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1日至24日，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邀请，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黄进兴院士到访北京大学。访问期间，除参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与学术委员会会议外，黄进兴还出席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表了题为“当代史学的进行式”的系列演讲。该演讲由《历史的转向：20世纪晚期人文科学历史意识的再兴》与《从普世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兰克史学为分析始点》两场组成，是黄进兴对于当代史学演进趋向的最新判断与思考。
尽管不像其导师余英时与史华慈那样闻名遐迩，但伴随着其主要著作自1990年代以来陆续“登陆”，黄进兴在大陆学界，尤其是思想史研究领域中已经拥有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在他看来，“晚近两岸史学日趋同步，因此所面对的问题也极为相似”。（《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简体版序》）是故，黄进兴对于当代史学的困境与生机做出的论述，也就不仅在台湾学界具有启示意义，对于大陆人文学术的各个门类同样具有借鉴作用。而史学史，特别是史学理论史正是黄进兴长期关注研究领域。对于当代史学的追踪、反思与突围，是贯穿黄进兴的学术生涯的一条主线。
负笈哈佛,徜徉中西学术
黄进兴1950年生于台湾，1969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获得硕士学位后，1976年赴美留学。他先在匹兹堡大学师从许倬云，后到哈佛大学师从史华慈，同时一直得到余英时的悉心指导。198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返回台湾任教，长期供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且在2009年至2016年间出任该所所长，可谓当代台湾学界的重要代表。
在黄进兴迄今为止的全部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他以夫人“吴咏慧”之名出版的学术随笔《哈佛琐记》。该书收录了他1983年回台后陆续完成的关于六年哈佛时光的回忆文章。在黄进兴看来，“人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但人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而哈佛便是他的“心灵的故乡”。以致他日后重返哈佛时，“顿时忘却旅途的疲劳”，“彻夜竟像期待远足已久的小孩，兴奋得难以成眠”。（《哈佛琐记·重返哈佛》）
哈佛六年，黄进兴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读书”与“听课”上。学术大师的课堂风采，是《哈佛琐记》中着墨最多的地方。据黄进兴回忆，哈佛“其时名师云集，诸如哲学的罗尔斯、心理学的科尔伯格、社会学的贝尔、思想史的史华慈，百家齐鸣，交织成一部波澜壮阔的交响曲”。（《〈哈佛琐记〉新版序》）怀抱“前往‘西方取经’的宏愿”的他，自然不会错过这一求学的绝佳时机。于是，在诸位大师的课堂上流连，也就成为了他最为乐此不疲的事情。时隔数年，他还依旧记得：“罗尔斯讲到紧要处，适巧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身上，顿时光芒万丈，衬托出一幅圣者图像，十分炫眼。”（《哈佛琐记·哲学祭酒》）而此类片段，在《哈佛琐记》中几乎俯拾皆是。
学术大师之所以成为值得欣赏的风景，并非因其音容笑貌格外动人，而在于其思想锋芒具有足够的感召作用。黄进兴的留学生活表面上是在不同的课堂中穿梭，实质则是追随诸位大师的学术理论，“按图索骥”式地博览群书。从《哈佛琐记》中可以明显看出，黄进兴当时主要的兴趣在于社会科学。这与“二战”后美国学界的主流趋向直接相关：一是社会科学走向全面繁荣，二是“鼓励各种学科相互合作”的“科际整合”思潮方兴未艾，“导致大家经常以接受其他学科与否，来断定一位学者是前进或保守”。（《哈佛琐记·跛足的英雄》）因此，社会科学的浓郁气息同样弥漫在美国的人文学界。在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的黄进兴自然概莫能外。当然，曾经置身其中的这一潮流日后成为了黄进兴2016年在北大演讲时的反思对象，这是后话。
尽管浸淫于西方当时盛行的社会科学浪潮中有年，但黄进兴却并未简单地成为西学的“信徒”。在博士论文选题时，他接受了余英时的建议，将清代理学家李绂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到两年，他就完成了论文《十八世纪中国的哲学、考证和政治：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如此速度，在哈佛几乎不可想象。由是也可见黄进兴平时的学术训练之到位。不过饶有意味的是，此文全无他用功颇勤的西学印记。这一方面当然说明了他未尝荒废自己的中学修养，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彼时的他对于中西学术尚持区别对待的态度。在他从哈佛毕业时，史华慈给他的赠言正是：“你在求学期间，花了不少时间修习、研读西方课程，可是在博士论文里，竟不见踪影。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东、西方的知识融会贯通，好好发挥。”（李怀宇《余英时高徒黄进兴——他醉心于后现代，还有孔庙》）
2016年9月11日至24日，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邀请，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黄进兴院士到访北京大学。访问期间，除参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与学术委员会会议外，黄进兴还出席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表了题为“当代史学的进行式”的系列演讲。该演讲由《历史的转向：20世纪晚期人文科学历史意识的再兴》与《从普世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兰克史学为分析始点》两场组成，是黄进兴对于当代史学演进趋向的最新判断与思考。
尽管不像其导师余英时与史华慈那样闻名遐迩，但伴随着其主要著作自1990年代以来陆续“登陆”，黄进兴在大陆学界，尤其是思想史研究领域中已经拥有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在他看来，“晚近两岸史学日趋同步，因此所面对的问题也极为相似”。（《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简体版序》）是故，黄进兴对于当代史学的困境与生机做出的论述，也就不仅在台湾学界具有启示意义，对于大陆人文学术的各个门类同样具有借鉴作用。而史学史，特别是史学理论史正是黄进兴长期关注研究领域。对于当代史学的追踪、反思与突围，是贯穿黄进兴的学术生涯的一条主线。
负笈哈佛,徜徉中西学术
黄进兴1950年生于台湾，1969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获得硕士学位后，1976年赴美留学。他先在匹兹堡大学师从许倬云，后到哈佛大学师从史华慈，同时一直得到余英时的悉心指导。198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返回台湾任教，长期供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且在2009年至2016年间出任该所所长，可谓当代台湾学界的重要代表。
在黄进兴迄今为止的全部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他以夫人“吴咏慧”之名出版的学术随笔《哈佛琐记》。该书收录了他1983年回台后陆续完成的关于六年哈佛时光的回忆文章。在黄进兴看来，“人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但人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而哈佛便是他的“心灵的故乡”。以致他日后重返哈佛时，“顿时忘却旅途的疲劳”，“彻夜竟像期待远足已久的小孩，兴奋得难以成眠”。（《哈佛琐记·重返哈佛》）
哈佛六年，黄进兴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读书”与“听课”上。学术大师的课堂风采，是《哈佛琐记》中着墨最多的地方。据黄进兴回忆，哈佛“其时名师云集，诸如哲学的罗尔斯、心理学的科尔伯格、社会学的贝尔、思想史的史华慈，百家齐鸣，交织成一部波澜壮阔的交响曲”。（《〈哈佛琐记〉新版序》）怀抱“前往‘西方取经’的宏愿”的他，自然不会错过这一求学的绝佳时机。于是，在诸位大师的课堂上流连，也就成为了他最为乐此不疲的事情。时隔数年，他还依旧记得：“罗尔斯讲到紧要处，适巧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身上，顿时光芒万丈，衬托出一幅圣者图像，十分炫眼。”（《哈佛琐记·哲学祭酒》）而此类片段，在《哈佛琐记》中几乎俯拾皆是。
学术大师之所以成为值得欣赏的风景，并非因其音容笑貌格外动人，而在于其思想锋芒具有足够的感召作用。黄进兴的留学生活表面上是在不同的课堂中穿梭，实质则是追随诸位大师的学术理论，“按图索骥”式地博览群书。从《哈佛琐记》中可以明显看出，黄进兴当时主要的兴趣在于社会科学。这与“二战”后美国学界的主流趋向直接相关：一是社会科学走向全面繁荣，二是“鼓励各种学科相互合作”的“科际整合”思潮方兴未艾，“导致大家经常以接受其他学科与否，来断定一位学者是前进或保守”。（《哈佛琐记·跛足的英雄》）因此，社会科学的浓郁气息同样弥漫在美国的人文学界。在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的黄进兴自然概莫能外。当然，曾经置身其中的这一潮流日后成为了黄进兴2016年在北大演讲时的反思对象，这是后话。
尽管浸淫于西方当时盛行的社会科学浪潮中有年，但黄进兴却并未简单地成为西学的“信徒”。在博士论文选题时，他接受了余英时的建议，将清代理学家李绂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到两年，他就完成了论文《十八世纪中国的哲学、考证和政治：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如此速度，在哈佛几乎不可想象。由是也可见黄进兴平时的学术训练之到位。不过饶有意味的是，此文全无他用功颇勤的西学印记。这一方面当然说明了他未尝荒废自己的中学修养，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彼时的他对于中西学术尚持区别对待的态度。在他从哈佛毕业时，史华慈给他的赠言正是：“你在求学期间，花了不少时间修习、研读西方课程，可是在博士论文里，竟不见踪影。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东、西方的知识融会贯通，好好发挥。”（李怀宇《余英时高徒黄进兴——他醉心于后现代，还有孔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