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样看华语文学
通常我们把在中国，尤其是中国大陆写作、传播、阅读的文学称之为中国文学，但在整个世界信息流通如此快速的情境中，这样的文学观点是不是不再合用了呢？是不是在中国和海外可以建立出另外一个讨论的平台，进一步理解华语，或者汉语所书写的文学呢？
结果有了华语语系文学。
我们在探讨华语语系文学的时候，特别要强调语言作为一个共同认同的公分母，承认在这样语言广义的号召之下，我们继续可以看出各个不同的族群，各个不同的文化，各个不同的区域产生不同语言的表征，这些语言的表征在目前的情况之下，通常是以汉语作为最后的回归的重心，而以汉字作为我们流通的重要的符号。
2017年在美国任教的史书美教授提出了《视觉与认同》，里面的观点对于她而言，华语语系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团结了在政治之外各个区域的不同文化，他们都用华语，但是有各自不同的认同方向。
耶鲁大学石静远教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她也同意华语的观点，但石静远教授强调了中国仍然是我们必须对话的对象。在这个过程里面，所谓的华语社群通过不断的来往，不断的协商，不断的沟通来作为一个大家继续产生互动的平台，在这个情形下，她认为华语研究，或者华语语系研究才继续有更可为和复杂的空间。
这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理论上的位置，一个是以对抗作为出发点，另一个以协商作为出发点。
从第三个可能性看华语文学
事实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加入上海复旦大学葛兆光的说法呢？他这些年有《宅兹中国》这样的作品，还有《从周边看中国》。从不同的受到汉字文化，或者是华语文化影响的国家、区域来回看中国是如何建立，如何被形构、思考和转换的过程，这是葛兆光所希望强调的面向。
我们回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论是看盛还是衰，我们必须是要强调历史的脉络，谱系学线索的产生，在这个意义上从严格历史学的观点提请了我们对于时间的、历史的注意。这是我个人看出来的第三个可能性。
回到我自己的一个看法，2007年我出版了《后遗民写作》，我特别想要和史书美教授做一个友谊的对话。试问，今天大家在旅行、资讯、文化的想象，语言的使用上如此的繁复，如此的流转，互相影响，我们能够用这样简单的方式作为一个所谓的陆地与海洋，或者是大国与海外之间的切割吗？我认为那是抽刀断水的做法。
我认为历史的千回百转是没有办法用简单的理论，没有办法用简单的政治立场做一清二楚的划分，尤其对于千百万在海外生存、旅行、流亡的各种各样的有华裔血统的文化人而言。那么面对着那个渺渺唐山，我们怎么样思考，什么是中国，或者何为中国，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世界里的中国
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已经讲到了“我中国族本已由无数支族混成，其血统与外来诸族杂糅者亦不少”。这些华夷之辨一直是我们不断思索、思考、辩证的对象，但是现在全充做我们的背景。
以下我用三个不同的故事进一步说明我对“华夷风”的批评或者想象。
第一个故事，主人公的名字叫做王啸平，当时日本人占领新加坡的时候，他决心抗日，来到了中国。他后来加入新四军，和茹志鹃结婚了，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著名作家王安忆。
王安忆曾以他的父亲作为背景，写出了《伤心太平洋》，这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小说，但是除了王啸平的背景之外，我们对于茹志鹃的背景知道多少呢？她是50年代重要的中国左翼的女作家，但是有多少人知道王安忆的说法，茹志鹃的家族是来自于五胡乱华时北方的柔然族。
在王安忆《纪实与虚构》里面，说明了母系家谱的来龙去脉，思考自己创作的所衷。在这个地方，纪实跟虚构之间产生了微妙的互动。有多少时候，王安忆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要都相信，有多少时候，我们觉得未必如此呢？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明即使是自命共和国的女儿，王安忆她是一个华夷风下阅读的重要的资源，或者是一个视野。从华夷语系的观点，也许我们不再简单把王安忆视作上海作家，而是把她看成是在一个更复杂的，广义的世界里面，中国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展、糅合、混杂的成果了。
像是徐则臣突然写出一个作品叫做《耶路撒冷》。对于年轻的徐则臣来讲，“耶路撒冷”是他投掷的一个生命里新的寄托的乞求，或者新的救赎的想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他讲述的是一个中国的故事，但是它面一撒开，其实是一个面向世界的华语世界的故事。
可见，中国文学不只是中国土地上的文学，是世界里的中国文学。
该怎样看华语文学
通常我们把在中国，尤其是中国大陆写作、传播、阅读的文学称之为中国文学，但在整个世界信息流通如此快速的情境中，这样的文学观点是不是不再合用了呢？是不是在中国和海外可以建立出另外一个讨论的平台，进一步理解华语，或者汉语所书写的文学呢？
结果有了华语语系文学。
我们在探讨华语语系文学的时候，特别要强调语言作为一个共同认同的公分母，承认在这样语言广义的号召之下，我们继续可以看出各个不同的族群，各个不同的文化，各个不同的区域产生不同语言的表征，这些语言的表征在目前的情况之下，通常是以汉语作为最后的回归的重心，而以汉字作为我们流通的重要的符号。
2017年在美国任教的史书美教授提出了《视觉与认同》，里面的观点对于她而言，华语语系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团结了在政治之外各个区域的不同文化，他们都用华语，但是有各自不同的认同方向。
耶鲁大学石静远教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她也同意华语的观点，但石静远教授强调了中国仍然是我们必须对话的对象。在这个过程里面，所谓的华语社群通过不断的来往，不断的协商，不断的沟通来作为一个大家继续产生互动的平台，在这个情形下，她认为华语研究，或者华语语系研究才继续有更可为和复杂的空间。
这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理论上的位置，一个是以对抗作为出发点，另一个以协商作为出发点。
从第三个可能性看华语文学
事实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加入上海复旦大学葛兆光的说法呢？他这些年有《宅兹中国》这样的作品，还有《从周边看中国》。从不同的受到汉字文化，或者是华语文化影响的国家、区域来回看中国是如何建立，如何被形构、思考和转换的过程，这是葛兆光所希望强调的面向。
我们回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论是看盛还是衰，我们必须是要强调历史的脉络，谱系学线索的产生，在这个意义上从严格历史学的观点提请了我们对于时间的、历史的注意。这是我个人看出来的第三个可能性。
回到我自己的一个看法，2007年我出版了《后遗民写作》，我特别想要和史书美教授做一个友谊的对话。试问，今天大家在旅行、资讯、文化的想象，语言的使用上如此的繁复，如此的流转，互相影响，我们能够用这样简单的方式作为一个所谓的陆地与海洋，或者是大国与海外之间的切割吗？我认为那是抽刀断水的做法。
我认为历史的千回百转是没有办法用简单的理论，没有办法用简单的政治立场做一清二楚的划分，尤其对于千百万在海外生存、旅行、流亡的各种各样的有华裔血统的文化人而言。那么面对着那个渺渺唐山，我们怎么样思考，什么是中国，或者何为中国，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世界里的中国
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已经讲到了“我中国族本已由无数支族混成，其血统与外来诸族杂糅者亦不少”。这些华夷之辨一直是我们不断思索、思考、辩证的对象，但是现在全充做我们的背景。
以下我用三个不同的故事进一步说明我对“华夷风”的批评或者想象。
第一个故事，主人公的名字叫做王啸平，当时日本人占领新加坡的时候，他决心抗日，来到了中国。他后来加入新四军，和茹志鹃结婚了，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著名作家王安忆。
王安忆曾以他的父亲作为背景，写出了《伤心太平洋》，这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小说，但是除了王啸平的背景之外，我们对于茹志鹃的背景知道多少呢？她是50年代重要的中国左翼的女作家，但是有多少人知道王安忆的说法，茹志鹃的家族是来自于五胡乱华时北方的柔然族。
在王安忆《纪实与虚构》里面，说明了母系家谱的来龙去脉，思考自己创作的所衷。在这个地方，纪实跟虚构之间产生了微妙的互动。有多少时候，王安忆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要都相信，有多少时候，我们觉得未必如此呢？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明即使是自命共和国的女儿，王安忆她是一个华夷风下阅读的重要的资源，或者是一个视野。从华夷语系的观点，也许我们不再简单把王安忆视作上海作家，而是把她看成是在一个更复杂的，广义的世界里面，中国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展、糅合、混杂的成果了。
像是徐则臣突然写出一个作品叫做《耶路撒冷》。对于年轻的徐则臣来讲，“耶路撒冷”是他投掷的一个生命里新的寄托的乞求，或者新的救赎的想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他讲述的是一个中国的故事，但是它面一撒开，其实是一个面向世界的华语世界的故事。
可见，中国文学不只是中国土地上的文学，是世界里的中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