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胡学文人到中年，在写作“黄金期”终于动笔写下最熟悉的乡村，回望他记忆深处的人与事。仿佛完成了这项人生议题，他才可以开启新的文学远行。
43万字的长篇小说《龙凤歌》，是一曲为亲人、为自己，也为读者而作的“长歌行”，有关传统乡土，也有关情义与温情。这部作品不同于任何乡村文学，农村生活在胡学文笔下真实细密又如梦似幻，像是一幅笼罩在轻烟薄雾中的唯美风景画，让我们透过四代人近80年生活的时间缝隙，感知时代的洪流与人性的力量。这是新阅读时代，作家馈赠给读者的一份质朴的礼物。
“打月饼”写尽乡村情义
在乡村的人情世故面前，主人公马秋月的母爱也得让步
读书周刊：不知是不是因为快到中秋节了，《龙凤歌》中主人公马秋月为孩子“打月饼”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既精彩又揪心。20世纪60年代，对于这么困难的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做一锅月饼，要走一天路去亲戚家借油，还要托人情向供销社赊红糖，巨大的经济“透支”才做出20个月饼，马秋月又将它们分送亲戚，最终孩子只吃上一两个。您为何花如此多的笔墨详细写这件事？
胡学文：我写“打月饼”的故事，有好几层意图。一是写马秋月的母爱，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寻常事，办成也是很艰难的，但不管多艰难，她都要为了自己的孩子去做；二是写物质的匮乏及这种环境下的人情世态；三是通过分月饼，进一步写人们对情义的看重。在情义面前，马秋月的母爱也得让步。
读书周刊：是啊，中国人重情义，这一点在乡村、在您的故事中尤为明显。
胡学文：特别是过去的乡村，人的情义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也是我们的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就像关羽，因为他重情重义，在民间和庙堂都备受推崇，渐渐由人至神，至今许多地方都有关帝庙。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基本是乡土社会，礼法之外的道德标准更具评判价值。比如评价一个人，会说他值不值得打交道，薄情寡义者会被唾弃和孤立。这应该也是所有生物最宝贵的特质。蒲松龄笔下的狐妖鬼怪那么受人喜欢甚至心疼，原因就在于他们重情。
读书周刊：您曾经生活的乡村也是这样？
胡学文：是啊，在我生活的河北沽源县的村庄，人与人、户与户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没有乡邻就没法生活。每年春季，家家户户都要抹房，就是给没有瓦的房顶抹一层泥，这件事需亲戚和邻居相助，他们中有些人是我家约来的、有些是主动加入来帮忙的。同样，别人家抹房，我父亲也会加入，我稍大些时我也会加入。
每年冬天，家家都要压粉条。压粉条的工具，我们家乡名为“饹饷床”，全村就那么三两件，一户压完后另一户带走。我为了拿回自家的“饹饷床”，跑过六户人家。
我童年对农村的感受，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字，那就是“饿”。彼时我并不觉得苦，反而有许多寻找食物的乐趣。塞外不像江南那般富饶，但也有许多野味，从春天的苦菜、酸柳，到夏天的野葱、野韭，再到秋天的巧瓜瓜，冬天还能捡到被冻死的半翅、麻雀、跳兔等。这么说吧，农村孩子很容易知足。母亲给我和弟弟分炒熟的蚕豆，勺子堆尖一点，心里都感觉极美，感到自己很富有。
现在物质条件好了，一个人不太可能长时间感到饥饿，不和外界有深度往来也可以生活或活着，这样的生活方式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读书周刊：书中的朱光明和马秋月这对夫妇，也是我们城市人无法想象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是一对文艺青年，男的能说会道能拉琴、动手能力很强，女的会画画爱幻想，老年又能创作巨幅剪纸作品，他们经常躺在床上谈天说地、精神交流，这对夫妻基本上算是“soulmate（灵魂伴侣）”，这样的人物真的存在于当时的农村吗？
胡学文：这要从我的写作理念说起。写小说其实就是写人物，塑造个性鲜明、寓意深厚的人物形象一直是我的追求。朱光明和马秋月如果没有这些爱好就成了普通农民，因为这些技能，他们有了不一样的光彩。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否真有这样的人存在并不重要，因为小说是虚构的，不存在的存在于小说而言很重要。
但事实上，这样的人不但存在，而且还挺多的。比如我的父亲擅拉二胡、擅吹笛子；我母亲会画画、会剪纸，她的技能说不上有多么专业，但她是享受的；我的七爷是吹唢呐、说呱嘴（呱嘴是说唱类里的韵诵体，如今几近失传）的高手，他还是唱歌高手，常常引来大批听众。只是彼时没有如今的传播手段，不然他也会是网红。
读书周刊：这些内在世界丰富的农村人，最后也不怎么富有，但他们似乎很沉浸、很享受自己的生活。
胡学文：就拿小说里的朱光明来说，他是我所喜欢的乐观、抗打击能力强的人，他的名字也含有此意，他给妻子“画大饼”，和她一起憧憬从未到达过的美好生活，恰是他乐观不屈的体现。说文雅一点，朱光明是心中有光、有精神信仰的人。同时，我也借朱光明探讨环境和时代的重要性，一个人再有本事，也难和大环境对抗，就如那句话，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猪也会飞起来。
那个时代的真实与梦幻
对自然和对神秘事物的敬畏，使我们从另一个方向认识自己
读书周刊：我用了几天时间看完43万字的《龙凤歌》，久久沉浸于此。能直接与作者分享阅读感受，真是一件快事。这本小说既现实又魔幻，马秋月梦游追白兔、麻婆子讲离奇的故事、老父亲追逐枣红马等场景，被描述得很清晰又很梦幻，如果用一幅画来描绘，那些画面都笼罩在轻烟薄雾中。您这样写的用意何在？
胡学文：你能沉浸到小说中令我很开心。写作有许多快乐，读者的认同是重要的乐趣之一。
农村里，能看见、能说清的事情很多，但也有许多事让人觉得不那么“真实”，也有某些神秘的难以言说不能解释的现象，比如小说中朱灯的“丢魂”“叫魂”，我小时候就经历过。确实经过大人一番“叫魂”的折腾，我晚上就不再哭闹、能睡踏实了。这对他人没有妨碍或伤害，我们不能归之为迷信。人是要有敬畏心的，对自然的敬畏、对神秘事物的敬畏，这能使我们从另一个方向认识自己。
这部小说呈现了两代人的经历，加上“上延下续”，算起来是四代，写时代之变迁、意识之更替。我怕自己太写实了，让小说显得沉闷笨重，所以有意加了些魔幻的东西，既是对神秘事物的探究，也可使小说有轻盈感。
读书周刊：《龙凤歌》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书中翻译的英文名字是ode，是颂歌的意思。以前上海的一本小说《长恨歌》，英文名翻译成“The Song”。但我更喜欢ode的翻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传统的诗歌题材，在浪漫主义诗歌里经常看到这种题材，像雪莱的《西风颂》、约翰·济慈的《秋颂》，华兹华斯的《不朽颂》，本身像一个赞美，提示我们小说在写美好的东西，我可以这样理解书名吗？
胡学文：龙和凤在中国文化里是吉祥高贵的，也是所有人对个人前途及子女未来的期许，所谓的“人中龙凤”就是这个意思。
故事里的朱光明和马秋月因枣红马结下姻缘，诞下一对龙凤胎，他们也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可是在那个家庭里，愿望与现实有了矛盾，故事的助推剂由此而生。成龙成凤的实在寥寥，更多的人其实是走在成为龙凤的路上。不是飞翔，而是半飞或欲飞，这是值得尊重的。
小说里也有对人性的讽刺，所以原来的题目是《龙凤图》，显得中性一些。但主体人物的飞翔姿态是我写作的重点，后来听从《钟山》主编贾梦玮的建议，改“图”为“歌”，更加符合我的写作本意。
乡村与城市的文学边界
生活在农村的主人公，精神层面却是一位豌豆公主
读书周刊：从《有生》开始，您就被打上了“乡土作家”的标签，您的乡土小说和别的作家的乡土小说有何不同？
胡学文：（笑）我不介意别人给我定义为乡土作家，这是评论者的权利。
很多前辈作家写过很多关于乡土的优秀文学作品，珠玉在前，高山仰止。当我开始写作，构思时会想侧重点在哪里。不可否认，怎么写很重要，写什么也很重要。因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物资匮乏的时代，贫穷苦难该不该写？我想这不是我写的重点。很多前辈都写过苦难，像杨显惠，写饥饿和苦难能有人写过杨显惠吗？所以我想写精神、写文化。
别人可能会想，农村有文化吗？当然有，只是呈现的方式不同。乡村可能没有多少知识，但有文化。所以写人的精神生活，写几代女性的精神。当然作者没有必要滔滔不绝，应该由读者和评论家来评判，我觉得他们怎么说都有道理，但作者有时候怎么说都不对。
读书周刊：在当代，乡土小说、城市小说和人物命运小说，可能界限不再那么清晰，因为随着农村和城市人的世界观的不断交流，生活方式正在趋同，写作方式是否也要有所变化？
胡学文：界限确实不那么清晰了，一方面是人不再被固定在一个地方，可以流动，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略去物质条件的限制，可以一天换一个地方。一个乡村人，可能几十年都在城市生活，比如我的许多亲戚，在城市打工二三十年，干不动了就返回村庄，他们的子女多半在城市出生、成长、上学，只会说普通话，故土方言是听不懂的。而一些城市人，一年有数月是在乡村度过的，无须劳作，只是生活。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这种“反向奔赴”，本身就是一种互融。
另一方面，城市化的进程拉近了乡村与城市的距离。写小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写人物，如上所说的人物，如果以户口来界定，可以说得清，若从生活环境来界定，又不是那么清晰。我为什么没把自己的小说定义为乡土小说，原因也在这里。我跟着人物走，人物走到哪里，我便写到哪里。从更大的方面，比如时代发展这个角度说，城市和乡村都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都是快节奏的，相似度更高了。
写作要跟随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至于怎么变，不同的作品应有不同的探索。比如《龙凤歌》上部节奏慢、画面多，下部视角转到城市，我以事件作为叙述的推动力，就是为了让节奏更快一些。
读书周刊：从农村到城市，生活改变了，人的精神层面如何变化？文学评论家黄德海老师对《龙凤歌》的一句点评很有意思，生活在农村的马秋月，精神层面却是一位豌豆公主，您认可他这种观点吗？
胡学文：我认可德海的观点。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年，他有发言权。
书中的马秋月脆弱而敏感，自己给了自己许多压力，她生了龙凤胎，就怕两个孩子争抢，造成不幸，或者生出来的孩子跟爸爸不像，担心别人的流言蜚语，所有的问题都来自她的精神层面，她的内在就是一个受不了一点压力的豌豆公主。她为了缓解压力、寻找答案，特别热衷麻婆子的故事，以前几乎每一个村子里都有一个神婆，他们都是像麻婆子可以缓解别人精神压力的人。
随着乡村人与城市人生活方式的趋近，乡村人的精神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了。一个人家资万贯，另一个人家徒四壁，身份不同，但作为人固有的特质没什么差异，而就精神层面，前者不一定超过后者。小说写时代及社会变迁，人人皆可感知的巨变并不是我关注的，我更喜欢写被他者忽视忽略的细枝末节。
母题同时也是谜题
人生不是玻璃器皿，不可能一目了然，永远有文学的待解问题
读书周刊：有的长篇小说只有某一个作家可以写，比如说关于古琴的《广陵散》，在中国来讲能够写这样的小说的人寥寥无几；还有的长篇小说是任何小说家都可以写的，比如说写父母家庭、日常生活几十年的变迁。《龙凤歌》是哪一类？您写出了别人都写不了的东西吗？
胡学文：写别人写不了的，对作家来说，当然是最好的。有时候我读韩国小说、越南小说，就想看看那边的农民怎么生活。对于大家都可以写的，就看看别人怎么写。现在的作家，尤其是更年轻的作家，其实很少说你拥有的生活和经验是别人没有的，只不过个人的感受不同，所以怎么去写就很重要。
不同的文学作品，与生活的距离是不同的。《有生》和我的距离远一些，《龙凤歌》和我的距离近一些，这是文学和生活的距离。文学和生活可能离得远，但作家是藏在或者潜伏在这个人物身上的，写任何一个人，作家必须要体会那个人的感受才可以写出来。我是个男性，在小说当中我也可能是女性，我可能是好人，也可能是坏人。我说过，要进得去出得来。进得去，才能写得出来；出得来，才能完成角色转换。
读书周刊：您说《龙凤歌》写的是您早年乡村生活的缩影，里面的人物都是生活中的“熟人”，许多作家把“自己的生活”作为写作的起点，为何您到中年、在写作的成熟期才写最熟悉的生活？
胡学文：这个问题很好。我年轻时写作，觉得想象更重要、更宏大，对自己更有意义，人生走到50多岁，意识到还没写过跟自己特别相关、特别亲近的人和生活，所以动笔写《龙凤歌》，似乎是对我前半段人生的一次总结，完成了这个“任务”，又可以再度远行了。
当年我写完《有生》，没有一点疲劳的感觉，反而意犹未尽，但《龙凤歌》杀青，我略有些累。虽然不用特意“进到故事里”，但这个熟悉的体系太过庞大、枝叶也更繁杂，我要不断做减法，所耗费的精力和情感似乎更多。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会休整一下，写些中短篇小说，暂时没有长篇写作计划。
读书周刊：在您的作品里，有些事情很大，但您的笔触很轻盈，也有克制，文字背后是您对人生的认知方式吧？
胡学文：我对人生的认知始终在变，这和年龄、阅历有关。古人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首先强调年龄，为什么呢？因为年龄意味着经历，经历了才有见识或感悟。以前对一些事情始终存在困惑，没有置身其中，仅仅是旁观，想不明白也想不透彻，而到一定年龄自然就醒悟了。这背后其实还是见识和感受的问题。
一个人的认知方式，绝不仅仅与自己有关，也与周边的人有关。作为写作者，还与笔下的人物有关。人生不是透明的玻璃器皿，不可能一目了然，只能说部分看明白或想明白，这是文学母题也是文学谜题，永远有待解的部分。
这种认知对文学表达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文学理念上，以轻写重，四两拨千斤，个人以为这样更有力度；二是在具体的人物塑造上，我竭力写出人物的复杂性及其根源。比如《龙凤歌》中的杨疙瘩，他不是良善人，但也不是恶棍，而是体现了复杂的人性。
文学场景有时代新定义
文学的本质不会改变，它为世界贡献了极大的想象力
读书周刊：上个月举办的上海书展人潮涌动，给人很多启发，“阅读+”场景似乎二次定义了“阅读”行为，书卷中的信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与大千世界感性关联，想象空间又可以带来具身美学体验，而“读者”身份也正在被重新梳理，长篇小说在新的消费场景中是否有优势？
胡学文：据我所知，如今读长篇小说的人依然很多，书的销量可作为依据，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每年都有相当的销量，读长篇小说的读者更喜欢读有价值的文学经典。
新技术给文学作品带来更多新场景，涵盖设计、展览、影视、戏曲等复合型文化体验，我很接受这种更符合现代人审美的协同创新，可以说是一种促进阅读消费的范式跃迁。
但这几年大家一直在说的文学作品“IP转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作者来说，最根本的还是要踏踏实实写出好作品，这才是小说的终极意义。
读书周刊：您有许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改得怎么样？您希望《龙凤歌》被改成一部怎样的剧？
胡学文：我的中篇小说《大风起兮》《婚姻穴位》《奔跑的月光》《麦子的盖头》等多部作品，分别被改编为电影《跟踪孔令学》《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个勺子》《麦子的盖头》，都跟原著有差别，但好在都没有被“魔改”。
我不怎么参与改编，有时编剧和导演会征求我的意见，我也仅仅是说出自己的想法，对方采纳与否，我不在意。这和嫁女儿不同，女儿嫁了，仍是自己的宝贝，而小说改编权一旦转让，怎么改，作者无权干涉。而且小说与影视是不同的艺术形式，按作家的意愿改，可能影响票房。当然，我心里是有期盼的，比如《龙凤歌》，我希望改成一部轻松的正剧。
读书周刊：您认为，未来几年，人类的精神食粮会以何种方式存在？未来的趋势会影响您的创作方向吗？
胡学文：这个不好判断，但可以肯定，和AI是分不开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20多年前，我和同事就可视电话探讨过，怎么视、是否可行、需要什么辅助设备，现在看来太可笑了。但不管如何发展，文学不会消亡，阅读的群体仍将存在。而且文学作品是一切精神产品的母体，比如听书、比如影视，不同时期会孕育出不同的新产品，未来还会孕育出更多。
未来的趋势，某些方面肯定会影响我的写作，比如写人与人的交流与交往，“新人”与“旧人”的差别，但作为文学最本质的东西，不会改变。世道人心、命运、情与爱仍是小说探讨的主题。最后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文学为这个世界贡献了极大的想象力。
作家胡学文人到中年，在写作“黄金期”终于动笔写下最熟悉的乡村，回望他记忆深处的人与事。仿佛完成了这项人生议题，他才可以开启新的文学远行。
43万字的长篇小说《龙凤歌》，是一曲为亲人、为自己，也为读者而作的“长歌行”，有关传统乡土，也有关情义与温情。这部作品不同于任何乡村文学，农村生活在胡学文笔下真实细密又如梦似幻，像是一幅笼罩在轻烟薄雾中的唯美风景画，让我们透过四代人近80年生活的时间缝隙，感知时代的洪流与人性的力量。这是新阅读时代，作家馈赠给读者的一份质朴的礼物。
“打月饼”写尽乡村情义
在乡村的人情世故面前，主人公马秋月的母爱也得让步
读书周刊：不知是不是因为快到中秋节了，《龙凤歌》中主人公马秋月为孩子“打月饼”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既精彩又揪心。20世纪60年代，对于这么困难的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做一锅月饼，要走一天路去亲戚家借油，还要托人情向供销社赊红糖，巨大的经济“透支”才做出20个月饼，马秋月又将它们分送亲戚，最终孩子只吃上一两个。您为何花如此多的笔墨详细写这件事？
胡学文：我写“打月饼”的故事，有好几层意图。一是写马秋月的母爱，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寻常事，办成也是很艰难的，但不管多艰难，她都要为了自己的孩子去做；二是写物质的匮乏及这种环境下的人情世态；三是通过分月饼，进一步写人们对情义的看重。在情义面前，马秋月的母爱也得让步。
读书周刊：是啊，中国人重情义，这一点在乡村、在您的故事中尤为明显。
胡学文：特别是过去的乡村，人的情义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也是我们的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就像关羽，因为他重情重义，在民间和庙堂都备受推崇，渐渐由人至神，至今许多地方都有关帝庙。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基本是乡土社会，礼法之外的道德标准更具评判价值。比如评价一个人，会说他值不值得打交道，薄情寡义者会被唾弃和孤立。这应该也是所有生物最宝贵的特质。蒲松龄笔下的狐妖鬼怪那么受人喜欢甚至心疼，原因就在于他们重情。
读书周刊：您曾经生活的乡村也是这样？
胡学文：是啊，在我生活的河北沽源县的村庄，人与人、户与户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没有乡邻就没法生活。每年春季，家家户户都要抹房，就是给没有瓦的房顶抹一层泥，这件事需亲戚和邻居相助，他们中有些人是我家约来的、有些是主动加入来帮忙的。同样，别人家抹房，我父亲也会加入，我稍大些时我也会加入。
每年冬天，家家都要压粉条。压粉条的工具，我们家乡名为“饹饷床”，全村就那么三两件，一户压完后另一户带走。我为了拿回自家的“饹饷床”，跑过六户人家。
我童年对农村的感受，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字，那就是“饿”。彼时我并不觉得苦，反而有许多寻找食物的乐趣。塞外不像江南那般富饶，但也有许多野味，从春天的苦菜、酸柳，到夏天的野葱、野韭，再到秋天的巧瓜瓜，冬天还能捡到被冻死的半翅、麻雀、跳兔等。这么说吧，农村孩子很容易知足。母亲给我和弟弟分炒熟的蚕豆，勺子堆尖一点，心里都感觉极美，感到自己很富有。
现在物质条件好了，一个人不太可能长时间感到饥饿，不和外界有深度往来也可以生活或活着，这样的生活方式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读书周刊：书中的朱光明和马秋月这对夫妇，也是我们城市人无法想象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是一对文艺青年，男的能说会道能拉琴、动手能力很强，女的会画画爱幻想，老年又能创作巨幅剪纸作品，他们经常躺在床上谈天说地、精神交流，这对夫妻基本上算是“soulmate（灵魂伴侣）”，这样的人物真的存在于当时的农村吗？
胡学文：这要从我的写作理念说起。写小说其实就是写人物，塑造个性鲜明、寓意深厚的人物形象一直是我的追求。朱光明和马秋月如果没有这些爱好就成了普通农民，因为这些技能，他们有了不一样的光彩。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否真有这样的人存在并不重要，因为小说是虚构的，不存在的存在于小说而言很重要。
但事实上，这样的人不但存在，而且还挺多的。比如我的父亲擅拉二胡、擅吹笛子；我母亲会画画、会剪纸，她的技能说不上有多么专业，但她是享受的；我的七爷是吹唢呐、说呱嘴（呱嘴是说唱类里的韵诵体，如今几近失传）的高手，他还是唱歌高手，常常引来大批听众。只是彼时没有如今的传播手段，不然他也会是网红。
读书周刊：这些内在世界丰富的农村人，最后也不怎么富有，但他们似乎很沉浸、很享受自己的生活。
胡学文：就拿小说里的朱光明来说，他是我所喜欢的乐观、抗打击能力强的人，他的名字也含有此意，他给妻子“画大饼”，和她一起憧憬从未到达过的美好生活，恰是他乐观不屈的体现。说文雅一点，朱光明是心中有光、有精神信仰的人。同时，我也借朱光明探讨环境和时代的重要性，一个人再有本事，也难和大环境对抗，就如那句话，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猪也会飞起来。
那个时代的真实与梦幻
对自然和对神秘事物的敬畏，使我们从另一个方向认识自己
读书周刊：我用了几天时间看完43万字的《龙凤歌》，久久沉浸于此。能直接与作者分享阅读感受，真是一件快事。这本小说既现实又魔幻，马秋月梦游追白兔、麻婆子讲离奇的故事、老父亲追逐枣红马等场景，被描述得很清晰又很梦幻，如果用一幅画来描绘，那些画面都笼罩在轻烟薄雾中。您这样写的用意何在？
胡学文：你能沉浸到小说中令我很开心。写作有许多快乐，读者的认同是重要的乐趣之一。
农村里，能看见、能说清的事情很多，但也有许多事让人觉得不那么“真实”，也有某些神秘的难以言说不能解释的现象，比如小说中朱灯的“丢魂”“叫魂”，我小时候就经历过。确实经过大人一番“叫魂”的折腾，我晚上就不再哭闹、能睡踏实了。这对他人没有妨碍或伤害，我们不能归之为迷信。人是要有敬畏心的，对自然的敬畏、对神秘事物的敬畏，这能使我们从另一个方向认识自己。
这部小说呈现了两代人的经历，加上“上延下续”，算起来是四代，写时代之变迁、意识之更替。我怕自己太写实了，让小说显得沉闷笨重，所以有意加了些魔幻的东西，既是对神秘事物的探究，也可使小说有轻盈感。
读书周刊：《龙凤歌》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书中翻译的英文名字是ode，是颂歌的意思。以前上海的一本小说《长恨歌》，英文名翻译成“The Song”。但我更喜欢ode的翻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传统的诗歌题材，在浪漫主义诗歌里经常看到这种题材，像雪莱的《西风颂》、约翰·济慈的《秋颂》，华兹华斯的《不朽颂》，本身像一个赞美，提示我们小说在写美好的东西，我可以这样理解书名吗？
胡学文：龙和凤在中国文化里是吉祥高贵的，也是所有人对个人前途及子女未来的期许，所谓的“人中龙凤”就是这个意思。
故事里的朱光明和马秋月因枣红马结下姻缘，诞下一对龙凤胎，他们也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可是在那个家庭里，愿望与现实有了矛盾，故事的助推剂由此而生。成龙成凤的实在寥寥，更多的人其实是走在成为龙凤的路上。不是飞翔，而是半飞或欲飞，这是值得尊重的。
小说里也有对人性的讽刺，所以原来的题目是《龙凤图》，显得中性一些。但主体人物的飞翔姿态是我写作的重点，后来听从《钟山》主编贾梦玮的建议，改“图”为“歌”，更加符合我的写作本意。
乡村与城市的文学边界
生活在农村的主人公，精神层面却是一位豌豆公主
读书周刊：从《有生》开始，您就被打上了“乡土作家”的标签，您的乡土小说和别的作家的乡土小说有何不同？
胡学文：（笑）我不介意别人给我定义为乡土作家，这是评论者的权利。
很多前辈作家写过很多关于乡土的优秀文学作品，珠玉在前，高山仰止。当我开始写作，构思时会想侧重点在哪里。不可否认，怎么写很重要，写什么也很重要。因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物资匮乏的时代，贫穷苦难该不该写？我想这不是我写的重点。很多前辈都写过苦难，像杨显惠，写饥饿和苦难能有人写过杨显惠吗？所以我想写精神、写文化。
别人可能会想，农村有文化吗？当然有，只是呈现的方式不同。乡村可能没有多少知识，但有文化。所以写人的精神生活，写几代女性的精神。当然作者没有必要滔滔不绝，应该由读者和评论家来评判，我觉得他们怎么说都有道理，但作者有时候怎么说都不对。
读书周刊：在当代，乡土小说、城市小说和人物命运小说，可能界限不再那么清晰，因为随着农村和城市人的世界观的不断交流，生活方式正在趋同，写作方式是否也要有所变化？
胡学文：界限确实不那么清晰了，一方面是人不再被固定在一个地方，可以流动，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略去物质条件的限制，可以一天换一个地方。一个乡村人，可能几十年都在城市生活，比如我的许多亲戚，在城市打工二三十年，干不动了就返回村庄，他们的子女多半在城市出生、成长、上学，只会说普通话，故土方言是听不懂的。而一些城市人，一年有数月是在乡村度过的，无须劳作，只是生活。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这种“反向奔赴”，本身就是一种互融。
另一方面，城市化的进程拉近了乡村与城市的距离。写小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写人物，如上所说的人物，如果以户口来界定，可以说得清，若从生活环境来界定，又不是那么清晰。我为什么没把自己的小说定义为乡土小说，原因也在这里。我跟着人物走，人物走到哪里，我便写到哪里。从更大的方面，比如时代发展这个角度说，城市和乡村都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都是快节奏的，相似度更高了。
写作要跟随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至于怎么变，不同的作品应有不同的探索。比如《龙凤歌》上部节奏慢、画面多，下部视角转到城市，我以事件作为叙述的推动力，就是为了让节奏更快一些。
读书周刊：从农村到城市，生活改变了，人的精神层面如何变化？文学评论家黄德海老师对《龙凤歌》的一句点评很有意思，生活在农村的马秋月，精神层面却是一位豌豆公主，您认可他这种观点吗？
胡学文：我认可德海的观点。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年，他有发言权。
书中的马秋月脆弱而敏感，自己给了自己许多压力，她生了龙凤胎，就怕两个孩子争抢，造成不幸，或者生出来的孩子跟爸爸不像，担心别人的流言蜚语，所有的问题都来自她的精神层面，她的内在就是一个受不了一点压力的豌豆公主。她为了缓解压力、寻找答案，特别热衷麻婆子的故事，以前几乎每一个村子里都有一个神婆，他们都是像麻婆子可以缓解别人精神压力的人。
随着乡村人与城市人生活方式的趋近，乡村人的精神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了。一个人家资万贯，另一个人家徒四壁，身份不同，但作为人固有的特质没什么差异，而就精神层面，前者不一定超过后者。小说写时代及社会变迁，人人皆可感知的巨变并不是我关注的，我更喜欢写被他者忽视忽略的细枝末节。
母题同时也是谜题
人生不是玻璃器皿，不可能一目了然，永远有文学的待解问题
读书周刊：有的长篇小说只有某一个作家可以写，比如说关于古琴的《广陵散》，在中国来讲能够写这样的小说的人寥寥无几；还有的长篇小说是任何小说家都可以写的，比如说写父母家庭、日常生活几十年的变迁。《龙凤歌》是哪一类？您写出了别人都写不了的东西吗？
胡学文：写别人写不了的，对作家来说，当然是最好的。有时候我读韩国小说、越南小说，就想看看那边的农民怎么生活。对于大家都可以写的，就看看别人怎么写。现在的作家，尤其是更年轻的作家，其实很少说你拥有的生活和经验是别人没有的，只不过个人的感受不同，所以怎么去写就很重要。
不同的文学作品，与生活的距离是不同的。《有生》和我的距离远一些，《龙凤歌》和我的距离近一些，这是文学和生活的距离。文学和生活可能离得远，但作家是藏在或者潜伏在这个人物身上的，写任何一个人，作家必须要体会那个人的感受才可以写出来。我是个男性，在小说当中我也可能是女性，我可能是好人，也可能是坏人。我说过，要进得去出得来。进得去，才能写得出来；出得来，才能完成角色转换。
读书周刊：您说《龙凤歌》写的是您早年乡村生活的缩影，里面的人物都是生活中的“熟人”，许多作家把“自己的生活”作为写作的起点，为何您到中年、在写作的成熟期才写最熟悉的生活？
胡学文：这个问题很好。我年轻时写作，觉得想象更重要、更宏大，对自己更有意义，人生走到50多岁，意识到还没写过跟自己特别相关、特别亲近的人和生活，所以动笔写《龙凤歌》，似乎是对我前半段人生的一次总结，完成了这个“任务”，又可以再度远行了。
当年我写完《有生》，没有一点疲劳的感觉，反而意犹未尽，但《龙凤歌》杀青，我略有些累。虽然不用特意“进到故事里”，但这个熟悉的体系太过庞大、枝叶也更繁杂，我要不断做减法，所耗费的精力和情感似乎更多。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会休整一下，写些中短篇小说，暂时没有长篇写作计划。
读书周刊：在您的作品里，有些事情很大，但您的笔触很轻盈，也有克制，文字背后是您对人生的认知方式吧？
胡学文：我对人生的认知始终在变，这和年龄、阅历有关。古人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首先强调年龄，为什么呢？因为年龄意味着经历，经历了才有见识或感悟。以前对一些事情始终存在困惑，没有置身其中，仅仅是旁观，想不明白也想不透彻，而到一定年龄自然就醒悟了。这背后其实还是见识和感受的问题。
一个人的认知方式，绝不仅仅与自己有关，也与周边的人有关。作为写作者，还与笔下的人物有关。人生不是透明的玻璃器皿，不可能一目了然，只能说部分看明白或想明白，这是文学母题也是文学谜题，永远有待解的部分。
这种认知对文学表达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文学理念上，以轻写重，四两拨千斤，个人以为这样更有力度；二是在具体的人物塑造上，我竭力写出人物的复杂性及其根源。比如《龙凤歌》中的杨疙瘩，他不是良善人，但也不是恶棍，而是体现了复杂的人性。
文学场景有时代新定义
文学的本质不会改变，它为世界贡献了极大的想象力
读书周刊：上个月举办的上海书展人潮涌动，给人很多启发，“阅读+”场景似乎二次定义了“阅读”行为，书卷中的信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与大千世界感性关联，想象空间又可以带来具身美学体验，而“读者”身份也正在被重新梳理，长篇小说在新的消费场景中是否有优势？
胡学文：据我所知，如今读长篇小说的人依然很多，书的销量可作为依据，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每年都有相当的销量，读长篇小说的读者更喜欢读有价值的文学经典。
新技术给文学作品带来更多新场景，涵盖设计、展览、影视、戏曲等复合型文化体验，我很接受这种更符合现代人审美的协同创新，可以说是一种促进阅读消费的范式跃迁。
但这几年大家一直在说的文学作品“IP转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作者来说，最根本的还是要踏踏实实写出好作品，这才是小说的终极意义。
读书周刊：您有许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改得怎么样？您希望《龙凤歌》被改成一部怎样的剧？
胡学文：我的中篇小说《大风起兮》《婚姻穴位》《奔跑的月光》《麦子的盖头》等多部作品，分别被改编为电影《跟踪孔令学》《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个勺子》《麦子的盖头》，都跟原著有差别，但好在都没有被“魔改”。
我不怎么参与改编，有时编剧和导演会征求我的意见，我也仅仅是说出自己的想法，对方采纳与否，我不在意。这和嫁女儿不同，女儿嫁了，仍是自己的宝贝，而小说改编权一旦转让，怎么改，作者无权干涉。而且小说与影视是不同的艺术形式，按作家的意愿改，可能影响票房。当然，我心里是有期盼的，比如《龙凤歌》，我希望改成一部轻松的正剧。
读书周刊：您认为，未来几年，人类的精神食粮会以何种方式存在？未来的趋势会影响您的创作方向吗？
胡学文：这个不好判断，但可以肯定，和AI是分不开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20多年前，我和同事就可视电话探讨过，怎么视、是否可行、需要什么辅助设备，现在看来太可笑了。但不管如何发展，文学不会消亡，阅读的群体仍将存在。而且文学作品是一切精神产品的母体，比如听书、比如影视，不同时期会孕育出不同的新产品，未来还会孕育出更多。
未来的趋势，某些方面肯定会影响我的写作，比如写人与人的交流与交往，“新人”与“旧人”的差别，但作为文学最本质的东西，不会改变。世道人心、命运、情与爱仍是小说探讨的主题。最后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文学为这个世界贡献了极大的想象力。
