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的真相谁也没说中，因为恶必须是个秘密
音乐剧《魔法坏女巫》对“恶之本质”问题的逃避，恰恰是对小说原著在精神意义上的彻底背叛。小说《魔法坏女巫》的作者格雷戈里·马奎尔曾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创作这个作品的初衷是受了当时两个事件的影响：其一是海湾战争，萨达姆·侯赛因被媒体册封为“新希特勒”；另一个事件则是英国发生的数名在校学生绑架并杀害一个残疾人的新闻事件。
对于马奎尔来说，“新希特勒”这个封号的出现，似乎使得西方国家介入中东局势拥有了顺理成章且不容辩驳的正当性，而发生在英国的那起罪恶行为，则促使他思考何为“邪恶的本质”：一个人是否可能天生就邪恶？马奎尔显然不认同“人性恶”的观点，他想要探究的恰恰是人如何成为恶人，而《绿野仙踪》中的“西方坏女巫”，作为尽人皆知的恶人，是他最合适的研究对象。
许多经典童话叙事都像《绿野仙踪》一样，其角色有着鲜明的正邪二元对立关系，但这些邪恶的角色究竟从何而来却不得而知，似乎只要简单贴上一个恶的标签，英雄便可以堂而皇之地将其消灭。比如多萝西，这个来自堪萨斯的乡下女孩唯一的行动目标是要找到回家的路，她求助于大巫师，对方给她开出的条件就是“杀了西方坏女巫”，而多萝西此前对坏女巫的了解全部来自道听途说。
马奎尔正是抓住了《绿野仙踪》的这个漏洞，他只是动用了转化叙事视角这一简单技巧，便彻底扭转了原著中的正邪关系。在他的叙事中，坏女巫是一个反抗强权的革命者，她备受世人误解却从不辩驳，她的一切行为都有合理性，甚至“西方坏女巫”这个标签都是她自己杜撰的，用她的说法：“既然人家认定你是神经病，干脆认了不是更好？反倒不用受传统束缚了。”
书中有一段关于“恶之本质”的争论十分有趣：有人说恶仅仅是善的对立面，世界要保持平衡就会产生恶；有人说恶是道德发展的早期，恶人是没有发展道德之人；还有人说恶是造物的腐坏，或是灵与肉的割裂，又或者恶是道德问题，是在正邪之间选择邪……但坏女巫说这样的讨论白费力气，正如同龙在蛋壳里长什么样谁也没法知道，因为一旦把壳打碎，龙就不在蛋壳里了，“恶必须是个秘密”。
对“恶之本质”的讨论最终归于不可知论，或许会令读者感到失望，但这个苏格拉底式的争论过程中对既有观念的否定，才是其意义所在。只有人们真正消解掉标签化的“恶”，才会摆脱幼稚的“正义战胜邪恶”的童话逻辑，对复杂的现实秩序和统治话术保持应有的警惕。马奎尔做到了这一点，并且将其拓展开去，他后来为《魔法坏女巫》写了三部续篇之作，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映射性。
我们是否失去了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信念？
小说《魔法坏女巫》对《绿野仙踪》的篡改行为，与其说是一种观念上的破坏，倒更像是跨越了一个世纪首尾的信仰继承。事实上，写于1900年的《绿野仙踪》本身也被研究者解读为对当时政治环境的隐喻——其作者莱曼·弗兰克·鲍姆曾是一张报纸的创办者并撰写专栏文章，通向奥兹国的黄砖路、铁皮人所用的石油、书中引用的当时美国总统的名字，皆被认为是有所指。
但是，和大方标榜其政治寓言写作立场的马奎尔不同，当年的鲍姆每每被问及《绿野仙踪》中的意象究竟有何政治指向时，他会以一句“请谈论孩子们”为挡箭牌拒绝作答。我们无从揣测其逃避态度背后的真实原因，或许是牵扯到个人政治立场，或者是顾虑于商业收入——毕竟当时《绿野仙踪》的音乐剧已经风靡一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逃避态度本身，多少有一种消极意味。
音乐剧《魔法坏女巫》对小说的改编，同样表现出一种消极的逃避心态。改编者将小说原著简化为一种通俗叙事的同时，实际上偷换了其中的主题，以一种在商业社会更讨喜的面貌呈现出来，甚至是灌之以一种“安全”的思维，影响了大众的独立思考。
商业娱乐叙事作品常被视作“社会的麻醉剂”，让人们沉浸在虚构的快感之中从而忘记现实之痛，但这其实是小众精英对大众文化的一种偏见。恰恰是属于大众的文化产品，才更有可能去探讨那些更具普遍性的公共话题，同时也才更有可能去传播那些最具基础意义的价值信念。但现实情况是，创作者往往过于沉浸在满足人们浅层快感的技巧之中，却忽视了那些更为重要的责任。
马奎尔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过去的一个世纪是人类并不崇高的时期，于是人们往往选择了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似乎只要忽视身边的问题，就可以让自己从无能和痛苦中解脱出来。在他看来，正是这种逃避态度，使得我们陷入了一种无所作为的自我辩解之中。马奎尔进一步提出他的困惑：“我认为我们已经从那个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周围环境的信念中退缩回去了。”
于是，他才不会让他笔下的艾芙芭像音乐剧中那样获得一个幸福的结局。真实的故事是：这个与世界为敌的坏女巫，就像最初的《绿野仙踪》中讲述的那样，她的生命在她自幼所惧怕的水中荡然无存。但是这一次，不仅“无人为女巫哀悼”，也没有人会为消灭了坏女巫而欢呼。“她死了，不存在了，留下的只是心肠歹毒的虚名”。这个时代需要一些像样的悲剧，总好过五彩斑斓的童话。
恶的真相谁也没说中，因为恶必须是个秘密
音乐剧《魔法坏女巫》对“恶之本质”问题的逃避，恰恰是对小说原著在精神意义上的彻底背叛。小说《魔法坏女巫》的作者格雷戈里·马奎尔曾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创作这个作品的初衷是受了当时两个事件的影响：其一是海湾战争，萨达姆·侯赛因被媒体册封为“新希特勒”；另一个事件则是英国发生的数名在校学生绑架并杀害一个残疾人的新闻事件。
对于马奎尔来说，“新希特勒”这个封号的出现，似乎使得西方国家介入中东局势拥有了顺理成章且不容辩驳的正当性，而发生在英国的那起罪恶行为，则促使他思考何为“邪恶的本质”：一个人是否可能天生就邪恶？马奎尔显然不认同“人性恶”的观点，他想要探究的恰恰是人如何成为恶人，而《绿野仙踪》中的“西方坏女巫”，作为尽人皆知的恶人，是他最合适的研究对象。
许多经典童话叙事都像《绿野仙踪》一样，其角色有着鲜明的正邪二元对立关系，但这些邪恶的角色究竟从何而来却不得而知，似乎只要简单贴上一个恶的标签，英雄便可以堂而皇之地将其消灭。比如多萝西，这个来自堪萨斯的乡下女孩唯一的行动目标是要找到回家的路，她求助于大巫师，对方给她开出的条件就是“杀了西方坏女巫”，而多萝西此前对坏女巫的了解全部来自道听途说。
马奎尔正是抓住了《绿野仙踪》的这个漏洞，他只是动用了转化叙事视角这一简单技巧，便彻底扭转了原著中的正邪关系。在他的叙事中，坏女巫是一个反抗强权的革命者，她备受世人误解却从不辩驳，她的一切行为都有合理性，甚至“西方坏女巫”这个标签都是她自己杜撰的，用她的说法：“既然人家认定你是神经病，干脆认了不是更好？反倒不用受传统束缚了。”
书中有一段关于“恶之本质”的争论十分有趣：有人说恶仅仅是善的对立面，世界要保持平衡就会产生恶；有人说恶是道德发展的早期，恶人是没有发展道德之人；还有人说恶是造物的腐坏，或是灵与肉的割裂，又或者恶是道德问题，是在正邪之间选择邪……但坏女巫说这样的讨论白费力气，正如同龙在蛋壳里长什么样谁也没法知道，因为一旦把壳打碎，龙就不在蛋壳里了，“恶必须是个秘密”。
对“恶之本质”的讨论最终归于不可知论，或许会令读者感到失望，但这个苏格拉底式的争论过程中对既有观念的否定，才是其意义所在。只有人们真正消解掉标签化的“恶”，才会摆脱幼稚的“正义战胜邪恶”的童话逻辑，对复杂的现实秩序和统治话术保持应有的警惕。马奎尔做到了这一点，并且将其拓展开去，他后来为《魔法坏女巫》写了三部续篇之作，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映射性。
我们是否失去了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信念？
小说《魔法坏女巫》对《绿野仙踪》的篡改行为，与其说是一种观念上的破坏，倒更像是跨越了一个世纪首尾的信仰继承。事实上，写于1900年的《绿野仙踪》本身也被研究者解读为对当时政治环境的隐喻——其作者莱曼·弗兰克·鲍姆曾是一张报纸的创办者并撰写专栏文章，通向奥兹国的黄砖路、铁皮人所用的石油、书中引用的当时美国总统的名字，皆被认为是有所指。
但是，和大方标榜其政治寓言写作立场的马奎尔不同，当年的鲍姆每每被问及《绿野仙踪》中的意象究竟有何政治指向时，他会以一句“请谈论孩子们”为挡箭牌拒绝作答。我们无从揣测其逃避态度背后的真实原因，或许是牵扯到个人政治立场，或者是顾虑于商业收入——毕竟当时《绿野仙踪》的音乐剧已经风靡一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逃避态度本身，多少有一种消极意味。
音乐剧《魔法坏女巫》对小说的改编，同样表现出一种消极的逃避心态。改编者将小说原著简化为一种通俗叙事的同时，实际上偷换了其中的主题，以一种在商业社会更讨喜的面貌呈现出来，甚至是灌之以一种“安全”的思维，影响了大众的独立思考。
商业娱乐叙事作品常被视作“社会的麻醉剂”，让人们沉浸在虚构的快感之中从而忘记现实之痛，但这其实是小众精英对大众文化的一种偏见。恰恰是属于大众的文化产品，才更有可能去探讨那些更具普遍性的公共话题，同时也才更有可能去传播那些最具基础意义的价值信念。但现实情况是，创作者往往过于沉浸在满足人们浅层快感的技巧之中，却忽视了那些更为重要的责任。
马奎尔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过去的一个世纪是人类并不崇高的时期，于是人们往往选择了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似乎只要忽视身边的问题，就可以让自己从无能和痛苦中解脱出来。在他看来，正是这种逃避态度，使得我们陷入了一种无所作为的自我辩解之中。马奎尔进一步提出他的困惑：“我认为我们已经从那个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周围环境的信念中退缩回去了。”
于是，他才不会让他笔下的艾芙芭像音乐剧中那样获得一个幸福的结局。真实的故事是：这个与世界为敌的坏女巫，就像最初的《绿野仙踪》中讲述的那样，她的生命在她自幼所惧怕的水中荡然无存。但是这一次，不仅“无人为女巫哀悼”，也没有人会为消灭了坏女巫而欢呼。“她死了，不存在了，留下的只是心肠歹毒的虚名”。这个时代需要一些像样的悲剧，总好过五彩斑斓的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