做电视。
在央视工作，可以算是他推开的又一扇大门。在那之前，他很少站在“家国天下”的角度看问题，而在《对话》栏目的三年，于他就像是“又上了一次大学”。一旦新的维度和视野被打开，他对新知的野心和兴趣，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采访中，他谈起自己的读书故事，谈大学的时候为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着迷，谈刚工作时花血本买来大部头的《世界文明史》，饶有兴味。但另一方面，他又是“功利”的，面对知识既不匍匐也不下跪。和传统知识分子的虔诚相比，他的“功利”显得有些“冷酷”。
“知识从来都是实用的。”他举出了孔子著《春秋》，修王官之学的例子，“其实我们做的事和古人区别不大，都是根据时代的标准和功利进行知识的阐发。”
由此推之，相比读书，直接“读人”似乎更有效率。“读书不是必要的，我读这个人的书，是因为我无法同他直接谈话，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他的节目中，在采访中，类似的话，他重复过很多次。
于是，他想尽办法，延揽和接触各界的知识精英，从央视时期的请专家“开策划会”，到如今创办“得到”APP招贤纳士，除了做生意，最大目的就是为自己的认知“升维”。
在这种高效的“速成法”背后，折射的也是他内心最迫切的愿望：提升自己，证明自己。
2.“我对自己的历史不感兴趣”
名人总是容易八卦满天飞，相比之下，“网红”罗振宇的人生故事，似乎流传得并不多。原因之一大概是，他很少提及过去。
据说，在他成名的早年，某知名杂志的访谈中，记者试图通过挖掘他的人生经历来窥见他性格形成的端倪，三次被他挡了回去。
但他的拒绝，似乎又不全是因为觉得隐私遭到了冒犯，有时，他也会主动说起一些故事，并不刻意回避——比如，当年离开央视是被迫的，因为领导不喜欢他；再比如，他小时候曾因为没有其他特长，只会读书而深感自卑。
罗振宇的不配合，更像是一种缺乏兴趣的懒散。
当被问及在某个人生阶段遇到过的趣事，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没啥有趣的。”大概觉得这种态度太过敷衍，又解释说：“我不是排斥有趣，我是对自己的历史实在不感兴趣。我只关注未来。”
他从来不回看自己的节目，出过的书自己一本也没有，甚至连过去的照片都不留。“可能到临死那一刻，我都不会回想自己的一生。我会忙着遗憾和好奇：再也没有机会看到未来是什么样子了。”他说。
由此，也不难理解他对未来学的“另眼相看”了。在他节目里，从凯文·凯利的《必然》到尤瓦尔·赫拉利的《未来简史》，推荐都是不遗余力。“它都不能说是正确的，但它会给你的思想升维。”
社会变化得越来越快，第一次工业革命用了三代人才完成，第二次只用了一代人，到现在，这样的革命我们可能一生要经历好几次。知识更新迭代的速度，自然也在不断增长。在罗振宇身上，始终有一种害怕被时代抛下的紧迫感。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正确和错误变得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探寻知识达到什么样的新边疆。理解趋势变成我们生命中首要的问题。”
而对他来说，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能不能勇敢地在合适的时候，抛弃一个合适的自己。
只有看到了这一点，才会理解这位“自我拉马克教徒”的行事逻辑。
3.面对知识，既不匍匐也不下跪
时至今日，罗振宇很少会向公众提及他的最高学历是“博士”这件事。2004年，他在工作多年之后，曾回到母校中国传媒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他说，这是当时他能想到改变处境的唯一方法。
在前40多年的人生中，“改变处境”似乎一直是困扰着罗振宇的头等大事。为此，他不断迁徙，左冲右突，甚至在创办《罗辑思维》以后也没消停。
罗振宇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安徽芜湖，父母都是普通职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只是一个“三线城市”出生的小孩。和许多70后、80后一样，他最大的愿望，是通过学习知识“匍匐前进”，找到出口，离开出生的这座城市。
这让他在此后对待知识的态度上，始终强调着“实用”的一维。
“对我们这代人来讲，学知识的初衷很多时候只是为‘稻粱谋’。”罗振宇坦陈，自己也不例外。
人生第一件大事，便是考上大学，改变命运。1990年，他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走出家乡赴武汉求学。1994年，本来未能考试达标的他，因专业成绩优异被北京广播学院破格录取为研究生。从武汉到北京，他推开了人生的第一扇大门，也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硕士毕业后的他先是进入北师大教书，拿着每个月600元的工资，“吃食堂都吃不饱”。于是他开始在央视兼职，到后来两头无法兼顾，甚至辞掉了教职一心做电视。
在央视工作，可以算是他推开的又一扇大门。在那之前，他很少站在“家国天下”的角度看问题，而在《对话》栏目的三年，于他就像是“又上了一次大学”。一旦新的维度和视野被打开，他对新知的野心和兴趣，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采访中，他谈起自己的读书故事，谈大学的时候为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着迷，谈刚工作时花血本买来大部头的《世界文明史》，饶有兴味。但另一方面，他又是“功利”的，面对知识既不匍匐也不下跪。和传统知识分子的虔诚相比，他的“功利”显得有些“冷酷”。
“知识从来都是实用的。”他举出了孔子著《春秋》，修王官之学的例子，“其实我们做的事和古人区别不大，都是根据时代的标准和功利进行知识的阐发。”
由此推之，相比读书，直接“读人”似乎更有效率。“读书不是必要的，我读这个人的书，是因为我无法同他直接谈话，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他的节目中，在采访中，类似的话，他重复过很多次。
于是，他想尽办法，延揽和接触各界的知识精英，从央视时期的请专家“开策划会”，到如今创办“得到”APP招贤纳士，除了做生意，最大目的就是为自己的认知“升维”。
在这种高效的“速成法”背后，折射的也是他内心最迫切的愿望：提升自己，证明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