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男：父亲去世以后，给我留下了9本日记，是用那个年代的工作手册写的，记录着每天审的稿、接的信、做的事，以及跟一些人的沟通交流，我根据他的日记以及一些回忆文章知道一些大致情况。
我再谈一些细节和插曲。1978年底，我从江西农村回来顶替父亲的职位进入古籍社，他办理了退休手续，但实际上退而不休，一切工作照旧。父亲当时62岁，精力还很充沛。
1979年3月下旬，父亲随同当时古籍社副总编陈落先生，到昆明参加中国历代文论选的学术会议。会上，吴组缃先生谈到了古典诗歌，表示很想编一本唐诗选本，但总觉得不能超过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父亲听在耳里。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广大读者都迫切想看书，苦于市面上没什么书。父亲觉得《唐诗三百首》这一类书算是很平稳的，不会犯什么错误，在任何年代都是要读的，便和陈落提出来做一本。陈先生觉得很好。第二天在走道上碰到吴组缃时，父亲提出了想做《唐诗三百首》的白话文注释本，吴先生当即说了四个字：“很有必要。”
回来以后,父亲提了这个选题，社领导也表示交由父亲来做。当时他刚刚退休，相对于全职上班来说，更宽松一点。所以从4月28日晚间起（这是我从他日记里面摘录的），着手进行注释加工。
他每天都会记下当天注完了哪首，接下来注什么，碰到了什么问题，跟谁商量的，怎么解决的……日记里都有简单的记录。10月份，这个选题被列入古籍社次年的选题计划。父亲觉得，白天在社里上班，晚上再做的话，时间来不及，就和社领导协商，上午到社里办公，下午在家里面注释。他每天都要做到夜里12点，母亲不断地催促，他才睡觉。
就这样夜以继日地赶到11月30日，大概花了半年多时间吧，父亲就把313首诗全部注完了，最后又通读了3个星期。这些在他的日记里都有非常清晰的记录。他撰写的前言也颇具特色，我在华师大中文系的老师祝文品先生就跟我说过，父亲的前言写得非常好，此外还有作者小传。
1980年元旦第二天上班，我把父亲的手稿送到古籍社，社里非常重视，将其列为急件，一路绿灯。于是，在当年的9月18日便看到了第一本浅蓝底色、深蓝封面的图书。
第一版第一次印，封面是烫金的，定价一块两毛五，一版一次印了35万册。后来我又查了一本第一版第二次印刷的，时间是1981年10月。第二次印了63万3千本，第一次和第二次加起来就近一百万本。这当然有时代的因素，因为当时是书荒，这本书出来后老老少少都很喜欢，既适合程度高一点的，也适合一般的读者。
在做这本书的过程中，父亲也得到了很多老同事、老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胡道静先生，他是版本文献学家，瘦瘦小小的，比父亲还瘦。父亲当年查不到蘅塘退士的生平，便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胡先生请教，因为胡先生知识渊博，更熟悉目录版本。胡先生带病为父亲借书，一个是从上海图书馆借来的《唐诗三百首》同治十二年的版本，一个是《名儒言行录》。另外，他再三说明，有些书还是别借出来，怕弄坏了不好交代，他就亲自抄录了。书的附录里所载的孙洙的简史，就是胡道静先生抄了给父亲的。
父亲去世前一两年，古籍社一编室主任曹明纲建议将前人评语增补到《唐诗三百首新注》中，做一本附辑评的本子。我回去告诉父亲，他一听就觉得很好，还嘱托我应该怎么做。但当时我真的很忙，忙里偷闲做了一点，后来父亲病重去世，又要做全集，就没有时间了。直到2013年全集做完以后，我回过头来再继续完成了这本附辑评的《唐诗三百首新注》。
做完我告诉了高社长，他们很乐意出版。编辑方晓燕花了很多功夫，逐条核对，出版后
的反响很大。后来又做了典藏本，也非常受欢迎。今年恰逢父亲逝世十周年，我想他天堂有知，一定会非常高兴。
编辑和作者相互融合切磋
主持人：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迄今仍是相当重要的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作为这本书的责编，金性尧先生当时都做过哪些细致入微的工作呢？还是请金文男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金文男：父亲去世之后，我查阅了古籍社的书稿档案。这里要提一下，我们社的书稿档案做得非常周到、完整，保存得很完好，不少资料，包括后来父亲全集里的一些审稿意见等，都是从书稿档案里面摘录的。
《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书稿档案中收录了父亲写的修改情况。有一个具体的数字，父亲自己也说到了，就是这本书稿上册的修改幅度达到50%。
父亲去世前一年，即2006年，上海出版协会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了一个资深出版人座谈会议，章培恒教授在会上特别提到金性尧。他说，当年金性尧先生作为责任编辑时，工作一丝不苟，有的几乎是整段整节地补充，整段整节地改写。他还表示，父亲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无私奉献的学术精神，至今仍是青年编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父亲当时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所以那天的会议我也陪在现场。
有一位友人，早年也是我母亲的学生，周日会到我们家来帮母亲改作业。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当年来我家的时候，总能看到一位瘦瘦的先生坐在我家书房里，写字台上摆满了书稿，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红色字，旁边还粘着一条一条的修改记录。他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刘大杰先生，一个朴素、瘦小的老头。
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重版前记”里面这样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金性尧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在多方面给了我许多具体的帮助，我在这里向他深表谢意。”
父亲实际上做了许多编辑之外的工作，当年那种编辑和作者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切磋的精神，真的很感人。《中国文学发展史》1962年的修订版，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最具学术价值的。
主持人：今年是金性尧先生逝世十周年。去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60周年时，高社长也说过，要做古籍整理编辑，天分和勤奋都要有，但毫无疑问，勤奋是第一位的。您认为老一辈编辑有哪些作风是值得今天的青年编辑学习的？
高克勤：刚刚金文男同志讲他父亲的故事，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解答。我补充说一下，当年不像我们现在用电脑检索这么方便，《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好多材料都是金性尧先生一本书一本书地去翻找核对的。
说到我们社的老一辈编辑，金性尧先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我们虽然仰望他，觉得他很了不起，但实事求是说，在当时的编辑群体里，他并不算是最出色的一位。
比如古籍社的创立者李俊民先生，发掘了一大批有学问的编辑，像胡道静、金性尧等，都是他招进来的。有的去世比较早，所以大家不太了解。比如当时的副总编辑陈向平先生，是抗战时候《东南日报》副刊的主编，发现了一个很有才华的中学生，就是金庸，他采用了金庸的投稿。古籍社当时有四大编审，像吕贞白、裘柱常等，都比金先生年长，学术地位更高。金先生也是编审，是“文革”后评的。
金先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我认为，一个是天资，他16岁就开始在舟山发表文章，其次就是勤奋和坚持。金先生在1932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写了不少文章，1949年以后的20多年，受当时政局影响，做了编辑,写得不多，但他将工作和读书结合起来，完成了一个从作家到学者、编辑的转变过程。他一生的积累在退休以后的三十年里勃发，所以三四百万字的作品中，60%到70%是他晚年写的。
这些老先生树立了一个典范，但现在的青年编辑能不能达到呢？我看有点难。金先生没读过大学，16岁就开始到上海闯荡，何满子先生也没读过大学，但他们看的书比我们多得多。他们那时候完全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一直在学，一直不停地在写。他们工作的年代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华上编的十年间，总共就出了五六百本书，一年也就五六十种书，当时编辑的工作量是六十万字一年，金先生做小丛书的话，一年35万字就行了，所以有时间反复打磨。
再看看我们现在，忙得很。现在进来的青年编辑基本都是硕士、博士，受过系统教育。但是现在每年的作品量也扩大了，逼着编辑看得快。我1986年入社做编辑，那时候还是铅字时代，中华印刷厂排一本书要半年、一年。现在是电脑时代，一百万字大概一个礼拜就排好了，让你没法从容。坦率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工作压力，比金先生当时大得多，这不是自我辩护。现在的青年编辑确实比前辈承受着更多的压力，工作量起码是以前的五倍。尽管如此，还是希望我们的青年编辑要有所作为,沉下心去做学问，我们选择了编辑这个行业，就有责任做好传承文化的工作。
金文男：父亲去世以后，给我留下了9本日记，是用那个年代的工作手册写的，记录着每天审的稿、接的信、做的事，以及跟一些人的沟通交流，我根据他的日记以及一些回忆文章知道一些大致情况。
我再谈一些细节和插曲。1978年底，我从江西农村回来顶替父亲的职位进入古籍社，他办理了退休手续，但实际上退而不休，一切工作照旧。父亲当时62岁，精力还很充沛。
1979年3月下旬，父亲随同当时古籍社副总编陈落先生，到昆明参加中国历代文论选的学术会议。会上，吴组缃先生谈到了古典诗歌，表示很想编一本唐诗选本，但总觉得不能超过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父亲听在耳里。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广大读者都迫切想看书，苦于市面上没什么书。父亲觉得《唐诗三百首》这一类书算是很平稳的，不会犯什么错误，在任何年代都是要读的，便和陈落提出来做一本。陈先生觉得很好。第二天在走道上碰到吴组缃时，父亲提出了想做《唐诗三百首》的白话文注释本，吴先生当即说了四个字：“很有必要。”
回来以后,父亲提了这个选题，社领导也表示交由父亲来做。当时他刚刚退休，相对于全职上班来说，更宽松一点。所以从4月28日晚间起（这是我从他日记里面摘录的），着手进行注释加工。
他每天都会记下当天注完了哪首，接下来注什么，碰到了什么问题，跟谁商量的，怎么解决的……日记里都有简单的记录。10月份，这个选题被列入古籍社次年的选题计划。父亲觉得，白天在社里上班，晚上再做的话，时间来不及，就和社领导协商，上午到社里办公，下午在家里面注释。他每天都要做到夜里12点，母亲不断地催促，他才睡觉。
就这样夜以继日地赶到11月30日，大概花了半年多时间吧，父亲就把313首诗全部注完了，最后又通读了3个星期。这些在他的日记里都有非常清晰的记录。他撰写的前言也颇具特色，我在华师大中文系的老师祝文品先生就跟我说过，父亲的前言写得非常好，此外还有作者小传。
1980年元旦第二天上班，我把父亲的手稿送到古籍社，社里非常重视，将其列为急件，一路绿灯。于是，在当年的9月18日便看到了第一本浅蓝底色、深蓝封面的图书。
第一版第一次印，封面是烫金的，定价一块两毛五，一版一次印了35万册。后来我又查了一本第一版第二次印刷的，时间是1981年10月。第二次印了63万3千本，第一次和第二次加起来就近一百万本。这当然有时代的因素，因为当时是书荒，这本书出来后老老少少都很喜欢，既适合程度高一点的，也适合一般的读者。
在做这本书的过程中，父亲也得到了很多老同事、老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胡道静先生，他是版本文献学家，瘦瘦小小的，比父亲还瘦。父亲当年查不到蘅塘退士的生平，便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胡先生请教，因为胡先生知识渊博，更熟悉目录版本。胡先生带病为父亲借书，一个是从上海图书馆借来的《唐诗三百首》同治十二年的版本，一个是《名儒言行录》。另外，他再三说明，有些书还是别借出来，怕弄坏了不好交代，他就亲自抄录了。书的附录里所载的孙洙的简史，就是胡道静先生抄了给父亲的。
父亲去世前一两年，古籍社一编室主任曹明纲建议将前人评语增补到《唐诗三百首新注》中，做一本附辑评的本子。我回去告诉父亲，他一听就觉得很好，还嘱托我应该怎么做。但当时我真的很忙，忙里偷闲做了一点，后来父亲病重去世，又要做全集，就没有时间了。直到2013年全集做完以后，我回过头来再继续完成了这本附辑评的《唐诗三百首新注》。
做完我告诉了高社长，他们很乐意出版。编辑方晓燕花了很多功夫，逐条核对，出版后
的反响很大。后来又做了典藏本，也非常受欢迎。今年恰逢父亲逝世十周年，我想他天堂有知，一定会非常高兴。
编辑和作者相互融合切磋
主持人：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迄今仍是相当重要的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作为这本书的责编，金性尧先生当时都做过哪些细致入微的工作呢？还是请金文男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金文男：父亲去世之后，我查阅了古籍社的书稿档案。这里要提一下，我们社的书稿档案做得非常周到、完整，保存得很完好，不少资料，包括后来父亲全集里的一些审稿意见等，都是从书稿档案里面摘录的。
《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书稿档案中收录了父亲写的修改情况。有一个具体的数字，父亲自己也说到了，就是这本书稿上册的修改幅度达到50%。
父亲去世前一年，即2006年，上海出版协会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了一个资深出版人座谈会议，章培恒教授在会上特别提到金性尧。他说，当年金性尧先生作为责任编辑时，工作一丝不苟，有的几乎是整段整节地补充，整段整节地改写。他还表示，父亲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无私奉献的学术精神，至今仍是青年编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父亲当时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所以那天的会议我也陪在现场。
有一位友人，早年也是我母亲的学生，周日会到我们家来帮母亲改作业。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当年来我家的时候，总能看到一位瘦瘦的先生坐在我家书房里，写字台上摆满了书稿，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红色字，旁边还粘着一条一条的修改记录。他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刘大杰先生，一个朴素、瘦小的老头。
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重版前记”里面这样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金性尧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在多方面给了我许多具体的帮助，我在这里向他深表谢意。”
父亲实际上做了许多编辑之外的工作，当年那种编辑和作者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切磋的精神，真的很感人。《中国文学发展史》1962年的修订版，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最具学术价值的。
主持人：今年是金性尧先生逝世十周年。去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60周年时，高社长也说过，要做古籍整理编辑，天分和勤奋都要有，但毫无疑问，勤奋是第一位的。您认为老一辈编辑有哪些作风是值得今天的青年编辑学习的？
高克勤：刚刚金文男同志讲他父亲的故事，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解答。我补充说一下，当年不像我们现在用电脑检索这么方便，《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好多材料都是金性尧先生一本书一本书地去翻找核对的。
说到我们社的老一辈编辑，金性尧先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我们虽然仰望他，觉得他很了不起，但实事求是说，在当时的编辑群体里，他并不算是最出色的一位。
比如古籍社的创立者李俊民先生，发掘了一大批有学问的编辑，像胡道静、金性尧等，都是他招进来的。有的去世比较早，所以大家不太了解。比如当时的副总编辑陈向平先生，是抗战时候《东南日报》副刊的主编，发现了一个很有才华的中学生，就是金庸，他采用了金庸的投稿。古籍社当时有四大编审，像吕贞白、裘柱常等，都比金先生年长，学术地位更高。金先生也是编审，是“文革”后评的。
金先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我认为，一个是天资，他16岁就开始在舟山发表文章，其次就是勤奋和坚持。金先生在1932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写了不少文章，1949年以后的20多年，受当时政局影响，做了编辑,写得不多，但他将工作和读书结合起来，完成了一个从作家到学者、编辑的转变过程。他一生的积累在退休以后的三十年里勃发，所以三四百万字的作品中，60%到70%是他晚年写的。
这些老先生树立了一个典范，但现在的青年编辑能不能达到呢？我看有点难。金先生没读过大学，16岁就开始到上海闯荡，何满子先生也没读过大学，但他们看的书比我们多得多。他们那时候完全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一直在学，一直不停地在写。他们工作的年代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华上编的十年间，总共就出了五六百本书，一年也就五六十种书，当时编辑的工作量是六十万字一年，金先生做小丛书的话，一年35万字就行了，所以有时间反复打磨。
再看看我们现在，忙得很。现在进来的青年编辑基本都是硕士、博士，受过系统教育。但是现在每年的作品量也扩大了，逼着编辑看得快。我1986年入社做编辑，那时候还是铅字时代，中华印刷厂排一本书要半年、一年。现在是电脑时代，一百万字大概一个礼拜就排好了，让你没法从容。坦率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工作压力，比金先生当时大得多，这不是自我辩护。现在的青年编辑确实比前辈承受着更多的压力，工作量起码是以前的五倍。尽管如此，还是希望我们的青年编辑要有所作为,沉下心去做学问，我们选择了编辑这个行业，就有责任做好传承文化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