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空间，如何生长与挫败
带着史华慈的临别赠言，黄进兴回台任教。其实，早在他赴美留学时，便是带着自己的问题去的。在台大读书时，黄进兴完成的硕士论文是《历史主义：一个史学传统及其观念的形成》，即对于“历史主义”这一西方史学传统中的核心范畴进行的观念史研究。据他回忆，在台湾“其时以西洋思想史作为论文题目，较为罕见”。（《〈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序》）由此可见他的西学兴趣之浓厚。而他选择赴美留学，也正与其希望一探西学之究竟的心情有关。在美期间，通过了解西方学术内部各派的彼此攻错，黄进兴逐渐意识到了当时大行其道的“方法论热”其实存在不小的局限与偏颇。而史华慈的赠言，更启示他开始关注中西史学能否在实践中会通的问题。
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黄进兴一方面继续追踪当代史学的发展，并且及时做出总结与检讨，另一方面则集中精力进行了孔庙研究。关于前者，他先后有《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与《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等专书问世；而后者，则是奠定了他在学界地位的三部力作——《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圣贤与圣徒：历史与宗教论文集》与《皇帝、儒生与孔庙》。
黄进兴与孔庙结缘的故事，早已成为了一段学界佳话。1981年，家人给回台休假的黄进兴介绍了一位女友。两人初次约会，他便带对方去了孔庙参观。在服务部，为了“打肿脸充胖子”，他买下了一部定价不菲的《文庙祀典考》。结果，两人的关系未能继续发展，孔庙却成为了他念兹在兹的关注对象。
黄进兴的孔庙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他的主要工作是清理了在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孔庙祭祀制度，讨论了历代儒生集团与统治集团在这一空间中展开的较量与合作。在某种程度上，黄进兴这一时期的研究是其博士论文思路的延伸。在博士论文的最后一章《拥有圣君的代价：康熙皇帝统治下政治机构对道统的同化》中，黄进兴已经触及了清代儒学与皇权的关系问题。
而将这一议题与孔庙这一空间结合后，展开得也就更为透辟与充分。在此基础上，他将话题进一步向前推进，深入到了对于儒教本身的考察中去。在他看来，自晚清以来聚讼百年的关于儒教是否为宗教的讨论，都忽略了一大关节，即以往的论争大都是在“民间宗教”、“民俗信仰”与“原始宗教”等层面上展开的，对于“国家宗教”的认识程度十分不够。而孔庙的意义正在于其彰显了一种“国家宗教”的性格。黄进兴就上述话题做出的具体论述，便是他的《优入圣域》一书。
在完成《优入圣域》后，黄进兴的孔庙研究旋即转入了第二阶段，因为他发现此前自己“对统治者和士人阶层争相宰制孔庙礼仪虽略有陈述，但着眼点仅限于高层政治和精英文化，对地方上的个别情况反少留意；特别是对作为儒教圣域的孔庙，其社会、宗教的实践竟毫无措辞，这不得不谓是一项缺失”。（《比较宗教与宗教概念——〈圣贤与圣徒〉序》）于是，他引入了“比较宗教”的视野，具体考察了“作为宗教的儒教”在孔庙这一空间中如何生长与挫败。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这一部分研究中，具有显著的理论关怀。
黄进兴认为：“在帝制中国，孔庙祭典概由人君与士人统治阶层所垄断。它不但为官方所主导，并且展现‘公共宗教’的特质。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缘浸淫于西式‘私人宗教’的范式，反而习焉不察，无从捉摸其独特的宗教性格，从而判定儒教非为宗教。”他自谓其研究是“针对此一盲点”，力图“发掘历史的原貌，进而厘清传统中国信仰的多元面相”。（《〈优入圣域〉新版序》）而这便是其另外两部孔庙研究著作的主要内容。其间中西对话的旨归已经十分明显。至此，黄进兴以其具体的研究实践回应了史华慈当初的殷切期待。而他自己，也经此在历史与理论之间找到了史家应当具有的恰当位置。
晚近的黄进兴一手继续其孔庙研究，一手涉入近代中国“道德意识”的命题。他的新著《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已经出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又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打开了。
在黄进兴成长的时代，先是经历了台湾学界“理论意识高涨，分析哲学盛行”的风潮，（《〈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序》）后又纵身于美国学界社会科学一家独大的热浪。他一路跟踪，也一路反思，最终在追踪与反思中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学术路径。在生逢一种学术浪潮具有覆盖效应的时代中，能够树立起自家面目，无疑是一种突围，也未尝不是对于一位学者的最大考验与最佳肯定。在这种意义上，他在北大演讲“当代史学的进行式”，既是对于学术史的“回溯”与“预流”，同时也是讲述某种程度上的自己的故事。是故，如此带有深情与温度的演讲，也就格外值得关注。
孔庙空间，如何生长与挫败
带着史华慈的临别赠言，黄进兴回台任教。其实，早在他赴美留学时，便是带着自己的问题去的。在台大读书时，黄进兴完成的硕士论文是《历史主义：一个史学传统及其观念的形成》，即对于“历史主义”这一西方史学传统中的核心范畴进行的观念史研究。据他回忆，在台湾“其时以西洋思想史作为论文题目，较为罕见”。（《〈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序》）由此可见他的西学兴趣之浓厚。而他选择赴美留学，也正与其希望一探西学之究竟的心情有关。在美期间，通过了解西方学术内部各派的彼此攻错，黄进兴逐渐意识到了当时大行其道的“方法论热”其实存在不小的局限与偏颇。而史华慈的赠言，更启示他开始关注中西史学能否在实践中会通的问题。
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黄进兴一方面继续追踪当代史学的发展，并且及时做出总结与检讨，另一方面则集中精力进行了孔庙研究。关于前者，他先后有《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与《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等专书问世；而后者，则是奠定了他在学界地位的三部力作——《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圣贤与圣徒：历史与宗教论文集》与《皇帝、儒生与孔庙》。
黄进兴与孔庙结缘的故事，早已成为了一段学界佳话。1981年，家人给回台休假的黄进兴介绍了一位女友。两人初次约会，他便带对方去了孔庙参观。在服务部，为了“打肿脸充胖子”，他买下了一部定价不菲的《文庙祀典考》。结果，两人的关系未能继续发展，孔庙却成为了他念兹在兹的关注对象。
黄进兴的孔庙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他的主要工作是清理了在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孔庙祭祀制度，讨论了历代儒生集团与统治集团在这一空间中展开的较量与合作。在某种程度上，黄进兴这一时期的研究是其博士论文思路的延伸。在博士论文的最后一章《拥有圣君的代价：康熙皇帝统治下政治机构对道统的同化》中，黄进兴已经触及了清代儒学与皇权的关系问题。
而将这一议题与孔庙这一空间结合后，展开得也就更为透辟与充分。在此基础上，他将话题进一步向前推进，深入到了对于儒教本身的考察中去。在他看来，自晚清以来聚讼百年的关于儒教是否为宗教的讨论，都忽略了一大关节，即以往的论争大都是在“民间宗教”、“民俗信仰”与“原始宗教”等层面上展开的，对于“国家宗教”的认识程度十分不够。而孔庙的意义正在于其彰显了一种“国家宗教”的性格。黄进兴就上述话题做出的具体论述，便是他的《优入圣域》一书。
在完成《优入圣域》后，黄进兴的孔庙研究旋即转入了第二阶段，因为他发现此前自己“对统治者和士人阶层争相宰制孔庙礼仪虽略有陈述，但着眼点仅限于高层政治和精英文化，对地方上的个别情况反少留意；特别是对作为儒教圣域的孔庙，其社会、宗教的实践竟毫无措辞，这不得不谓是一项缺失”。（《比较宗教与宗教概念——〈圣贤与圣徒〉序》）于是，他引入了“比较宗教”的视野，具体考察了“作为宗教的儒教”在孔庙这一空间中如何生长与挫败。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这一部分研究中，具有显著的理论关怀。
黄进兴认为：“在帝制中国，孔庙祭典概由人君与士人统治阶层所垄断。它不但为官方所主导，并且展现‘公共宗教’的特质。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缘浸淫于西式‘私人宗教’的范式，反而习焉不察，无从捉摸其独特的宗教性格，从而判定儒教非为宗教。”他自谓其研究是“针对此一盲点”，力图“发掘历史的原貌，进而厘清传统中国信仰的多元面相”。（《〈优入圣域〉新版序》）而这便是其另外两部孔庙研究著作的主要内容。其间中西对话的旨归已经十分明显。至此，黄进兴以其具体的研究实践回应了史华慈当初的殷切期待。而他自己，也经此在历史与理论之间找到了史家应当具有的恰当位置。
晚近的黄进兴一手继续其孔庙研究，一手涉入近代中国“道德意识”的命题。他的新著《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已经出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又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打开了。
在黄进兴成长的时代，先是经历了台湾学界“理论意识高涨，分析哲学盛行”的风潮，（《〈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序》）后又纵身于美国学界社会科学一家独大的热浪。他一路跟踪，也一路反思，最终在追踪与反思中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学术路径。在生逢一种学术浪潮具有覆盖效应的时代中，能够树立起自家面目，无疑是一种突围，也未尝不是对于一位学者的最大考验与最佳肯定。在这种意义上，他在北大演讲“当代史学的进行式”，既是对于学术史的“回溯”与“预流”，同时也是讲述某种程度上的自己的故事。是故，如此带有深情与温度的演讲，也就格外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