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有的文章，第一读者都是父亲”
主持人：我知道金文男老师原来是古籍社校对科科长，刚才听说您母亲其实也参与了一些编辑的工作，可以说全家都做出了很多贡献。《唐诗三百首新注》出来后，您又花费十年功夫，增补了前人评语，后来也校注了《浮生六记》。我们想知道您本人是怎样走上写作和编辑道路的呢？
金文男：这个问题说来很惭愧，我1979年进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很多岗位上都干过，在校对科工作的时间最长。
我是六八届，学过初中一年，文史方面，尤其是古籍方面，太幼稚了。1979年我刚进古籍社时，什么都不懂，父亲对我发过“调头”（指示），说，没关系，你从头学，自己白天从工作当中学。所以我后来选了校对科，因为校对科可以一边校，一边学。另外是利用晚上时间，所以我进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夜大学整整学习了五年。
随着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就只能忙里偷闲地学习。父亲的很多稿子，包括《唐诗三百首新注》，都是他写好了，我和母亲帮他抄一点。抄的时候有不懂的就提出来，他就会给我讲解。虽然有不少情节我自己已经忘了，但他在日记里都提到了，比如“今天为文男讲《诗经》”，第二天又是“为文男讲《尚书》”，等等。就这样，在父亲的耳提面命下不断学习，慢慢地在工作中也能够独当一面了，于是我
业余时间也会写点东西，包括报刊的小文章和论文。
我后来也写过一点著作，最典型的一本，是父亲为香港中华书局主编的一套诗词坊丛书，共15本。父亲当时有一本叫《炉边诗话》的书，香港中华书局觉得这类文章很好，适应香港读者的阅读习惯，就通过我找到父亲。当时我陪他见了香港中华书局的主编钟洁雄女士，钟女士表示我也可以写一本，让父亲帮忙修改一下。父亲便让我从15个选题中挑一本最有把握、最有故事的。我就选择写了白居易和元稹，书名就叫《诗情与友情》。
我所有的文章，第一读者都是父亲，他是老编辑、老法师，有时候会帮我修改。渐渐地，我自己有把握了，就不用他修改了。后来的个人著作有四本，还有合著。合著的书里特别提一下《浮生六记》，这是高社长约稿的。我做好以后给父亲看，他表示里面有很多错，帮我改了出来。他还问我为什么不出注。我说我注不了，他也帮我加了好多。这本经过他修改增补的《浮生六记》，在国内的很多校注本中，至今都是比较权威的一本。国外学者也会引用古籍社的这本，一是因为古籍社的品牌，二是因为父亲的挂名。我当时自己写了一篇前言，父亲说我写得太嫩了。当时他已经八十三四岁了，写长文写不动了，但还是勉强趁精神好的时候写了一篇前言。这篇前言有一定学术价值，父亲后来在自选的集子中将它收录进去。
当年父亲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影响了我升大学，我还怨过，想着父亲如果是一个售票员，或者是一个扫垃圾的，多好。后来我顶替父亲进了上海古籍社，他虽然退休了，但依然培养我，提携我，我渐渐地也体会到了他对我的帮助和影响，非常感激。母亲去世以后，生活上是我在照顾父亲，但学问上是他在培养我。
父亲去世以后，我做过一个纪念集，是由舟山政协文史委资助的。在这本集子中，我有幸收到了一篇沈鹏年先生的文章，披露了父亲编《鲁迅风》时期，同一些著名文人的通信，从这些白纸黑字的书信中，我有幸看到了父亲当年做过的许许多多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当年《鲁迅风》没有出版经费，父亲就自己出钱，还接济了很多文化名人。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来时，父亲为他传递过书信。后来父亲接受了中共地下党员的安排，还出面主编了《文史》。
这些事情父亲生前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他晚年耳朵听不见，非常依赖我，但年轻时做过的这些好事，只字未提。但是，他早年为《古今》写文章这件事，却给他心里蒙上了沉重的阴影，还著文作检讨。一位老人在晚年会有如此沉重的忏悔，我至今都觉得很难过。自己做的好事他不记得，为《古今》写文章这件看起来不好的事，却让他毕生不能忘怀。
我退休以后，全力以赴整理父亲全集，至今已做了九卷全集，四卷集外文，十三卷，一共六百万字。这些大概是在三四年中做出来的，离不开陈子善先生、以及古籍社的两位老编审的鼎力相助。我想把父亲的全部文章收起来，供年轻学者研究，让历史来说话。
“我所有的文章，第一读者都是父亲”
主持人：我知道金文男老师原来是古籍社校对科科长，刚才听说您母亲其实也参与了一些编辑的工作，可以说全家都做出了很多贡献。《唐诗三百首新注》出来后，您又花费十年功夫，增补了前人评语，后来也校注了《浮生六记》。我们想知道您本人是怎样走上写作和编辑道路的呢？
金文男：这个问题说来很惭愧，我1979年进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很多岗位上都干过，在校对科工作的时间最长。
我是六八届，学过初中一年，文史方面，尤其是古籍方面，太幼稚了。1979年我刚进古籍社时，什么都不懂，父亲对我发过“调头”（指示），说，没关系，你从头学，自己白天从工作当中学。所以我后来选了校对科，因为校对科可以一边校，一边学。另外是利用晚上时间，所以我进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夜大学整整学习了五年。
随着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就只能忙里偷闲地学习。父亲的很多稿子，包括《唐诗三百首新注》，都是他写好了，我和母亲帮他抄一点。抄的时候有不懂的就提出来，他就会给我讲解。虽然有不少情节我自己已经忘了，但他在日记里都提到了，比如“今天为文男讲《诗经》”，第二天又是“为文男讲《尚书》”，等等。就这样，在父亲的耳提面命下不断学习，慢慢地在工作中也能够独当一面了，于是我
业余时间也会写点东西，包括报刊的小文章和论文。
我后来也写过一点著作，最典型的一本，是父亲为香港中华书局主编的一套诗词坊丛书，共15本。父亲当时有一本叫《炉边诗话》的书，香港中华书局觉得这类文章很好，适应香港读者的阅读习惯，就通过我找到父亲。当时我陪他见了香港中华书局的主编钟洁雄女士，钟女士表示我也可以写一本，让父亲帮忙修改一下。父亲便让我从15个选题中挑一本最有把握、最有故事的。我就选择写了白居易和元稹，书名就叫《诗情与友情》。
我所有的文章，第一读者都是父亲，他是老编辑、老法师，有时候会帮我修改。渐渐地，我自己有把握了，就不用他修改了。后来的个人著作有四本，还有合著。合著的书里特别提一下《浮生六记》，这是高社长约稿的。我做好以后给父亲看，他表示里面有很多错，帮我改了出来。他还问我为什么不出注。我说我注不了，他也帮我加了好多。这本经过他修改增补的《浮生六记》，在国内的很多校注本中，至今都是比较权威的一本。国外学者也会引用古籍社的这本，一是因为古籍社的品牌，二是因为父亲的挂名。我当时自己写了一篇前言，父亲说我写得太嫩了。当时他已经八十三四岁了，写长文写不动了，但还是勉强趁精神好的时候写了一篇前言。这篇前言有一定学术价值，父亲后来在自选的集子中将它收录进去。
当年父亲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影响了我升大学，我还怨过，想着父亲如果是一个售票员，或者是一个扫垃圾的，多好。后来我顶替父亲进了上海古籍社，他虽然退休了，但依然培养我，提携我，我渐渐地也体会到了他对我的帮助和影响，非常感激。母亲去世以后，生活上是我在照顾父亲，但学问上是他在培养我。
父亲去世以后，我做过一个纪念集，是由舟山政协文史委资助的。在这本集子中，我有幸收到了一篇沈鹏年先生的文章，披露了父亲编《鲁迅风》时期，同一些著名文人的通信，从这些白纸黑字的书信中，我有幸看到了父亲当年做过的许许多多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当年《鲁迅风》没有出版经费，父亲就自己出钱，还接济了很多文化名人。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来时，父亲为他传递过书信。后来父亲接受了中共地下党员的安排，还出面主编了《文史》。
这些事情父亲生前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他晚年耳朵听不见，非常依赖我，但年轻时做过的这些好事，只字未提。但是，他早年为《古今》写文章这件事，却给他心里蒙上了沉重的阴影，还著文作检讨。一位老人在晚年会有如此沉重的忏悔，我至今都觉得很难过。自己做的好事他不记得，为《古今》写文章这件看起来不好的事，却让他毕生不能忘怀。
我退休以后，全力以赴整理父亲全集，至今已做了九卷全集，四卷集外文，十三卷，一共六百万字。这些大概是在三四年中做出来的，离不开陈子善先生、以及古籍社的两位老编审的鼎力相助。我想把父亲的全部文章收起来，供年轻学者研究，让历史来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